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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祸”是西汉中后期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政治事件，它不仅影响了武帝晚年的统治，而且深深的波及到昭宣两朝的政局变动。

由于戾太子冤死，从而为汉廷以后的统治埋下了隐患，即武帝猝崩之际不得不匆忙移玺幼子，这一举措既为霍光专擅朝政创造了良机，也为诸皇子争夺皇位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为宣帝即位后昭雪祖父戾太子冤狱、加强皇权和最终铲除霍氏势力奠定了客观条件。

据《汉书》卷六十三《戾太子刘据传》载，武帝二十九岁时喜得太子，十分宠爱：

“为立禖，使东方朔、枚皋作禖祝。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

可见，为了太子的成长教育，武帝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然而正是在武帝“从其所好”的宠爱下，久而久之，在太子周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集团。

太子不仅拥有以大司马、大将军卫青为首的军事集团和以皇后卫子夫为首的后宫势力的鼎力支持，而且还得到了“群臣宽厚长者”们的拥戴。

随着太子羽翼的日益丰满，武帝对太子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闰(五)月”条载：

“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

寥寥数语便道出了武帝与太子在内外方略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可以说，太子的言行举措不仅仅代表着他个人，而且也代表着拥戴和支持太子的整个势力集团。

所以每当太子劝谏武帝不要征伐四夷时，武帝虽能笑言相慰说：

“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但是武帝内心十分清楚，太子势力已构成了他施政的障碍。

太子自幼便受《公羊春秋》、《穀梁》的教诲，他能不断劝谏武帝征伐四夷事，能对武帝冤狱“多所平反”，能赢得众多大臣和天下百姓的拥戴，这足以说明卫太子绝不是一个庸庸无能，武帝说他“材能少”是难以服人的。

相反,正是太子才能出众,才变成了武帝施政的潜在反对者，太子势力的存在已经构成了武帝统治的威胁，这便是武帝对太子的态度由宠爱到嫌恶的原因。

江充之所以能得到武帝的重用，并屡屡向太子发难，正是武帝假江充之手来打击和抑制太子的高明之举，如果没有武帝的暗中支持和默许，江充如何敢开罪太子和皇后呢?

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年），大将军卫青薨，卫太子势力顿减。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昭帝降生，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这一命名显然表明了，武帝欲将帝位传与刘弗陵的意向。

加之，此时皇后卫子夫年老色衰，早已不得武帝的欢心，江充等人又趁机多次发难，卫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一场以铲除太子势力为目的的血腥屠杀，隐隐而消沉地吹响了前奏曲。

江充以治巫为名，将祸水有条不紊地引向太子、皇后，而武帝又病在甘泉宫，远离京城。太子、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太子有冤难辩，矫节发兵捕杀江充等人，武帝授意丞相刘屈氂“捕斩反者”，后又返回建章宫亲自督战，太子兵败而逃，最终死于泉鸠里。

简言之，戾太子之死，武帝本人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便是武帝为什么既给卫太子洗冤但又不为他彻底昭雪的症结所在。

卫太子刘据（公元前128一91年），武帝皇后卫子夫所生，七岁时立为太子，三十八岁时死于“巫蛊之祸”，罪名为巫蛊诅上和矫诏谋反。

这位做了三十二年之久的太子蒙冤身亡后，汉武帝是否洗刷了他的罪名呢？

田余庆先生指出：

马通、商丘成、景建、张富昌、李寿五人，在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太子得功侯。他们在汉武帝的最后三两年内，全部被杀或被迫自杀。他们之死，史籍上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为转变政策扫清道路的需要。

《汉书》卷六十三《戾太子刘据传》载：

太子死后“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

由此可见，武帝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为太子冤狱的昭雪曾作过一定工作，但这些措施仅仅是洗刷了太子巫蛊诅上的罪名，而他的矫诏谋反的罪名并未得到武帝的宽宥，这可从后来发生的种种史实中得到印证。

在“巫蛊之祸”中唯一幸免于难的卫太子遗孙（即后来的宣帝)虽然尚在襁褓，但仍然被羁押达五年之久，直到武帝临死之际，才被赦免。由此看来，武帝并未给卫太子彻底洗冤。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十四日，汉武帝猝然撒手人寰，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在霍光等人的辅佐下登临帝位，是为昭帝。终昭帝一朝，始终未给卫太子沉狱洗冤。

