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期 大鬲炉

年代清早期

尺寸20.8cm. (7 7/8 in.) calibe 9cm. (3 1/2 in.) high 重4173克

款：大明宣德年制 炉形扁矮，平口起线，颈部内凹，起两道细弦纹。炉身饱满，圆腹无纹，轮廓线条流畅。铜质精纯坚实，触手柔滑，隐隐泛金星。炉底开方框署“大明宣德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为铸后修磨成款，笔画匀称，圆润劲秀。内膛精修，款识整饬，是典型的清早期官作风格。 该种炉式，有一类唇沿较厚，宜置于殿堂之上，浑厚沉雄，器型大小皆有。如本件口唇厚薄适中的鬲炉，则多一分娟秀之气，中小器较多，大器罕见。《自珍集》中辑录一件“玉堂清玩”款大鬲炉（图），王世襄称：“李卿丈所赐十炉，皆其铭心之物，而对此鬲更视为重器。造型之硕大浑厚，色质之静穆精纯，诚属仅见。”本件“大明宣德年制”款大鬲炉与之相比体积相当，亦不失所谓造型硕大浑厚，色质静穆精纯。 鬲炉以其简洁圆润的美感受到明清皇室及文人的喜好，无论在庙堂抑或是文房器物中均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 参阅： 《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王世襄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6页。

明宣德 铜龙镇

年代明宣德

尺寸11.5cm. (4 1/2 in.) long 重227克

镇以精铜铸，整体近腰圆，形略扁，镂空圆雕。饰一正面龙为主体形象，龙首居中，面部宽、肥，与明晚期龙纹瘦削的造型迥然相异。其角弯曲如牛角状，眈眈怒视，龙身盘曲，爪分四趾，通体饰鳞片，阴刻线条劲健有力。首与尾重叠，毛发自镇正面视之为龙鬣，背面视角则为龙尾，此设计中之“借位”法，匠心巧施。毛发分披作起伏状，如临风舞动，线条极精细。两侧各雕饰一幼龙，对称环侍左右，目光聚于中心之龙首。大龙目光所至，一鼠伏于下方龙躯之上，身姿自然竟毫无惧色，似有互动，此为点睛之笔——以龙之威仪赫赫而作谛听之态，颇觉可爱。此“龙”之造型罕见，应为文献所载之“斗牛”。 斗牛，亦属龙类。明周祈撰《名义考》中载：“斗牛似龙而觩角”，觩角即角上端作弯曲貌。明刻本《三才图会》中绘其形象（图1），亦作龙身而觩角。此外，该形象亦常用于明朝赐服，据《明史·舆服志三》载：“寻赐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 三品蟒……” 明初曹国公李景隆像（图2）中李氏身着斗牛服，另外还见明代职官常服之“斗牛”补子（图3）。斗牛服纹饰因与皇帝衮服相似，故不在官服制度之内，而系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以示荣宠。另，南京博物院藏（明）云龙纹金带板（图4）亦装饰“斗牛”纹。 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明早期）白玉蟠龙环饰（图5），造型少见，镂雕、高浮雕工艺有宋元遗风，为明早期宫廷玉雕之代表。除龙角与本镇斗牛形象稍有差别外，两者面部之特征，龙躯之修饰，整体之气韵皆相仿，显然为同时期作品，兼本器背面镂刻亦至精，毫无懈怠，可证此镇系明早期宫廷之作。然参酌文献，考之于信史，有明一代，以铸铜工艺名于世者，莫过宣德一朝。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言：“器首宣庙之铜。”明人高濂、文震亨等在其各自著作中亦多次提及“宣铜”，可知宣德时期铸铜工艺确乎冠于当时。因此，本镇制作于宣德时期之可能性为最大。 按，本器之设计应兼顾佩型，一则主题近于“子辰佩”，二则于龙首上端镂一圆形孔，可入绳。但视其背面之使用痕迹，兼考虑其重量，则仍应以纸镇用途为主。 参阅：《永宣文物萃珍：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南京明代贵族墓出土的金首饰》（马涛、华国荣撰）

