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所说的“金三角”，是指位于缅甸、泰国和老挝三国边境地区的一个三角地带，因该地区长年盛产毒品、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产地而闻名。

上世纪60年代初，在缅甸“金三角”地区爆发了一场由中缅两军携手的“联合勘界警卫作战”，我军深入缅甸境内百余公里，歼敌740人，其余斩获颇丰。

不过，此次打击的对象并非毒贩，而是盘踞在该地区的国民党残军。

此次“联合勘界警卫作战”，是我军战史上一次特殊的、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

那么，此战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呢？具体经过又是怎样呢？

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中缅边界的历史问题。

中缅边界的历史问题

由于中缅两国在历史上的关系十分友好，所以就没有划分出明确的疆界。

但任何人都知道，对于两个接壤的独立主权国家而言，疆界不明确不仅会导致两国边界纷争不断，还会给外部势力趁机侵占两国土地找到借口。

清朝光绪十一年，英国殖民者就曾利用中缅两国疆界划分不明确的情况，疯狂侵占中国领土，扩大殖民地。

缅甸独立后，西方势力又借此挑拨中缅两国的关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而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那条——“1941年线”。

众所周知，1941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在此情况下，同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英国，却以关闭滇缅公路相威胁，同中国政府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边界线，将班洪和班老辖区的一块土地划入了英国的殖民地。而这就是所谓的“1941年线”。

由于该界线上没有设立界桩，所以后来缅甸独立后，就顺势继承了这一协定，而这条“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便被划归缅甸的掸邦。

除此之外，位于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尖高山以北的一段等都没有确定疆界，所以一直以来，英国殖民者就经常在这些地区制造争端，甚至还在1911年的时候武装侵占了片马地区，一手炮制了“片马事件”。

“片马”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唐朝开始，该地区就属于中国政府管理，但由于过去这段边界始终没有划定，所以便给了英国殖民者侵占之口实。

除了外部势力趁机入侵外，中缅两国也曾因疆界问题发生过冲突，1955年的“黄果园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黄果园”位于中缅边境尚未定界之处。

1955年11月初的一天，因这天大雾弥漫，中国边防军与缅甸边防军的前哨部队在此发生了误会，双方都开了枪。

该事件发生后，缅甸的《民族报》故意歪曲事实，指责我军入侵缅甸，并把两国正在协商的边界问题全部公开。

由此，中缅边境的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不仅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趁机大做文章，不仅极力渲染中国对外扩张，还支持马尼拉条约国大搞军事演习，制造紧张空气，从而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黄果园事件”的发生，使中缅双方不得不进一步加快边界的勘查定界工作。

然而，就当时的边界局势而言，中缅双方想要尽快确定疆界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一带盘踞着一支国民党残军，他们在缅甸侵占了相当于几个台湾省面积的土地，并长期威胁着两国边界的安全。

所以，中缅双方想要使联合勘界工作进展顺利，首先就必须要歼灭这支国民党残军。

可问题是，国民党残军为何会出现在缅甸呢？

国民党残军何故出现在缅甸？

1950年3月，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第八军237师709团800余人从云南逃出了国境线。至此，国民党的最后一支部队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然而，这支残军外逃后，并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在团长李国辉的带领下，一路来到了位于缅甸东部大其力市。在这里，李国辉遇到了国民党第二十六军93师278团副团长谭忠，以及他率领的600残兵。

两人经过密谋后，认为凭借手中的1500余兵力完全可以在“金三角”立足，更何况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游击战宝地。

于是，他们迅速拉起了队伍，并将部队改名为“复兴军”。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部队规模竟迅速扩充到了3000多人。

对此，缅甸政府也曾一度想剿灭这股残军，但均以失败告终。

当此消息传到台湾后，蒋介石更是兴奋不已的，当即召见了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命他迅速前往缅甸统率“旧部”，同时指示拨给“复兴军”一定的经费，帮助其发展壮大。

不仅如此，正在进行朝鲜战争的美国为了遏制和颠覆新中国，也对逃亡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给予了很多援助。

据记载：从1951年4月起，美国政府每个月对该残军提供20万泰铢的援助，8月后，这一数字又增加到了7万美元，此外还派了数十名美军顾问到该残军中。

在台湾和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到1953年1月，这股残军已经发展到了近2万人的规模。

李弥奉命到缅后，一方面加紧扩充实力，另一方面则积极对我云南边境实施侵扰，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严重威胁到了我边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951年5月至6月间，李弥指挥6000残军实施了所谓的“闪击行动”，连续侵占了耿马、孟连、勐海等县部分地区。

云南军区迅速作出反应，以第十三、十四军共七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民兵的配合下，对侵入中国境内的国民党残军进行围剿，歼敌近600人，其余残部全部逃亡国外。

在这之后，李弥又数次指挥残部回窜袭击，结果均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

李弥虽然打不过解放军，但打缅甸军队却是易如反掌。为了扩充自身实力，李弥率部先后占领了萨尔温江以北地区，以及科康、佤邦、悬栋3个省的地区，控制了该地区的贸易和鸦片种植。

对于国民党残军的行为，缅甸政府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于是多次出兵围剿，结果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缅甸政府迫于无奈，只好向联合国控诉台湾及美国政府的行为，并公布了大量的照片、数据等证据。

