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对于“生”与“死”的问题，很多人向来是很忌讳的，尤其是当一个人还健在的时候，谈生论死更是常常被视作是一种“不吉利”的表现。

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却对这个问题表现得十分淡然。

比如罗荣桓元帅去世后，毛主席就曾与自己的保健医生‘吴旭君’有过一次关于“生与死”的谈论。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元帅在北京病逝，年仅61岁。罗帅的离世，让毛主席感慨至深。

我们都知道，早在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罗帅就与主席相识，之后又一起上了井冈山，一直到1963年逝世，罗帅风风雨雨伴随了主席近40年之久，被毛主席称为“一生共事的人。”

罗帅去世后，毛主席更是亲自前往参加他的追悼会，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其中那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深切表达出了主席对罗荣桓元帅的信赖、倚重和惋惜之情。

当然，作为自己的得力干将和挚爱战友，何况他年龄也不是很大，只有61岁，罗荣桓元帅的突然离世，对于主席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大的震动。

所以，主席从追悼会上回来后，就一直很少说话，此后更是一连几天茶饭不思，看起来心事重重的。

一天晚上，毛主席睡不着觉，于是便与自己的保健医生‘吴旭君’聊起天来。

正是这次谈话，引出了主席对“生死观”的独特思考。

在谈及往事时，主席首先谈到了自己的母亲：我喜欢我的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尽管她不懂得搞群众关系，但她为人很好，她去世的时候，来了很多人为她送殡……

吴旭君对主席的家事也知道一些，他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个宽厚恭让、节俭勤劳的农村妇女，深受乡里人尊敬，主席也非常敬重她，可惜的是，她老人家53岁就病逝了。

母亲病逝时，主席并不在身旁，等他带着弟弟毛泽覃赶到家中时，母亲已入棺两日了。

因此，吴旭君有些不解地问：“您母亲去世的时候，您不是不在身旁吗？”

主席反问：“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吗？”

吴旭君又好奇地问道：“您对母亲怎么个好法？”

之后，主席又与吴旭君谈论了好一会儿，期间，主席还问了吴旭君与她母亲的事情。

聊着聊着，主席突然对吴旭君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旁边！

吴旭君一听，顿时就愣住了，等缓过神来后，她用轻松地语气说道：您别开玩笑，假如真的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您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

谁知，主席又用坚定地语气说道：“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

还没等吴旭君询问为什么，主席又接着说道：

“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她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事实上，主席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想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给自己的身边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在感动之余，吴旭君也意识到这个话题有些沉重，于是便准备转移话题，说道：“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儿吧！”

结果主席不仅没有回避这个话题，反而语气坚定地说道：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

接着，主席又提到了“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

谈话结束后，毛主席还送给了吴旭君一本《形式逻辑学》，让她拿回去读一读，然后再来讨论关于生死的问题。

事实上，主席一直以来对于“生与死”的问题都表现的十分豁达、乐观。

比如1975年10月，毛主席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时，就说道：“我是供来访者参观的展览品，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

次年，抱病在身的主席在会见尼克松的女儿一行时，又说道：“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当然了，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主席从容、豁达、明智的“生死观”，很好地体现了一代伟人的独特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