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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熹二年(159年)八月的一天，怒不可遏的东汉桓帝，终于下决心铲除专权骄横的外戚梁冀。

但冷静下来后，桓帝又被自己的“诛梁决心”弄得很紧张，便趁入厕之机，召小黄门唐衡商议诛梁大计，继而密诏单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五位中常侍入宫共商大计，在空气似乎都凝固了的紧张气氛中，桓帝与五常侍扼要地交换了意见，定下密议，桓帝还亲啮单超臂，以血为盟。

一场残酷的宫廷权力争斗马上就要在刀光剑影中展开。

自和帝以后，东汉王朝的统治便逐渐进入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土族大地主的权势急剧发展，与皇权产生了尖锐冲突；外戚、宦官作为不同的势力集团，在染指宫廷政治斗争中权力不断膨胀，进而侵蚀皇权。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君道昏乱局面的出现。

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光武、明帝即以“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为指导思想，在政治上对外戚严加控制与防范。

然而到章帝时，东汉初年“外戚之禁”被一种外戚政治新格局取代的端倪却开始出现。

章帝亲任外戚窦氏参与朝政。皇后兄窦宪仗恃宫廷声势，结交士大夫中的无耻之徒，为所欲为，甚至侵凌诸王子、公主、贵戚，其势已炙手可热。

元和三年(86年)，太尉郑弘上书弹劾窦宪奸恶“贯达天地”，并以外戚王莽篡位的前车之鉴告诫章帝，章帝却无动于衷。

章帝对外戚的放纵，为窦宪在和帝时期秉国执政、开东汉一代外戚专权之风，打下了基础。

史载章帝性宽厚，好儒术，人称为长者，所以对章帝弃置“外戚之禁”的原因，论者往往宁愿从个人的角度去解释。王夫之指出，“元帝之失以柔，而章帝滋甚”。

他进一步指出，章帝的宽厚是造成东汉王朝权柄下移、君道昏暗的重要原因。章帝实行宽厚政治，以至于不顾光武、明帝所倡的“外戚之禁”，其生性宽厚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支配章帝宽厚政治和东汉长达近百年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皇权与士族大地主势力急剧发展的矛盾。

章帝以后，随豪门士族势力的膨胀，皇权在士家大族面前正逐渐丧失着控制优势。为了巩固皇权，新的权力运作与分配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要求分享刘氏政权的豪门士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从各地入仕中央，并根据自己的利益而结成一个个地区性的朋党集团，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同时，在望族大姓之下，还有地方的低层豪强地主，这些人专营土地、工商之利，担任县吏、乡官之职，统治县与乡里，是东汉统治的社会基础。

从总体上看，对于君主来说，必然要选择与之关系密切，既能代表皇权利益，又能协调各方关系的人来维护统治秩序；而在士族大姓一方，则希望自己所属集团获得中央皇权的支持，在中央扩大势力，为此他们势必推举出能协调皇权和其他派别集团关系的代表。

依凭椒房之宠而至尊位的外戚正好成为双方谋求的对象。

章帝末期，出身于三辅的士族势力渐渐在中央政权中占据优势，并与南阳、颍川出身的士族官僚形成对立。为了保持和扩大在中央政权中的优势，三辅士族官僚共同推举出生同一地域的士族兼元功之臣的窦氏外戚为其利益总代表，三辅集团势力由此扩大。

其后，南阳的邓氏外戚上台秉国执政，就与三辅官僚势力下降而其他地域的士族、官僚逐渐在中央取得优势有关。

随着各大士族集团势力的消长和皇权的需要，南阳的阴氏和邓氏家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这些资深望重的士族著姓，垄断了皇后和大将军的选择权。