明 剔红童子戏弥勒盖盒

年代明

尺寸5.5cm. (2 1/8 in.) diam 2.9cm. (1 1/8 in.) high

盖盒圆形，子母口，规格小巧。盖面隆起，上部以波浪纹为地，点缀花叶，下则于锦纹地上浮雕“童子戏弥勒”。以一线之隔，巧妙表现出画面之空间感。布袋和尚笑意盈盈，解衣磅礴，坐于蒲团之上，三童子嬉戏于左右。盒身于波浪纹上浮雕山、树、人物，山峦之表现方法与宋元时期的笔山（图1）造型相似。朱漆肥厚，雕刻圆熟。器身连续起伏的波浪纹，系以斜刀刻划出重叠的线条，整齐却不呆板。盖、盒内及足底髹黑漆，漆面光亮无断纹。 剔红，又名“雕红漆”或“红雕漆”。此技法成熟于宋元时期，发展于明清两代。明黄成《髹饰录·坤集·雕镂第十·剔红》中云：“剔红，即雕红漆也……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其法常以木灰、金属为胎，在胎骨上层层髹红漆，少则八九十层，多达一二百层，至相当厚度，待半干时描上画稿，复雕刻花纹。一般以锦纹为地，花纹隐起，华美富丽。传世剔红器物形制多样，就所见故宫博物院馆藏漆器而言，规格尺寸较大者居多，如此件盖盒形制小巧者相对较少。在传世的明代书画中，剔红盖盒常以香具的角色出现于琴、炉之旁（图2）。 据记载，布袋和尚名契此，号长汀子，系五代时后梁高僧。他言行怪诞，面露笑容，常以杖挑布袋四处化缘，将乞来之物放于袋中，随处寝卧，常与人解说福祸，说教灵验，一说于梁代贞明三年（917年）三月三日示寂于岳林寺（《释氏稽古略》）。临终时口占一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自北宋时，即有人开始绘出笑容可掬的弥勒形象作为供奉，而后世佛刹也多将满脸笑容、袒衣露脐的布袋僧坐像塑于寺庙山门内。明清时期，文房类竹、木、犀角等器物亦多见此形象。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剔红布袋弥勒图香盒（图3），盖面地子同为上饰水波纹，下饰锦纹，雕布袋和尚于一弯新月下荷杖而立，盒身刻水波地菊花纹，纹饰简洁。其与本器风格及纹饰主题一致，且尺寸相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盒径5.4厘米，高2.5厘米），为同时期作品。而本器于方寸之内不唯雕饰布袋僧形象，盖面三童子嬉闹之动作、表情，衣纹之褶皱，角色间之互动均表现到位。此外，花叶之衬景，盒身人物观山之气象，足可见作者深谙人物肖像、山水之技法，方能运刀纯熟，雕漆如此。 参阅： 《和光剔彩：故宫藏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

明 白玉八宝纹鼎（附原配紫檀嵌百宝盖、鎏金铜胆）

年代明

尺寸13cm. (5 1/8 in.) long 8cm. (3 1/8 in.) wide 17cm. (6 3/4 in.) high

鼎以一整块白玉料掏膛而制，立耳，长方腹，四柱形足。口沿饰篆体“寿”字纹一周，间隔以涡纹。器身出八戟，长方鼎身四边出戟镂刻花纹，其余则阴刻几何纹。鼎身正面纹饰作变体兽面纹，目部乳突，实为涡纹，暗刻八宝纹为地。主体两面装饰佛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唯排序有别；另两侧饰杂八宝。四柱足作兽吞状，并阴刻几何纹饰带。料精工细，为明代仿古兼创新之作。盖以紫檀嵌百宝，饰四狮，形象生动，四狮以嵌银丝环绕，间杂以云纹，四角以青金、绿松嵌饰葡萄等，边缘嵌银丝饰回纹一周。镂雕白玉作钮。另，鼎内附原配铜胆，以便焚香，铜胆外壁敷作红皮，与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宣铜器之“枣红”皮色相近，内壁复施以鎏金，富丽堂皇。不唯玉鼎及紫檀百宝嵌盖工艺繁复，以一铜胆而做敷色、鎏金，可见其制器之考究——此即为典型的宫廷手笔。 百宝嵌系用各种珍贵材料如翡翠、玛瑙、珊瑚、青金、象牙、松石等制成各种浮雕形象，镶嵌于木或漆器之上，其作大如屏风、书柜，小如笔筒、砚盒，色彩艳丽、构图精美。明嘉靖时扬州有周氏擅长此技，钱泳《履园丛话》云：“周制之法，惟扬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创此法，故名周制。”清乾隆时期有王国琛、卢映之，其后又有卢葵生等名家辈出，作品名噪一时。本鼎盖之紫檀百宝嵌工艺与四狮形象即为典型明代风格（图1、图2）。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紫檀百宝嵌三狮进宝图盒（图3）为清早期百宝嵌作品，其上纹饰亦以狮为主，嵌饰工艺规矩、整饬，然与本鼎盖相比，则少一分率真粗犷气象，年代之先后，一目了然。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竹木牙角雕刻》（李久芳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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