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报告承接了以往政策体系，颇令那些想从报告中寻找“投机”机会的人士失望。投资与消费，到底谁是经济增长担纲？

三中全会报告承接了以往政策体系，颇令那些想从报告中寻找“投机”机会的金融市场投资人士失望。毕竟改革开放已进行了40多年，发展中的问题和对策思路也早已不同程度和多角度呈现，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背景下，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增长动力的投资，能否继续承担引领担纲作用？笔者认为这一格局并未改变。

1. 投资与消费，谁是经济增长担纲？

通俗地讲，生产力的进步来自于更多的资本占用，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自于更多的资本积累。因此，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投资，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是指固定资本形成。只有固定资本的形成才能提升生产力，才能形成更多的用于消费的资本货物，日常所说的投资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日常说的投资很多是资产购买。对微观经营主体而言的大量投资支出，通常不是宏观国民经济意义上的固定资本形成，比如占比越来越高的土地购买——在国民经济意义上，土地投资仅是转移支付而已。

在古典经济世界里，投资是对当期消费的挤压，是延后的消费，因此投资下降带来的经济下行，是可以通过消费增长来维持平稳的。但现实中消费增长来自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当收入增长前景预期，以及资产价格变动带来的“财富幻觉”，发生持续不利的变化时，消费必然会表现为持续疲软。

许多市场人士未曾注意到的是，在指引未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投资也是一个高频用词。全会报告涉及经济发展的前面28项任务清单中，虽然没有专门一项冠以投资之名，但项目具体任务解释中多处提及投资，全文“投资”用词出现了27次，表明投资在中央政策体系中仍居于重要地位。

2.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靠投资

按照全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举措，高质量发展就是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信息化（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产业服务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产业安全。显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途径离不开投资。以上各项内容，除了产业服务业化发展外，无论是产业数字化还是健全产业链、增加产业安全，都离不开投资，代表新质生产力的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更需要投资。产业升级就是放弃落后产业、拥抱新产业，以前说的“腾笼换鸟”其实也是一个意思，但新产业不会凭空落下，要靠投资新建，或者对旧产业进行升级改造。相对于传统产业，这里只是投资的方向发生了改变：聚焦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着眼新领域、新赛道，着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新型产业培育，投资过程更为复杂，经济“迂回”链条更长，因而更需要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更为重要的是，投资的形式也将发生变化，过去“显见”的经济抓手型的大项目投资，将更多地让位于分散的、规模不等的投资。各类投资间的系统协调性增强，如果各类投资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的体系化，投资失败的概率将升高。

3. 消费在非成熟经济体中难以担当稳增长重任

消费在全会报告全文中仅出现了3次，并且有2次还不是指消费本义：第一次在任务清单第17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中作为一个税种(消费税)词语出现；第二次在任务清单第18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作为金融市场投资者的特定说法（金融消费者）出现；只有第三次在任务清单第49项“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中提到的发展绿色消费，是作为消费的本义出现的。

在日常的中国宏调语言体系里，消费显然是被提高到了带动经济经济增长中心的重要位置的。主动力、压舱石、新增长点……，各种强调向市场展示了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认识。然而，推动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地位提升的力量，是投资的下降，即投资相对消费以更快的速度回落，因而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提升，并非消费接过了经济增长的接力棒。中国投资增长的下降，也并非是周期性的，而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增长空间下降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城镇化高峰期过后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双下降，过去这两个领域在很长时间内超过了中国投资规模的半壁江山。2015年和2018年，中国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行业先后下台阶式下降，从而带动了中国投资和整体经济增速的下降，这实际上是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高度后经济运行格局转变的阶段变化结果。

西方成熟经济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主要还在于“二战”后消费主义的兴起；伴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红利，西方社会顺利实现了消费主义的观念植入。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消费主义主张追求消费的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通过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娱乐消遣，获得个人满足，并将此作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生活意义。消费主义显然不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消费目的，是西方追求极致个性和个体自由的思想反映。消费主义的兴起，对西方消费需求的发展，显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显然，消费主义在西方的形成并引领社会高消费行为的兴起，是有其社会思想和文化基础的；其兴起也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许多条件，经历了数十年时间才形成。例如，要让人安心消费，就要有对商业欺诈的完善应对体系，站在人性的角度，自由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动中必然有欺诈和骗子出现，问题是如何应对，既要不损害自由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力，又要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观察百年来美国商业历史上对欺诈的应对，从购者自慎到卖者尽责，商业自律、行业监管和政府法律对美国消费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全社会欺诈治理体系完善，美国消费主义也难形成。中国资本市场化过程中，也必然伴有企业欺诈上市行为，监管应由当前的主要关注个体的职业欺诈，转向企业的欺诈行为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