《汉书》卷七十一《隽不疑传》载，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一自称卫太子的男子诣北阙，引起了长安街头大乱，围观者数万人。在场各级官吏吓得目瞪口呆，莫敢发言，此时京兆尹隽不疑赶到，说：

“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

于是喝令属吏把冒充者捆绑起来，送交诏狱审问。隽不疑在处理这起事件中的出色表现，不仅使当时所有官吏自叹不如，而且还受到昭帝和大将军霍光的极力嘉赏。

隽不疑所说的“卫太子得罪先帝，此罪人也”，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且是当时多数官吏对卫太子的看法，这说明在昭帝继位数年之后，卫太子依然被当作罪人看待。

不仅如此，他唯一的遗孙也仅能“以庶人衣食县官”而已。至于那些受到太子牵连的人们的境况，则更为凄惨。

宣帝即位后，对卫太子冤狱进行了彻底平反。

他刚一即位，便下诏曰：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祀，其议谥，置园邑。”

经过一番讨论后又决定：

卫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与卫太子同时遇害的儿子（即宣帝父）谥曰“悼”，其妻谥曰“悼后”，置奉邑三百家；以湖县阌乡邪里聚为戾园，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广明成乡为悼园。

不仅如此，宣帝还对受“巫蛊之祸”牵连的有关人员逐步展开了平反工作，直到甘露年间（公元前53一49年），卫太子冤狱才得以彻底昭雪于天下。

太子蒙冤而死，武帝难辞其咎。巫蛊事起，江充蓄意构织罪名，而武帝却称病甘泉宫，太子无以自辩，遂矫诏发兵诛杀江充，武帝授意丞相仿效周公诛管蔡事，调大军围杀太子，两方在长安街头鏖战五日，血流成河，死者盈万，太子兵败而逃。

此时，壶关三老茂上书呼吁“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

他指出：

“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陛下不省察，而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

显然他认为，太子之祸的发生与武帝本人有很大关系。武帝看到这份言辞激烈的奏章之后，虽有所感悟，但却没有赦免太子的罪行，而是仍在继续搜捕。

事实上，武帝从授意丞相刘屈氂，效周公诛管蔡事的那一刻起，便已对太子痛下杀心，所以，壶关三老茂的这份奏章便没有产生太大的实际作用，充其量只是在武帝的心中激起了几滴痛苦的浪花而已。

太子死后，高寝郎车千秋“复讼太子冤”：

“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

通过三老茂和车千秋二人的奏章，武帝充分认识到了卫太子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地位，洞悉了当时的民愿所在，明白了为卫太子昭雪洗冤已是当时局势所急需。

《汉书》卷六十六《车千秋传》载：

“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

我们不禁要问，历来选官任能的汉武帝，何以会鼎力提拔无甚才学的车千秋呢？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奏章态度和缓、措辞得当，没有指陈汉武帝在太子一案中的过失，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奏章适逢其会，武帝正好通过极力拔擢他，来向天下人宣明自己为太子昭雪的决心。

当然，汉武帝为太子的昭雪工作并不彻底。卫太子巫蛊诅上的罪名是江充等人所构织，所以武帝能通过诛杀他们，而为太子洗刷罪名。

然而武帝没有也不能宽宥太子矫诏谋反的罪名，因为是他下令“捕斩反者，自有封赏……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可见谋反罪名，是武帝所定，要洗刷这一罪名，除非武帝自己承担错误。在武帝诛杀的参与制造“巫蛊之祸”的人当中，除江充、苏文二人与太子有个人恩怨外，其他人都是秉旨行事而已，然而武帝为了安抚天下，只好将这些人送上了死路。

事实上，从武帝将昭帝降生之地取名为“尧母门”的那一刻起，武帝便为昭帝的嗣位逐步地扫清着障碍。

先是戾太子的失宠和冤死，之后便致罪燕王旦，而广陵王胥只不过是一个“好倡乐逸游”的碌碌武夫，实不足虑，昌邑哀王髆也随着李广利、刘屈氂阴谋的败露而失去了继嗣的一线希望，此时，昭帝嗣位已经成水到渠成之事。

《汉书》卷六十三《昌邑哀王刘髆传》载：

“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

吕思勉先生指出：

“昌邑哀王以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实与武帝之崩同年，不得云早死。”

汉武帝死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十四日，昭帝于二月十三日被立为太子。同年正月，武帝曾在甘泉宫朝会各个诸侯王。

