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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自孝文帝元恪去世(515)以后，政局每况愈下，越来越乱：

幼主频频更换，权臣更相阿党，天灾人祸迭起。先是胡太后听政、被幽、复出，接着柔然反叛、六镇起义、尔朱荣血洗洛阳(“河阴之变”)，最后是东、西魏分裂割治，相互攻伐，高氏、宇文氏各拥新主以自强。

魏室的衰落不振，使得南北关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北魏由攻势转入守势，梁王朝不断变化策略以求一逞。

梁普通元年(520)，北魏政府主动派遣使者刘善明来到江南，与梁王朝交涉媾和事宜。此事于《魏书》、《梁书》的帝纪里均无反映，只在《梁书》的《王锡传》、《张缵传》两处提及。

此前梁王朝命军民修筑浮山堰，不但未逼走驻守寿阳的魏军，反而因堰堤顷刻溃决造成元气大伤。

在这种情况下，北使南来，下一步是和是战，梁室内部曾有过争议。据《南史·周舍传》反映，梁武帝“锐意中原”，坚持继续北伐，群臣中只有周舍一人表示支持，其他人竭力反对。

因此，梁王朝没有积极回应北魏“请和”之举，双方未达成协议。

普通二年(521)，梁境义州（治齐安郡木兰县，今湖北黄陂县北)刺史文僧朗以州叛入魏，武帝即命大将裴邃率军讨击；北讨获得成功之后，裴邃没有留在义州，而是被调至豫州，坐镇合肥，等待时机，以图寿阳。此后，北魏与柔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魏军主力调至北部边防戒备，南线只具防御之力。

普通四年(523)，梁武帝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出镇：萧综为南兖州刺史，萧纲为雍州刺史，以形成两翼支援中路寿阳主战场的态势。

兵力部署完毕，紧接着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北伐行动。

第一次北伐，自普通五年(524)六月至本年底，中路与东线的战绩喜人。

期间，坐镇合肥的裴邃被命为北伐主帅，北上攻寿阳；新命原北魏宗室元树（天监八年来降）为北青兖二州刺史，率军于东翼策应。

东翼的战绩可喜：

原青冀二州辖境的城戍，如童城、建陵城、曲沐戍（均在今江苏沭阳县境），琅邪、东莞、檀丘（均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一带)，睢陵、司吾（今江苏宿迁县北）等，相次收复。

主攻寿阳的目标虽未达到，但寿阳周围的城戍（黎浆、安城、曲阳、秦墟、马头、荆山等)，均被梁军攻占，寿阳已成孤城一座。

短短几个月间，梁军投入的兵力不多，而进展如此顺利，这对梁武帝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第二次北伐，是普通六年(525)三线并进中，因主帅叛变，结果全线溃败。

年初，北魏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刺史元法僧有意叛变南来投诚，激起了梁武帝大举北伐的热情。他下诏命其侄萧渊藻（萧懿子）率前军、其子萧综领中军相次北上，“其余众军，计日差遣，初、中、后师，善得严办；朕当六军云动，龙舟济江”；二月间，他召回南徐州刺史萧续，“禀承戎略”；三月己酉（初五日）“行幸白下城，履行六军顿所”，并授命萧综“权顿彭城，总督众军，并摄徐州府事”。

梁武帝有志于亲率后军渡江北上，只是一种姿态，不过他紧急调遣，三方集团军及时组成并开赴前线，又一次显示了梁军的阵容和气势，足可与天监五年的北伐相媲美。

然而，此次大举北伐也选错了主帅。前线总指挥萧综，尽管“有勇力”，而且屡屡“求为边任”，但他早就认定自己是齐末东昏侯的遗脉，因而“常怀异志”。

当北魏将领元延明、元彧率军二万逼近彭城之际，梁武帝急命萧综后撤。

此时，萧综遂生叛逃投敌之念，秘密与魏军交涉，并于六月庚辰（初七日）夜潜逃；次日梁军发觉主帅不在营中，屯集彭城一线的大军哗然溃散，魏军于是乘势追击，致使梁军“死没者什七八”，彭城以至宿豫间诸城戍全部被魏军夺走。

