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正在拜谒东陵的清仁宗收到急奏，本应存放于兵部库房的行在印信及印钥、钥匙牌全部不见了。煌煌天朝的部堂大印居然被偷了，这让仁宗感到无比的尴尬和羞恼。

注：清朝官印实行“堂印”和“行印”双印制。“堂印”在衙门使用且不能离开衙门，“行印”专供主官外出公干时携带使用。为了区别，“行印”在官称之前加刻“行在”二字，因此也被称为“行在印信”或“行在关防”。印钥指存放官印的印箱锁钥匙，钥匙牌是印钥对应的标识牌。

愤怒的仁宗不待案件查明、也不待回京就先给出了处罚结果。兵部尚书戴联奎、左侍郎常福、曹师曾摘去顶戴并降级停职，主管兵部的大学士明亮撤职、降五级。

同时仁宗也不怎么相信兵部的初步调查结论 -- “被盗”。

兵部行印和武选、职方等司行印以及知武举关防，日常是贮藏于仓库同一个大木箱中。但三月初七调出印信时（随仁宗拜谒皇陵）发现，除了兵部行印、印钥、钥匙牌丢失，同箱以及同库的其它物件并无丢失。除此之外，装印的印箱也没丢，被抛弃在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 – 旧稿堆上。

各印存放一处，为何只偷兵部行印？虽然只有兵部行印是银制，但不代表其它铜制印信就没有盗取价值。而且偷印之后为何要把印箱单独扔在高处？更重要的是钥匙和钥匙牌与行印并未存放在同一处，窃贼是如何在库中翻找又不让库丁察觉？

迷惑不解的仁宗，觉得这个案子有蹊跷。于是他谕令庄亲王绵课会同刑部，严审兵部守库人员。

绵课只花了两天就完成初审。不是他办事效率高，而是他只审问了负责行印进出库管理的兵部堂书鲍干一人。

鲍干供称，兵部行印在去年（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三，皇帝秋围返京后就由他接收入库并与各司行印、关防等同贮一箱。除了九月十三日堂书周思绶请领知武举关防（十七日返还）之外，再也没动过那箱印信。直到今年三月初七请领兵部行印时，才发现遗失。

根据这份口供，庄亲王绵课认定是外贼潜入盗取，建议步军统领衙门在京师及周边展开搜查。

只是他的奏报，不仅未让仁宗解疑，反而愈发觉得此案有隐情。仁宗觉得一般的毛贼怎敢去偷兵部库房，而且这么大的案子就审一个人不是太儿戏了么？因此他又谕令庄亲王抓捕去年领交印信的相关书役和周思绶，严查严审。

但是至四月初三仁宗返回京师，审讯并无任何进展。王公大臣们的“无作为”，又戳中了深刻在仁宗心中的伤疤 – “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一伙天理教教徒在京师发动起义并杀入紫禁城。起义的伤害很小，但被嘉庆视为奇耻大辱，他在罪己诏中称“唐宋明未有之变 ...... 较之明梃击一案，何啻倍蓰”。

更让仁宗吐血的是，事后调查发现朝廷有的是机会将此事消灭于萌芽状态。天理教前几年在北京地区兴起时，虽然各种闹腾，但是各级官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及不做事就不犯错的心理，对天理教的种种活动既不管理也不上报。

天理教发动起义前，已经有不少人上报了天理教将异变的消息，只是王公大臣们互相踢皮球、推诿拖拉就是不处理。如豫亲王接到告密时说：“急什么，等皇帝回来再说”。（嘉庆当时在承德返回京师的路上）

被刺激的仁宗，不仅怒斥庄亲王和参审官员“疲玩成性、互相推诿”，还将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刑部尚书英和等官员罚俸半年，其他承案官员罚俸一年。并要求绵课、曹振镛、英和以后每天必须到堂审理案件，“早去晚归、不可懈怠”。

然而绵课等人觉得案子就是这么回事儿，后面每日到堂也是喝茶聊天，案子仍然没有进展。而且绵课还玩了一手以退为进，申请将此案审理往上再抬一档“会审部议”，实际是想撂挑子。没想到这一下，反而给案子带来了转机。

看到绵课的奏请，仁宗被气得不行。他表示即便把绵课等人全部罢斥，也得审出实情，绝不能另委他人，助长疲玩之风。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仁宗谕令绵课先行拔除花翎、曹振镛降为二品顶戴以作惩戒。

除此之外，仁宗给他们立下军令状。五月初五之前查出人犯或起获行印。否则初六自己必降旨严惩。

面对仁宗的怒火，绵课怕不怕不清楚，但是刑部的参审官员们是怕了。为了自己的前程，纷纷撸起袖子认真干起来，并拿出了压箱底的手段 -- 上大刑。

很快鲍干扛不住了。改口招供称，去年收印的时候没有开箱查验，可能在秋围过程中或者返程的路上就丢了 ……

绵课将大印“被盗”的新证据上报后，仁宗还是不信督令继续严审。

因为兵部行印外调时会配正、副两个印箱（外形一样），但是印匙和钥匙牌只有一副。如果是秋围时遗失，那么正箱、印匙、钥匙牌，应该和行印一起丢失。九月初三上交印信时，副箱就无法上锁。鲍干如果不参与，这么明显的破绽他会看不出来？

果不其然四月二十三日，有了新的供词。

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在秋围返京途中，负责看印的书吏俞辉庭因熟睡失警，致行印连同印箱被盗。俞辉庭为避祸，贿赂堂书鲍干帮忙将空的副箱混入库房。而鲍干则利用司员庆禄、何炳彜怠于督察的习惯，轻松将已失窃的行印“入库”。

今年二月听闻刑部堂官将携行印随皇帝拜谒东陵。为防事情败露，鲍干和俞辉庭就贿赂当值书役莫及戈私开库房，进去伪造了行印失窃假象（放那么高是想其他入库人员早点发现）。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之后仁宗又数次谕令直隶总督方受畴在古北口、巴克什营至密云（秋围返回的路径）一带查访，但毫无结果。最终不得不下令重铸兵部行印了事。

在嘉庆实际执政的二十二年里他一直励精图治，不仅未能开创盛世，大清反而江河日下。为何会这样？这个案子其实就包含着原因，皇朝上下“因循疲玩”已深入骨髓。

康雍乾三帝将皇帝集权到最大值后，也让皇帝成为了皇朝的唯一责任人。权力被彻底束缚后，效率、成败对于官员们都不重要了，不自己拿主意、唯皇帝之命是从才是基本要求。

在这种氛围下，无皇命不主动找事、不当出头鸟、不做事就不会犯错等等就渐渐成为了官员们的普遍习惯，“因循疲玩”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所以嘉庆八年，一个小民都可以持刀在神武门当着上百大内侍卫的面追杀皇帝 。官员们得知乱党将攻打皇城后也淡定自若、视而不见，反正不是打自己家，先静观皇帝态度 ……

集权既是皇帝们的目的，也是他们的悲哀。皇帝成为了掌权的“寡人”，臣子们也自甘成为不提不动的“木偶”。这种环境下皇帝一个人努力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个人改变不了一个皇朝。有时候不能不感慨仁宗的艰难，别说中兴，能撑着就已经很不错了。

最后这个近乎抽皇帝、朝廷耳光的案子，仁宗也没对涉案官吏处以极刑来泄愤。主犯俞辉庭、鲍干、何炳彜、庆禄等，都是依大清律革职流放。换做他父皇，至少斩监侯，爱新觉罗·颙琰不愧为“仁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