罗义俊认为武帝的这次朝会“可能含有镇抚诸侯要他们拥护弗陵的意义”，这一见解，甚为高明，显然，武帝的这次朝会是在为昭帝的即位暗作准备，而昌邑王髆很可能便是在这次朝会前后死去。

总之，昌邑哀王髆之死在武帝诏立幼子之前,《汉书》卷九十七《孝武李夫人传》言其“早薨”，亦未尝不可。关于昌邑哀王髆的死亡原因，史籍阙载，难以详辨，但他的死，也很可能是武帝为昭帝即位扫清障碍而巧作安排的结果。

《汉书》卷八《宣帝纪》载：

“巫蛊之祸”发生时，宣帝尚为一襁褓婴儿，“犹坐收系郡邸狱”，至后元二年(即武帝崩之年),“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者，无轻重皆杀之”。

这次以“术士一言，尽杀系囚”的风波，正是武帝为昭帝登临帝位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武帝制造这起血案，其意在将卫太子遗孙刘病已置于死地。虽然经过“巫蛊之祸”的血腥扫荡，卫太子势力消灭殆尽，但毕竟仍有孑遗，他们同情和思慕卫太子，对武帝不能彻底为卫太子昭雪深怀不满，于是他们便极力保护卫太子唯一的亲人，积蓄待发，以图东山再起。

意识到太子残余势力的存在，将会构成昭帝统治的潜在威胁，为防患于未然，武帝便在弥留之际下令“尽杀系囚”。

当然，卫太子的遗孙能侥幸活命，全赖同情太子的残余势力的冒死相救。由上可见，昭帝能够登临帝位全赖武帝的苦心经营，也正因如此，昭帝在位十四年中，对卫太子冤狱才不闻不问。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七月，在霍光等人的辅佐下，卫太子遗孙刘病已登临帝位。他的登基，拉开了为卫太子冤狱全面昭雪的序幕。

宣帝不仅给卫太子等人上谥号、置园邑，而且还给予卫太子故吏以应有的地位和待遇。作为卫太子的遗孙，名正言顺的给其祖父、父亲昭雪是当时收买民心的义举，同时也是宣帝借昭雪事件来培植亲己势力的最佳途径。

宣帝自幼身陷囹圄，长在民间，根基十分薄弱，正因如此，才被霍光等人扶上了帝位。

吕思勉先生认为霍光决定立宣帝的原因是：

“宣帝起匹夫，则无辅之者矣，此其所以始忌之而后卒立之与？”

霍光自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榻托孤以来，前后秉政二十年，其党羽连体，盘踞于朝廷。每当霍光待侧，宣帝便犹若芒刺在背，难以从容肆体。

为了培植起一股能掣肘霍光大权的亲己势力，宣帝便借助昭雪事件大作文章，极力拔擢微故旧恩，并委以重任。

《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载，宣帝即位后，对旧故恩人丙吉数加封赏，初赐爵关内侯，后又封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

“后五岁，代魏相为丞相”。

卷五十九《张安世传》载：宣帝即位时，恩人张贺已死，然宣帝仍厚加封赏。

卷六十《杜延年传》载：

“时宣帝养于掖庭，号皇曾孙，与延年中子佗相爱善，延年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赏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庙，益户二千三百，与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户”。

杜延年共有子七人，皆贵幸朝廷。

不仅如此，宣帝还以昭雪为由，着力培植外戚势力。宣帝祖母（即卫太子史良娣）在“巫蛊之祸”中被害，宣帝封史恭（即史良娣兄）三子皆为列侯，其长子高“侍中贵幸，以发举反者大司马霍禹功封乐陵侯”。

史皇孙王夫人（即宣帝母）亦死于“巫蛊之祸”中，宣帝封其外祖母王媪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封舅无故为平昌君，武为乐昌君，食邑各六千户”。

由上可见，宣帝时期卫太子冤狱终于得以彻底昭雪。

宣帝大张旗鼓地推行昭雪措施，固然是出于他个人的情感恩怨，同时也是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必需。

宣帝正是通过昭雪措施扶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才为他最终“匕鬯不惊”的铲除霍氏势力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奠定了客观条件。

然而，凡事过犹则不及。

杨树达云：

“然则元帝之信任恭、显，成、哀时外戚之贵盛，其源皆自宣帝启之。当汉世极盛之时，已伏家国覆亡之渐，此亦读史者所宜知也。”

可以说，宣帝借昭雪一事极力扶植亲己势力、拔擢外戚集团的做法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从此，外戚势力扶摇直上，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恐怕是宣帝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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