自东汉立朝到桓帝时期的11名皇后中他们输送了9名，6名大将军中他们输送了5名。

阴、窦、邓、梁每族甚至出了2名皇后。

章和二年(88年)，章帝去世，年仅10岁的和帝继位。

和帝年幼，无法亲执政柄，窦太后便按例临朝称制，控制了朝廷的最高权力。从表面上看，外戚干政似乎出于幼君嗣位之偶然，但是，将窦氏干政作为东汉一代历久不衰的外戚擅政历史的开端来观察，就会发现，偶然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士族豪强势力的发展，要求扭转东汉前期的勋臣贵族受压抑的局面。尤其是三辅官僚集团势力日益增长，对于他们来说，既要保持皇权这一“正统”工具，又要求皇权不抑制他们的政治特权。

这样，拥立一个便于控制的年幼皇帝作为正统的偶像，而把最高统治的支配权掌握在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外戚手中，便是最好的方案。

本来，刘氏宗族对皇位的继承与皇权的巩固应该发挥作用，可是由于东汉前期的强干弱枝政策使宗室诸王受到过于沉重的打击，他们已丧失了振兴王室的能力，从而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了。

于是，年幼的和帝作为法定的皇太子承继大统，就为三辅士族操纵统治权柄的政治局面的顺利形成提供了契机。

窦太后临朝，其兄弟窦宪兼三军之任，窦笃、窦景总宫卫之权，一门兄弟子侄并居要位，党羽充斥朝廷，地方刺史、守令多出其门。

朝廷正直之士或遭贬黜，或被杀戮，公卿大臣畏惮窦氏淫威，有的怀持两端缄口不言，有的则望风承旨、为虎作伥，朝政一派昏乱。

窦氏权势过度膨胀而凌驾于皇权之上，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混乱，危及东汉王朝的生存，所以，既为皇帝不能容忍，也为整个统治集团所反对。

永元四年(92年)，怀着强烈愤懑的和帝与“一心王室，不事豪党”的郑众密谋，在丁鸿、任隗等朝廷公卿大臣支持下，诛杀了窦氏。

郑众以首谋之功升迁为大长秋，以后经常参与国家枢机政事。

窦氏的倏生倏灭，不仅显示出当时外戚擅权和擅权外戚灭亡的必然性，而且也显露出宦官干政必然性的端倪。

受这双重必然性的支配，事情一旦开了头，后继者便接踵而来，和帝以后的外戚、宦官走马灯似的轮流擅政专权，遂成为整个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和帝以后的嗣位之君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多为幼稚孩童。

和帝嗣位，年仅10岁。和帝死时，少子刘隆才出生百余日，被立为皇帝，八个月后即夭折。10岁的刘祜即位，为安帝。

安帝死，少帝北乡侯立二百余日病亡。顺帝立，时年11岁。其后，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皇帝幼冲，不能躬执政柄，只能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委政外家，其父兄子侄领军控政，专擅政柄。灵帝刘宏嗣位时，年11岁；少帝刘辩嗣位时，年13岁；献帝刘协8岁登基。

第二，和帝以后的皇帝大多由外藩入继大统。

他们多是由太后与外家父兄定策帷幕，从外藩诸王的后裔中选择出来的孩童。他们即位后，对太后及其外亲，感恩戴德，自然听命于太后而委政于外戚；同时，他们由外藩入继大统，在宫廷之内毫无根基，无所依恃，加以年龄幼冲，也不得不任太后和外戚主政专权。

这两个特点的形成，绝不是出于偶然。东汉皇室一百多年来没能产生一个成年皇帝，正是外戚宫廷阴谋政治的产物。

从外藩入继大统的幼童皇帝，不仅便利了外戚擅权，同时也为宦官势力的急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一方面，幼主、母后居于后宫，很少见到公卿大臣，不得不重用宦官，仰赖他们沟通外朝公卿大臣。

另一方面，由外藩入继大统的小皇帝随年龄的增长，自然不甘心受外戚挟制，极力想将皇权从外戚手中夺回来，但环顾宫禁内外，尽是外戚党羽，惟一可以信赖的只有跟随身边而又没有其他势力瓜葛的宦官。