与此同时，梁军的两支作战部队也没有坚守：

一支是由萧渊藻、萧正德统领，屯兵于淮北之涡阳（今安徽蒙城县)，闻讯彭城有变，慌忙南奔；

另一支是由夏侯亶统领，他接替刚死于军中的裴邃，正全力攻打孤零零的寿阳城，梁武帝密召他班师回防合肥。

至此，这次声势颇盛的北伐便草草收场了。次年(526)二月，“北伐众军解严”。

第三次北伐，是普通七年(526)七月至十一月攻占寿阳的行动。

此前一年，梁武帝命梁军于宿预（今江苏宿迁县南）、济阴（今江苏盱眙县西)分别修筑宿预堰、曹公堰，意在造成水淹上游寿阳城的威胁。

这年七月，梁武帝命屯兵合肥的夏侯亶自南道攻打寿阳，命郢州刺史元树领兵迂回至寿阳以北的黎浆，形成南北两面夹击的形势。

据《通鉴》卷一五一记载，十一月辛巳（十六日），北魏扬州刺史李宽难以支撑下去，终于以寿阳城降梁。

数日后，梁王朝将李宽放还北魏，并重新将寿阳作为豫州治，改合肥为南豫州治。淮南重镇寿阳自齐末为北魏盘踞以来，已经过去了26个年头，梁武帝上台后组织的一次次北伐，主要目标就是想夺回寿阳，重新恢复淮南作为江南政权的屏障地位。

如今这一目标已经实现，而且南北攻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北魏无暇顾及南线，梁军乘机北上夺取。

总的讲，普通年间的北伐尽管出现了彭城溃败，战果仍然可喜：

中路夺得了淮南重镇寿阳，西翼收复了沔北部分失地，东翼构成了对北魏所据彭城重镇的威胁。

因此，大通元年(527)梁军攻占了原司州境的“三关”，重新夺得了淮北的涡阳，再次向彭城挺进。

《南史》卷三四《周舍传》反映，普通年间的北伐是梁武帝“锐意中原”的产物，当初除了周舍一人外，“群臣咸言不可”，结果“累献捷”，梁武帝非常得意，下诏赞赏周舍。

《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还记载说，中大通三年(531)萧子显启撰《普通北伐记》，可谓庆祝的余波。

梁大通、中大通之际（即528年前后），北魏由于愈演愈烈的内乱，已无力锐意经营南线军事，边将纷纷南叛；先是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归梁，接着是宗室元颢、元彧、元悦以及北青州（今江苏赣榆县西)刺史元世隽、南荆州（今河南邓县）刺史李志、泰山（今山东泰安市东南)太守羊侃相继来降。

在这种不战而能屈人之兵的新情势下，梁武帝迅速作出反应；遣送降梁的原北魏宗室亲王入北主持魏室军政事宜，尝试通过扶植傀儡达到北伐不能实现的目标。

二十年间(528~547)，梁武帝先后六次遣送“魏主”北上。以下据《通鉴》记载作简要介绍。

第一次遣送“魏主”元颢。

大通二年(528)十月丁亥（初三日），梁武帝“以魏北海王颢为魏主，遣东阁将军陈庆之将兵送之还北”，随行将士才七千人，当月北上至淮北，袭据铚城（今安徽宿县西）。

次年四、五月间，这支队伍自铚城出发，向西北挺进，攻拔荥城（今河南商丘县东南)、考城（今河南民权县东北），夺得北魏梁国都城雕阳（今河南商丘县）；继而西向直指洛阳，击溃了荥阳、虎牢守军，占领了洛阳。

“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铚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北魏梁国守军七万、考城守军二万、荥阳守军七万，以及其间陆续调遣而至的北魏援军约十万之众，均一一败北。

陈庆之面对强敌，镇静自若，激励将士：“我辈众才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

在陈庆之护卫下，元颢于梁大通三年(529)五月丙子（二十五日）入洛登基，改元建武，当上了傀儡皇帝；65天后，即七月戊辰（十八日），元颢眼看尔朱荣率大军过河相逼，仓惶南逃，数日后被杀害于临颍（今河南临颍县西北)。陈庆之所率军士死散略尽，他自己削须发为沙门，孤身潜逃，辗转回到建康。

第二次遣送“魏王”元悦。中大通二年(530)六月丁已（十三日)，粱武帝宣布“以魏汝南王悦为魏王”，直至八月间方于德阳堂饯送，并“遣兵送至境上”。

八至十二月间，北魏发生内乱，孝庄帝杀尔朱荣，引发尔朱兆拥兵入洛；元悦“闻尔朱兆已入洛，自知不及事，遂南还”。

第三次再送元悦。

中大通四年(532)正月戊辰（初三日），梁武帝“以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司州牧，卫送魏王悦入洛”。

四月，元悦之侄元修在洛阳被拥立为帝（孝武帝），元悦是如何入洛的不清，他于十二月丁亥（二十八日）在洛阳被其侄孝武帝杀害。

第四次遣送“东魏王”元法僧。

中大通四年(532)二月，即宣布元悦再次入洛的消息过了一个月后，梁武帝又宣布以原北魏降将元法僧（普通六年初为北魏徐州刺史，以彭城内附）为“东魏王”，拟由时任兖州刺史的羊侃（大通二年以北魏泰山太守来降）为“军司马”，“与法僧偕行”。