迫于外界的压力，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只好同意将这支残军撤回台湾。

整个撤离工作一直持续到1954年3月才结束，但其中还是有一部分的国民党残军留了下来。

中缅两军联合出击

对于留下的国民党残军，蒋介石自然也不想放弃。不久后，他就将自己的得力助手、原国民党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秘密派到了缅甸，搜罗残部，扩充力量。

在柳元麟的经营下，这支国民党残军的规模又迅速扩充到了3000余人。

1960年的时候，台湾当局又派了400名特种兵到缅北，试图配合柳元麟趁机窜扰云南。

这支国民党残军，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缅甸来说，始终是一个隐患，如果不及时肃清的话，将后患无穷。

这年10月，中缅双方开始联合勘界，与此同时，缅甸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联合围剿国民党残军”的请求。

其实早在3年前，缅甸政府就曾多次明示或暗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帮助缅军围剿盘踞在缅甸“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而且可以直接进入缅甸境内作战。

当然，对于这股残军，中国政府也并非无动于衷，早在1959年初，毛主席就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接见缅甸国民党残军总指挥，令其准备窜扰云南”的情报上明确批示：“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变乱。”

所以，在“联合围剿国民党残军”这个问题上，中缅双方也算是心照不宣。

同年11月4日，中缅双方签订了关于“勘界警卫问题的协议”。该协议中规定：

一、对于盘踞在第四勘察队工作地段，对勘查、竖桩工作有威胁的国民党残军，由中缅两军共同清除；

二、解放军负责捕歼清除孟遮以西（旧30号界桩）至南腊河与澜沧江交汇处（62号界桩）地段附近的国民党残军；

三、为更好地执行警卫作战任务，解放军可根据需要进入缅甸境内20公里；

四、此次行动暂定于1960年11月20日左右开始。

协议签订好后，昆明军区迅速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以步兵第117团、118团，边防第9、10、11共5个团又1个营7700余人的兵力，突袭国民党残军16个据点。

尽管这支国民党残军数量不多，装备也一般，但此次作战的困难程度却一点也不小。

首先来说，此次作战的地点是我军从未经历过的山地丛林地区，缺乏对应的作战经验；其次，由于是出境与邻国协同作战，不仅要考虑两军的配合默契程度，还得顾及国际上的政治影响。

此次出国作战，会不会引起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惊恐和不安呢？他们会不会认为中国这是借打击国民党残军为由，趁机炫耀武力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会不会借此大做文章呢？……总之，这一切不得不考虑进来。

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中央将越境作战的红线标出——只准在20公里内歼敌。毛主席更是明确指示：谁要是越过20公里的红线，就杀谁的头。

一切准备就绪后，战斗如期打响！

深入、再深入

此次联合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军在20公里的红线内作战，第二个阶段是越过该红线作战。

11月22日凌晨时分，解放军各参战部队越过国境线，对盘踞在猛黑、猛瓦、孟马、三岛等地的国民党残军实施突袭，搜捕聚歼，在达成目的后，各部迅速转入分散清剿。

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这支国民党残军毫无招架之力，有的在我军到达之前就已逃往他国，有的则一击即溃。

经过连续4天的搜捕围剿，我军共歼灭国民党残军467名，击毙7名上校级以上军官。

我军势头正盛，如果继续追击的话，战果更大。为此，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曾向总参请求与缅方协商，同意部队越过红线追击国民党残军，但中央的决定十分坚决：攻击不得超过20公里的红线！

对于前线追歼的官兵来说，无疑感到十分可惜。但很快，新的作战任务又来了！

1961年初，缅甸政府调集1万余人的兵力，沿着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东北推进，试图歼灭盘踞在这一带的国民党残军，即所谓的“湄公河战役”。

然而，缅军根本不是号称“丛林游击战专家”柳元麟的对手。

柳元麟佯装败退，将缅军引诱至王南昆至芒林的狭窄低洼地带，使其大炮、飞机的攻击受限，致使缅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若缅军不能及时脱困的话，恐有被全歼的危险。

在此危急关头，缅方立即向中方提出：请解放军越过红线，南下百余公里，协助缅军作战。

1月22日下午，周总理批准了我军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作战计划。

但第二次作战却不如第一次顺利。

由于对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加之又有原始丛林阻隔，导致行军速度迟缓，伤亡数量也相对增加。

此外，敌军也变得狡猾了许多，他们还专门制定了所谓的“保山计划”，即：遇到解放军就逃，然后在逃中顽抗，以顽抗的形式掩护逃脱，如果解放军穷追不舍，他们就逃到老挝境内。

所以，当国民党残军得知解放军将继续南下追击时，就果断放弃了对缅军的围困，向老挝境内逃窜，被困的缅军也就转危为安了。

然而也正因如此，第二次作战我军战果一般，歼敌仅270余人。

1961年2月9日，我军各参战部队全部撤回国内。

两个阶段的作战，我军以伤亡230余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残军740余人，击毙敌师长2人、活捉副师长1人，捣毁其经营十余年的巢穴，协助缅甸政府解放了30多万人口、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保证了中缅联合勘界工作的顺利进行。

此战过后，柳元麟总部被迫撤回台湾，剩下的其余国民党残余分子则基本散布在民间，在1963年3月至1966年9月间，残匪曾先后8次对我云南边境实施窜扰，其中有4次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被歼近40人。

从这之后，逃往缅甸的国民党残军被迫迁往了泰缅边境地区，停止了对我云南边境地区的窜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