光武帝为了强化皇权，对外戚、功臣严加防范而重用宦官，让宦官染指许多机密要事。和帝以后，居帝王之侧、掌宫闱机要的中常侍、黄门侍郎、黄门令等职逐渐由宦官所专，这就为皇帝重用宦官，抵制外戚擅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桓帝时期，围绕皇权，外戚与宦官间的争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延光四年(125年)十一月，孙程等19名宦官在宫中发动政变，捕杀专权的阎氏外戚，立11岁的刘保为帝。顺帝刘保即位后，封孙程等19人为侯，并擢拜孙程、王道、李元等为骑都尉，宦官权势日炽。

顺帝死后，外戚梁氏为了控制朝政，立年仅2岁的刘炳为帝，是为冲帝。出身西北资深士族的梁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后兄梁冀与太傅赵俊、太尉李固共同参录尚书事。半年后，冲帝夭折，梁太后又与梁冀定策，迎立8岁的刘缵为帝，是为质帝。

梁冀挟权专恣，恃势横行，不仅控制了皇帝的废立之权，而且还掌握了皇帝的生杀大权。质帝虽年幼，但对梁冀的专权却甚为不满。8岁的孩童能在波谲云诡的宫廷争斗中明辨是非，应该说是很聪慧的。

尽管质帝聪慧异常，但毕竟太年幼，所以也就不懂得韬光养晦。本初元年(146年)闰六月的一天，在一次朝会上，当着满朝公卿，质帝看看梁冀说：“这不是跋扈将军吗？”

质帝的惊人之语及其流露出的聪慧和不满，使梁冀惊恐万状，遂令心腹进鸩，毒杀了这一不符合傀儡条件的皇帝。

质帝暴亡，太尉李固欲收捕侍者和御医，以查明死因。梁冀惟恐事情败露，使千方百计地阻止了。

质帝暴死，大臣商议立嗣位之君，李固、杜乔等力主立“年长有德”、“明德著闻”的清河王蒜为帝。

朝臣大多支持李、杜的意见，而梁冀却恣意将年仅15岁，准备与其妹梁女莹结姻的蠡吾侯刘志拥上皇位。

经过激烈的斗争，朝臣慑于梁冀淫威，不得不违心地偏向梁冀，独有李固、杜乔坚守本议。由于太尉李固坚决反对，梁冀不得肆其志，于是百计千方说服太后罢免李固，终于将刘志推上皇位，是为桓帝。

一年以后，大权在握的梁冀对李固等政敌举起了屠刀。梁冀诬告李固与刘文、刘鲔等人阴谋立刘蒜为帝，将李固等逮捕下狱。梁冀肆无忌惮地迫害忠良，终于激怒了良知尚存的朝臣，数十人冒死上书，“证固之枉”。

太后慑于众议，乃赦免了李固。李固出狱之日，“京城里皆称万岁”。然而，李固的声威使梁冀大为震惊，他更加惧怕李固成为自己日后擅权的障碍，遂迫不及待地捏造罪状诛杀了李固和杜乔。

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梁氏外戚势力如日中天，遂将东汉一代的外戚擅政推至顶峰。

梁氏一门前后有7人封侯，3人为皇后，6人为贵人，2人为大将军；封夫人、女食邑者7人，尚公主者3人，任卿、将、尹、校者57人，朝廷内外一切政务，皆由梁冀把持；宫中近侍，全系梁氏心腹。

因此，皇帝的一举一动，大小官员的升迁调补，全在梁冀掌握之中。百官只好唯冀命是从，桓帝亦不敢拂逆梁冀之喜怒，稍有违逆者，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下邳人吴树为宛令，因未遵梁冀之请托，秉公诛杀了与梁冀有关系的地方害群之马数十人，结果被梁冀设酒毒杀。

辽东太守侯猛，只因拜官后未到梁府礼谢，也被借故斩首。

汝南籍郎中袁著，见梁冀凶纵日盛，按捺不住满腔愤恨，遂上书请求抑损其权势。梁冀得知后，密令捕捉袁著。袁著埋名隐姓四处逃亡，无奈梁氏爪牙遍布，竟无法藏匿，不得不伪称病亡，市棺殡送，但还是没能逃脱梁冀的摩掌，终被秘密处死。

