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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的“巫蛊之祸”，是一起震骇汉廷朝野内外的大冤案，这起冤狱持续时间之久、株连之广、影响之深，皆堪称西汉之最。

经过“巫蛊之祸”的扫荡，太子势力几被消灭殆尽，幸存的人员也只能苟且活命而已。然而，冤案毕竟是冤案，若坐视不理，难弥天下人之口。后来武帝曾为太子冤案进行过平反，如筑思子宫、建归来台、族灭江充家和苏文等人，但未及彻底展开，武帝便溘然长逝，平反工作也随之草草收场。

以情理而言，伴随昭帝的成长，君主权力应该逐渐加强，而辅政大臣霍光的权力则应不断减弱，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随着时间的推移，霍光权力渐次扩展。武帝临终时的托孤大臣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分别于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死去，大大便利了霍光独揽大权。

这种君主幼弱、霍光权移主上的现实，使武帝苦心经营的君主高度集权的体制，受到严重的冲击，也大大削弱了君主权力的神圣性。

同时，这种政治环境也成为“易君禅位”谶言崛起的温床。霍光以臣侵君的行为不仅不会为儒家思想所颂扬，而且会引起朝中大臣和诸侯王的不满，然而他们又无法改变时局，于是便转向求助“天命”理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

认为灾异叠现正是汉帝当“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自退百里”的征兆，在他们看来，只有易君禅位，才会结束臣强君弱的局面，开创新的统治局势，这正是元凤三年“公孙病已立”谶言出现的思想根源。

事实上，自武帝以降，君弱臣强之局几成不可逆转之势，且愈演愈烈，易君禅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直至王莽代汉而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昭帝之死，原因不明，然而昭帝无嗣和“时体不安”无疑又助长了“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出现。

昭帝“（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皇后时“年甫六岁”，帝长后六岁。

《汉书》卷九十七《孝昭上官皇后传》载：

“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

《汉书》卷六十《杜延年传》亦载“昭帝末，寝疾，征天下名医”。假如皇后十岁便能生育，即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此时昭帝当为十六七岁左右，由此可以推断，昭帝自那时起，身体状况便不甚良好，其英年早逝实为理所当然之事。

吕思勉先生认为：

“昭帝之亡嗣，霍氏为之也。”

意为霍光欲令其外孙上官皇后擅宠有子，听人“言宜禁内”，令宫人皆为穷绔多其带，从而使“后宫莫有进者”所导致，笔者认为，昭帝绝后，实与昭帝身体状况不良有关，与霍光并无多大关系昌。

邑王刘贺被废后，继立者不是别人，而正是戾太子刘据孙刘病已，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霍光之所以拥立宣帝，不仅仅因为宣帝起自民间，根基薄弱，易于操纵，还因为宣帝有当为天子的谶言征兆。拥立宣帝既可上承天意，又符合自己的心愿。

当然，“公孙病已立”谶言，难脱人为鼓噪的因素，但它毕竟在论证宣帝即位的合法性中加入了一个重重的筹码。宣帝即位，本身又证明了“公孙病已立”谶言理论的神奇魅力，这为后来王莽的代汉受命等活动埋下了隐患。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夏四月，汉昭帝薨，时年仅二十一岁，无子。

终昭帝一朝，随着诸侯王反对霍光和昭帝的斗争渐趋平息，霍光擅权之局逐步生成。

然而元平元年夏四月，年仅二十一岁的汉昭帝无嗣猝崩，却将霍光与群臣、诸侯王之间一度平息的矛盾斗争重新激活，使霍光业近确立的擅权之局受到新的挑战。

《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载：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幼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

即日派人迎立昌邑王。由此可知，尽管霍氏势力已遍布朝野，可左右宫廷内外，然而对群臣所议，仍有所顾忌。

广陵王“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恐怕仅仅是霍光不愿拥立他的借口而已。

《汉书》卷六十三《广陵厉王刘胥传》载：

“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

卷七《昭帝纪》载（胥）“行骄慢”。除力能扛鼎之外，广陵王胥的秉赋爱好与武帝几无二样。

“巫蛊之祸”后，武帝未立燕王旦和广陵王胥的真正原因在于，旦、胥皆已羽翼丰满，武帝不愿再立一个能威胁自己统治安危的成年皇子，养虎为患。如果说，燕王旦、广陵王胥不为武帝所立，是时局使然的话，那么昭帝无嗣而薨后，立广陵王则为水到渠成之事，因为此时燕王已死，武帝之子仅存广陵王而已。

