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延安时期的一对儿才男才女，舒同和石澜，最终选择了离婚。

这一年，石澜66岁，舒同77岁。

两个人从战争年代到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一起走过了40年的婚姻生活，却在晚年遇到了婚变。

当时组织上以及两人的子女，都曾竭尽全力地劝说，希望帮助两人挽回这段婚姻，但都无济于事。

法院调解无效，只好准予离婚。

在离婚判决书上，石澜提笔写下了8个大字，就此送别了两人40年的婚姻。

两年后，79岁的舒同再婚，娶了比自己小二十岁，曾化名蓝天，在抗日根据地有“苏北美人”之称的传奇革命女性王云飞。

1997年，已经81岁高龄的石澜深深反省了这一段令她难忘的经历，她坦言：“一个人在晚年遇到婚变，这是一种不幸，彼此都是痛苦的……”

那么，石澜当年在判决书上究竟写了什么？她和舒同为什么离婚？二人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1916年，石澜出生浙江，原名施莲，自小接受教育，曾加入国民党，抗战爆发后对国民党的态度彻底失望，毅然奔赴延安。

1938年，到延安后，石澜先后入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和延安抗大学习，并在1939年年初学习结束后，担任抗大职工大队文化教员。

1939年4月，石澜加入中国共产党，经组织上安排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继续深造，后又考入中央研究院。

也就是在这期间，以“梅洛”笔名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上发批判文章的石澜，引起了舒同的关注。

这时的舒同，已经是延安有名的才子，写得一手出神入化的毛笔，被毛主席送予了“马背书法家”、“党内一支笔”的雅号。

对“梅洛”十分好奇的他，利用晚饭后到延河边散步的机会，特地去见识。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梅洛”是个女子。两人如同知音，越聊越投机，舒同被石澜的才貌深深吸引，就这样在延河沙滩对石澜一见钟情了。

在遇到石澜之前，舒同曾有过两段短暂的婚姻。

第一段是传统婚姻，父母之命，女方是比舒同大4岁的前清秀才之女魏笑蓉，后来舒同参加革命活动，起义失败逃亡后，魏笑蓉投河自尽。

第二段是革命婚姻，女方是比舒同小15岁的方林，两人在晋察冀边区相识，后来因为舒同去了延安，而方林选择留在前线，再加上孩子因病夭折，两人解除了婚约。

此后，许多人为舒同介绍，但舒同都不太满意，一直到他遇到石澜。

和石澜自延河沙滩分别之后，舒同便开始“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石澜最终被这位才子的热忱和那一手洒脱深厚的字体打动，芳心暗许。

终于有一天，舒同主动向比自己小11岁的石澜表了白，并向石澜坦白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两段短暂而失败的婚姻。

26岁的石澜勇敢地接受了舒同的爱情，在经过两个多月的热恋后，1942年9月1日，中央党校为舒同和石澜举行了庄重的婚宴，校长彭真担任了婚礼主持。

1944年春，舒同赴山东开展敌后斗争，石澜紧随其后。

在此后的战争岁月，身为中共山东分局秘书长的舒同，奔波在前线阵地，到处游击，石澜则拖儿带女，随夫同行。

这段时期，他们一家人居无定所，无以为家。

石澜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

我们没有家，总是带着衣服和被褥，一手握住枪，一手抱着孩子东奔西走，居无定所。偶尔在行军途中，夫妻意外相逢，我们总是又惊又喜地拥抱在一起，尽管多是短短的几个小时的聚会，但我们夫妻的感情却是浓烈而真挚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舒同和石澜夫妻俩离开山东，来到了上海。

石澜脱下军装，进入华东军政委员会担任人事局宣教科科长，舒同则任华东局常委、宣传部长和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又兼任《解放日报》的总编和社长。

尽管两人的工作依旧繁忙，但总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1954年，舒同再次被中央派到山东工作，出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石澜随着丈夫一同回到了山东，成了舒同的政治秘书。

1963年，舒同调任陕西省委书记，石澜随后也调到了陕西。

后来，两口子共同经历了一段风雨岁月。

这期间，身为省委书记时对家庭琐事、子女、家务向来奉行“无为而治”的舒同，也开始需要自己上街买粮买菜，洗衣做饭，再加上子女不在身边，因着这些琐事，两口子经常发生口角。