据《梁书》本传，元法僧受命后“不行”。

第五次遣送“魏王”元庆和。

中大通六年(534)十月丁卯（十八日)，梁武帝以原北魏降将元庆和（大通元年为北魏东豫州刺史，以涡阳内附)为镇北将军，“帅众伐东魏”。

据《南史·梁本纪中》、《魏书》本传及《废出三帝纪》记录，元庆和北上的头衔是“魏王”。

本年底，元庆和率众人据濑乡（今河南鹿邑县东）；大同元年(535)四月至七月间，元庆和率众在东魏境内攻打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县西），东魏立即组军南下讨击。

据《魏书》本传讲，元庆和见东魏大军来讨，“望风退走”；他返回建康后，梁武帝指责他“言同百舌，胆若鼷鼠”。

第六次遣送“魏主”元贞。

太清元年(547)十二月乙亥（十二日)，梁武帝应东魏亡命将领侯景之请，以原北魏宗正卿元树（天监八年来降)之子、时为梁太子舍人的元贞为“咸阳王”，“资以兵力，使还北主魏，须渡江，许即位”。

次年八月，元贞发觉屯兵寿阳的侯景“有异志”，“逃归建康”。

上述六送“魏王”北上为傀儡的行动，除第一次元颢进据洛阳当了65天短命皇帝外，其余五次或半途而废，或干脆未曾成行，没有实际意义。

这说明梁武帝自命不凡，对内乱中的北方政权在军事上的威慑力和在政治上的排他性，几乎一无所知；而对梁王朝脆弱的军事实力和自诩的政治影响力，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态度。

《魏书·岛夷萧衍传》讲，梁武帝“好人佞己，末年尤甚”，如有人说北方政权“强盛”，“即便忿怒”；有人说北方政权“衰弱”，“因致喜悦”。这种畸形心理影响着梁王朝的决策，六送傀儡这件事只贻笑千古，紧接着发生的接纳侯景而亡国这场灾祸，则使梁武帝其人遗臭万年。

其实，前面提到的第五次遣送傀儡其后，梁武帝就把注意力转移至南北通和上了；时隔十多年后第六次送元贞北上，是为着满足侯景的要求而出的权宜之计而已，南北通和的方针并未改变，频繁的往来也未停止。

梁中大通六年(534)这一年内，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次年即大同元年(535)，坐镇义阳的梁司州刺史陈庆之这员骁将率兵北上，被东魏豫州（治汝南，今河南汝南县）刺史尧雄打败；正在东魏南境攻夺的北上“魏王”元庆和，被东魏南下诸军的气势吓退。

当东部战场形势黯淡之时，西线却捷报频传：

七月间，东魏东益州（治晋寿，今四川广元县南)刺史傅敬和以州降梁；十一月间，长期失据的汉中之地也回归梁王朝。

当西境梁、益之地已纳入梁王朝版图以后，梁武帝决定主动与东魏媾和。《魏书》卷七○《傅敬和附传》讲，傅敬和降梁后，梁武帝“以齐献武王（高欢）威德日广，令敬和还（东魏）国，以申和通之意”。

《梁书》本纪讳及梁求和之事，却记下了东魏来使通和之举：

大同二年(536)“十二月壬申（初六日），魏使请和，诏许之”。

自此以后，梁王朝与东魏政权之间互派使者，礼聘往返，络绎不绝。

《通鉴》卷一五七在梁大同三年、东魏天平四年(537)记事中综述道：

时南北通好，务以俊义相夸，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不得与焉。每梁使至邺，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建康亦然。

从《梁书》、《魏书》的纪传及其他史籍（如《酉阳杂俎》）的记录里，不难发现其时南北“通好以使命为重”的事实。

梁与东魏之间聘使频频，彼此礼遇有加，双方国书中还特意将以往有伤对方的字眼删除不用，足可见维系友好关系的用心。

梁与东魏交好的同时，东西魏之间却连年交战不已。梁王朝的北部边境保持了持续十几年安宁无事的状态，梁武帝误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不再用心于“北伐”之计，边防的军事自行解除，以致“南方久不习兵”，能够作战的梁军不复存在。

大同十年(544)，梁武帝返至武进旧乡谒陵，所下诏文中有“今四方款关”之语，登京口北固楼时特将“北固”改作“北顾”，均反映出他晚年不再以武备为意的心态。

大同五年(539)陈庆之去世后，梁军已再无能够领兵作战的将领，这就给梁王朝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后来在侯景之乱中，梁军几乎一触即溃，就是不奇怪的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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