然当群臣“咸持广陵王”时，霍光却惴惴不安，原因何在？

（1）广陵王与霍光、昭帝之间素存芥蒂，不甚友善。

昭帝初立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女须泣百：‘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钱，使祷巫山。”

由此看来，广陵王始终对昭帝心怀不满，同时也对专擅朝政的霍光心存怨怼，对此，霍光是有所察觉的。

昭帝初立之时，燕王旦蠢蠢欲动，扬言“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煽动天下，旨在不臣，为了安抚广陵王和宣示新帝的恩泽，在益封燕王旦的同时，也不得不“益封胥万三千户”。

元凤中（即燕王旦伏诛两三年后），昭帝又一次厚加封赏，“复益万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千斤，安车驷马宝剑”。

诚然，昭帝和霍光对广陵王刘胥的两次厚赏，均宣示了他的恩惠，而更为重要的是出自对政局的透彻理解，为安抚广陵王而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笼络策略而已。

（2）广陵王于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获封，时至此时已长达四十四年之久，有了一定的政治势力和治国经验，立其为帝，显然不会轻易控制他。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霍光才“内不自安”，采纳一无名郎官“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的建议，与丞相杨敞匆忙商定，以太后之名，派人火速征立昌邑王。由此可见，昌邑王被立，完全是霍光为了排斥广陵王、压倒群臣而使出的一招杀手锏而已。

即位仅二十七日的昌邑王因何而废，史家持论不一。有人认为昌邑王因“行淫乱”而被废；也有人认为昌邑王被废主要是：昌邑群臣与霍光势不两立，密谋铲除霍光，反而为霍光抢先下手，“行淫乱”仅是遁词而已。

昌邑王之所以被废，症结所在就是昌邑王不愿充当霍光的傀儡，为了尽早扭转霍光控制朝野的局面，乃与其心腹谋策铲除霍光。事情败露，结果为霍光抢先得手，“行淫乱”只不过是霍光掩饰其以臣废君行为的堂皇理由而已。

《汉书》卷八《宣帝纪》载：“癸巳，光奏王贺淫乱，请废。”

卷六十三《昌邑哀王刘髆传》载：“王受皇帝玺绶，袭尊号。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大将军与群臣议，白孝昭皇后，废贺归故国。”

卷六十八《霍光传》载昌邑王刘贺“即位，行淫乱，光忧懑…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

三处记载昌邑王“行淫乱”之罪名，皆为霍光所奏定，并且首言昌邑王“行淫乱”者亦为霍光，这使人不得不怀疑昌邑之罪的真实性。

若果真昌邑王行为不端，难承宗庙，在霍光率先向昌邑王发难时，群臣不应惊愕失色、面面相觑；若果真昌邑王行为淫乱，应该能从犯颜直谏的郎中令龚遂的谏词中窥知端倪，然察龚遂几次劝谏所言，皆无认为昌邑王行为淫乱的丝毫意思。

《汉书》卷九十《酷吏传·严延年传》载：

“是时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废立，亡人臣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廷肃焉敬惮。”

若昌邑果真行为不端，宣帝初立之际霍光权倾朝野，此时，仅为侍御史的严延年又岂敢指陈霍光以臣废君的“不道”行为呢？

此次上奏虽未被采纳，但从“然朝廷肃焉敬惮”一句不难窥知，严延年行为获得了“朝廷”赞同，由此也反衬出“昌邑被废”一事多少含有冤屈的成分。

换言之，“行淫乱”绝不是昌邑被废的真正理由。

昌邑王即位后到底采取了多少政治举措，史载不详，但以下几项举动却值得注意：

（1）大力培植私已势力。

《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载：

“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

显然，其目的在于扩展其属官势力，力图改变霍光党羽“根据朝廷”的格局。

对昌邑王的这一举措，亦可从太仆丞张敞的谏书中得到印证，《汉书》卷七十六《张敞传》曰：“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辈先迁，此过之大者也。”

（2）“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其目的在于通过改变调兵符信，收夺为霍氏独掌的调兵权。

（3）私自拜祭先父昌邑哀王髆。“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

“昌邑王贺以侄子的身份，过继来接昭帝的统嗣，在皇位缵序中，他已是昭帝的嗣子，应割断与昌邑一系的昭穆关系”。

然刘贺公然自称为昌邑哀王髆嗣子，意味着否认与昭帝上官皇后的母子关系，暗示出对昭帝时期霍光专擅朝政格局的不满。

（4）筹策铲除霍光计划。

昌邑被废，群臣以“亡辅导之谊”而遭霍光悉诛之时，昌邑群臣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在昌邑被废数年之后，贺与故扬州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万世曾问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曰：“然，失之。”