1977年秋，舒同到中央党校学习，两口子见不着面，没了争吵的条件。

1978年，舒同到北京军事科学院任职，根据规定，疏通可以提要求，让妻子石澜随军，但是舒同秉持不给组织上添麻烦的原则，一直未做此要求，而石澜也没提过，就一直独自居住在西安。

这期间，夫妻两人只能进行书信往来，倒也重新体会了一把当年热恋时期的笔友岁月。

信中，舒同不时也表达了西安陋巷中的家的眷恋，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夫妻二人“笔战”升级，晚年婚变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82年，舒同提出了离婚，而石澜性格倔强，自尊心强，也丝毫不退让，二话不说就应了下来，两人任谁也不肯让步，就这样结束了40年的婚姻。

对于这段晚年婚变，石澜后来进行了深深反省，隐约道出了两人互不退让，坚决离婚的真相，她说：

“我和舒同40年夫妻生活，有恩恩爱爱、相濡以沫的一面，亦有时常吵闹的一面。但是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大的怨恨，只是出自误会或性格不合。作为夫妻，本应互相尊重和多沟通理解，而我性格比较刚烈，采取了不适当的方法来处理，向组织写控告信反映，这把舒同激怒了。当舒同提出离婚时，我们的子女曾竭力挽回，无奈两人谁也不愿让步。法院调解无效，只好准予离婚。在判决书上，我写下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个字，就这样送别了我们40年的婚姻。”

1984年，舒同和石澜离婚两年后，经人介绍，迎娶了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王云飞。

这一年，舒同79岁，王云飞59岁。

王云飞也是一位传奇的革命女性，她15岁即参加八路军，后又转入新四军，曾在反“扫荡”中欲以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相关事迹被载入了《红旗飘飘》，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老战士。

另外因为长相貌美，在抗日根据地时，化名蓝天的王云飞还曾有过“苏北美人”之称。

新中国成立后，王云飞曾在华东局组织部等部门工作。

除了和舒同的这段夕阳恋之外，王云飞还曾有过一段轰动一时的婚姻，那是1950年，25岁的王云飞嫁给了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盛毓南。

盛毓南出生有名的盛氏家族，是“中国近代工业之父”盛宣怀的后人，是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的原实际控制人。

王云飞和盛毓南婚后共育有二女一子，长女王晓飞和儿子王征都随母性，二女儿盛小宁随父姓。

王征

儿子王征现是荣丰控股董事长，据他回忆，生父是很洋派的人，婚后感情不佳，与母亲分居，后来离异。

王云飞和舒同结婚后，迁居到了北京，而王征和继父舒同相处得也比较融洽，曾形容继父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人”。

1992年，舒同病重住院，王云飞陪伴左右。

石澜得知消息，念及40年难能可贵的夫妻情谊，赴京看望，王云飞热情地接待了她。

舒同书法作品

从王云飞口中，石澜得知了舒同患的是脑软组织软化症，他的记忆力正逐渐减退，意识模糊不能说话，已经住进了301医院。

说罢，石澜又赶到了医院。

病床前，石澜看着不能言语舒同，不禁泪眼朦胧，而舒同就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这对儿延安时期好上，晚年又经历了婚变的前世夫妻，此刻，似乎已经将离婚时的不愉快和隔阂抛诸脑后。

石澜慢慢俯下身子，冲舒同轻轻呼唤道：“舒主任，舒主任，我来看你了啊！”

说话间，石澜又伸手颤颤巍巍地摸了摸舒同已经麻木的肢体。

而原本在众人眼中已经无法动弹的舒同，眼角突然涌出一串泪花，并抬起了手，抚上了石澜的脸颊，在场的人们不禁为眼前这一幕所动容。

1998年5月27日，舒同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所幸临终前，舒同同曾经风雨同舟40年的前妻石澜化干戈为玉帛，而再婚夫人王云飞在舒同走后第12个年头也离开了人世，两人最终合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素材来源：

赵连军　新四军历任首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13）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

杨闻宇《红色婚姻档案》昆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