与袁著友善者胡武亦被株连，全家六十余人皆被杀害。其另一好友郝絜也被追捕，自知不能免，遂主动抬棺至梁府门前，饮毒而死，家人才得幸免。

物极必反。

和平元年(150年)、延熹二年(159年)，梁太后梁皇后相继死去，权倾朝野的梁冀的靠山既已倾塌，其覆灭之期也就为时不远了！

形同傀儡、朝不保夕的桓帝，早就不甘扼喉之辱和丧权之苦，只是迫于梁氏淫威，不敢有所举动。

梁太后、梁后相继亡故，当然增加了桓帝诛锄梁冀的勇气。

但是桓帝毕竟在梁氏的极度肆虐下战战兢兢地过了十几年，所以一时也难以从心理上完全摆脱对梁氏的惧怕。何况梁冀的势力仍充斥朝廷内外，倘若稍有不慎，等待桓帝的结局亦将是身首异处。

所以，桓帝也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寻找诛梁时机。

梁冀派人刺杀邓贵人之母这一事件，终于促使桓帝下定诛梁决心。

邓贵人猛是和帝邓后的侄孙女。猛父早死，其母再嫁孙寿（梁冀妻）之舅梁纪。孙寿见猛色美，就将其送入宫内，被立为贵人。梁冀为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势力，即认猛为女，改其姓为梁。

梁冀担心猛母不情愿自己的女儿随便被人改姓，便遣人刺杀猛母，但刺杀未遂，反而被猛母觉查。猛母立即入宫向桓帝告发，桓帝顿时怒发冲冠，即召单超、徐璜诸宦官密谋诛冀。

单超等人的诡秘行动，引起了梁冀怀疑。为防变故，他派心腹黄门张恽入省禁之内值宿，以监视桓帝。中常侍具瑗当机立断，收捕张恽。

延熹二年(159年)八月丁丑，桓帝即下诛梁冀令，尚书令尹勋持节，率丞、郎以下操兵器守卫省阁，具瑗率禁军千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府，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梁冀见大势已去，便与其妻孙寿自杀。

梁氏及孙氏的所有宗亲无论男女老幼皆弃市，与梁冀有牵连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处死者数十人，梁氏故吏宾客被黜免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

单超等五人因诛梁之功，同时封侯，食邑皆在万户以上。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外戚擅权的局面遂被宦官专权所取代。

随着梁氏外戚的覆灭，外戚的擅权肆虐虽然在东汉已一去不复返，但是这逝去的一切对以后的政治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铸就了灵帝巩固皇权的思维定势。

和帝以后长期的戚、宦专权，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更趋向腐朽与黑暗。

东汉时期，当统治集团内部因权力分配产生新矛盾，尤其是其他势力与皇权矛盾、冲突时，皇帝重用外戚、宦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制约、平衡因素，以巩固皇权和维护统治秩序。

但是寄生于皇权之上的戚、宦势力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膨胀到侵蚀皇权的地步。

这时，高度强化的专制集权制度就蜕变为外戚、宦官专权的工具。而外戚、宦官专权总是在所难免地加剧了政局的黑暗。不论外戚还是宦官，其控制朝政都背离了统治秩序发展的正常轨道和程序，都不具有合法性。

一家一姓的外戚，一朝一代之宦官，始终都难以摆脱倏生倏灭的不稳定命运，其生命力的长短、势力的强弱，关键取决于皇祚的长短、皇帝的需要及其受宠幸的程度。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外戚、宦官一旦大权在握，就总会利用集权制度将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而在经济上则表现出对财富近乎疯狂的贪欲。

东汉中后期专权的外戚、宦官几乎都竭尽贪残、聚敛之能事。

专权戚、宦行为极度短期化，不仅直接激化了统治集团矛盾，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而且更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势争斗。东汉后期的吏治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斗争狂潮的冲击、拍打下日趋黑暗、腐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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