昌邑群臣之所以号呼市中，昌邑王之所以悔言“失之”，皆因未能把握时机，不曾“早杀光等”，反而为霍光抢先得手。

由此可推知，昌邑即位后，便密谋了铲除霍光等人的计划，而政治嗅觉格外灵敏、心腹遍布朝野的霍光对此早有察觉。正是昌邑王以上几项举措，使得霍光坐卧不宁，决心废黜之。

霍光初立昌邑王的用意，一是绝广陵王称帝之路，二是希望昌邑王能俯首听命，便于自己专擅朝政。

然而即位后昌邑王的一举一动，却使霍光的计划落空了一大半，因此可以说，废昌邑，是霍光的在弦之箭，不得不发。但是，霍光的行动计划并不甚周详。

一方面，在废黜昌邑王时，并未选好继任新帝，以致使西汉无君达二十七日；另一方面，谋废昌邑群臣之举已有人察觉。

《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载：

“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夏侯）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诏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以此益重经术士。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

昌邑被废，实与处理夏侯胜事件不当有关。昌邑群臣二百余人与霍光党羽势不两立，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作着打倒对方的准备，夏侯胜的“臣下有谋上者”之语，使昌邑王和霍光二人惊心动魄，昌邑未听夏侯胜进谏，对霍光的行动失去了警惕，然而霍光却以此为诫，加紧了废黜昌邑王的行动。

可以说，霍光能于匆忙中废黜昌邑王，正是当时事态发展迫在眉睫，不容有片刻懈怠所致。

废黜天子，事关重大，霍光先“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接着又“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最后又挟持丞相杨敞参与。

在废黜昌邑王时，田延年以樊哙之勇，离席按剑，曰：

“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

而霍光却谢口：

“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

霍、田二人一唱一和，废黜昌邑王一事之主谋，昭然若揭。

《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载群臣联名奏请废黜昌邑王时，条数昌邑罪行连篇累牍，而这些罪状“皆不足信”，如：

“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

二十七日，除去受玺、解玺两日，仅余二十五日，平均每日征发四十五事余，若再除去夜间时间，则平均每小时当征发近四事，如此高速度的征发，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仅如此，甚至连“出买鸡豚以食”这些名副其实的鸡皮蒜毛的小事都罗织起来，构成其所以被废的罪状，这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对于霍光废立昌邑之举措，学人有不同之看法。

王夫之认为：

“昌邑之废，光之不幸也。始者废长立少，不择而立昌邑，光之罪也。”

吴恂《汉书注商》则认为：

“武帝六男，昭帝崩时，独有广陵王胥在，然胥宿行不轨，先帝所不用，而戾太子、燕刺王，并先有罪自杀，齐怀王无子国除，故为昭帝置后，舍昌邑哀王髆之子贺，将谁属乎？至若王贺素行，霍光岂能尽知？即有所闻，或以为告者之过，此而为之不学，光不受也。班氏所云‘不学无术’者，以其不知伊尹废太甲之事耳。”

王夫之所谓霍光“不择而立”，似难成立，昌邑被立，不是霍光“不择”，恰恰相反，正是霍光出于洞悉时局后加以“选择”的结果；而吴恂所谓立昌邑实乃出于“舍贺而无他人”的无奈选择，恐怕也未必是史实，并以霍光不知“王贺素行”而为霍光废王之举开脱，亦无道理。

在废立昌邑过程中，霍光始终是以个人的政治利益为前提的，只要昌邑即位后能甘为傀儡，任霍光专擅朝政，纵使昌邑王再怎么行为不轨，恐怕霍光也不会多加干涉的，更不会旋立旋废的。

综上所陈，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年仅二十二岁的昭帝的无嗣突崩，不仅打乱了西汉皇室内部正常的统治秩序，而且使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与群臣、诸侯王之间一度平息的矛盾斗争再次激烈化。

为了使业已确立的专擅朝政之局免受冲击，霍光权衡利弊，力排众议，辅佐昌邑王刘贺登临大宝，然而即位的昌邑王并不愿充当傀儡，为了尽早扭转霍光控制朝野的局面，乃与其心腹谋策除去霍光，结果谋泄，反而被霍光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所废黜。

这就是昌邑王被废的真正原因，史书所言昌邑王因“行淫乱”而遭废黜的罪名，只不过是霍光等人巧为罗织、掩人耳目的幌子而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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