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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红薯（散文）

文/丁继坤（陕西）

秋天是红薯成熟的季节，不论你行走在城乡的集会、商场超市、早市摊位，随处可见一车车红薯摆满了市场，从而勾起了我对家乡红薯的记忆。

红薯原产于南美洲，又称红苕、甘薯、地瓜等，是一种产量高、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后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

相传早在明朝万历年间（1593年），在菲律宾经商的福建长东县商人陈振龙无意间发现，红薯不仅对气候条件适应性高，而且香甜可口，产量很高，老少皆宜。

他想到家乡粮食欠缺，人们经常食不果腹。特别是遇到灾年，更是雪上加霜，难以度日。于是将红薯引进我国种植。

家乡的红薯是一种香甜可口的食物，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的红薯成了人们的救命粮。

曾经流行这么一句话：“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那时候，因为红薯产量高，易管理，生产队就把红薯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来种，每人年分红薯200公斤左右。

当时栽种的品种有“农大”、“武功红”等。

由于大部分农田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只能把红薯栽种到棉花地里的疙凜梁上。

每年一到5月份左右，我们从育红薯苗的池子里拔出，拿到地里去栽，要求做到保栽保活。

到了夏季，红薯在阳光雨露的哺育下，生长的一片葱绿。

为了能让红薯结的果实多，我们将红薯蔓要翻一遍，把草拔干净，然后就等待秋天去收获。

到了秋天红薯成熟的季节，我们沿着田间小路，手拿镢头，肩挑笼担，穿行在一片片棉花、玉米、谷子的田野里，在棉花地看到地垄上的红薯将地皮拱开了一道道裂缝，有的露出了红红的笑脸，向人们展示自己的风采。

来到地头，只听生产队长一声令下，我们一人占一行红薯开始用镢头挖了起来。大家你追我赶，边挖边拾，在身后疏开的土壤上出现了一堆堆鲜红的红薯。

到了夕阳落山之时，大家把挖出来的红薯，用笼担挑到地头，开始过秤分红薯。

地头堆起来的红薯像小山似的，有4、5斤左右重的大疙瘩和又长又粗的棍棍红薯，亩产可达1500多公斤，是种其他粮食作物的一倍多。

一霎时田间地头热闹起来，只听的保管粗嗓子的报秤声、会计算账拨算盘的“啪啪”声、人们的谈笑声……奏成了乡村丰收的欢乐交响曲。

那时候，由于粮食产量低，红薯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粮，每人年分红薯200多公斤(每5斤红薯顶1斤口粮)。

因为红薯多了，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吃红薯，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早把人给吃厌烦了，也把许多人吃成了胃病，至今落下了病根。

红薯不但能蒸着吃、煮着吃、烧着吃，而且可制作红薯粉面、红薯粉条、红薯丸子等，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食物。

于是，人们就把红薯变着戏法去吃，记得有什么红薯米汤、红薯饸饹、红薯馒头等。

后来又把红薯做成淀粉、晒成红薯片，最多的时候还把红薯煮熟后喂猪吃，把猪喂的又肥又大。

到了冬季农闲时，生产队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开会，我们就抱上一堆棉花杆点燃后，边烤火边烧红薯。一会儿红薯烧熟了，扑鼻的香味使人馋涎欲滴，我们纷纷把红薯从火堆中刨出，吹去柴灰，慢慢品尝起来。

那时候为了贮藏红薯，防止冬天冻坏，家家都有红薯窖，每年将收回来的红薯贮藏在里边，几时用几时吃，十分方便。

如今每当我们看到街道、集市烧烤红薯的摊点，香味就会沁人心脾。红薯品种更是更新换代，过去被人们吃厌烦了的红薯却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美味佳肴，调节生活的稀罕之物。

红薯由多变少、由让人吃厌烦到争先品尝见证了时代发展的历史变迁，成为我对过去生活的记忆。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丁继坤，网名民声，笔名言实，韩城市作家协会会员，退休干部，共产党员，一名业余文学爱好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事新闻、散文等写作；三十多年来，执着追求，笔耕不辍，在各新闻媒体、报刊杂志、网站平台发表各种题材文章近千篇，先后两次荣获韩城市司马迁文化奖，有三十多篇散文获得各类征文奖；汇编了《春华秋实》《岁月恋歌》《故乡情怀》《年华留痕》四本新闻、散文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