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王出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宗室诸王出任方镇都督的制度。这一制度萌芽于曹魏后期，当时掌权的司马氏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开始任命家族成员出镇地方。 西晋建立后，这一措施延续下来。但在“八王之乱”中，方镇势力反而成为宗王相争的条件。东晋门阀强盛，重要方镇基本上被门阀控制，宗王很少出镇。东晋末年，刘裕掌握政权，再次大量任命家族成员出镇，至刘宋又形成宗王出镇的局面。
一、宗王出镇体系的确立与刘宋政局的稳定
东晋有９个主要都督区，即扬州、荆州、徐州、豫州、江州、会稽、沔中、益州、广州。 其中，“扬、荆、徐、豫，皆为重镇。扬本畿甸，谷帛所出，领以宰辅；荆居上流，甲兵所萃，号曰分 陕；徐曰北府；豫曰西藩”。另外，江州在扬、荆之间起平衡作用，地位也非常重要。桓玄篡位以 前，这些强藩基本上被门阀士族控制，宗室之中，仅仅在孝武帝一朝见到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及司马恬、司马尚之父子出镇的事例。
晋安帝元兴三年（4０４），刘裕重组北府，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控制了东晋政权。此后，除扬州刺史任命高门王谧、荆州刺史任命宗室司马休之外，其余重要方镇多被北府将领控制：刘裕任徐州刺史、刘毅任兖州刺史、魏咏之任豫州刺史、刘敬宣任江州刺史。这些北府将领虽然推刘裕为盟主，但“非为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 力敌势均，终相吞咀”。尤其是刘毅，自认为功业 与刘裕相当，不愿臣服刘裕，于是二人展开了对中央及强藩的争夺。
刘毅后来兵败被杀，刘裕接着又铲除其同党诸葛长民及宗室司马休之。这样，通过讨伐桓玄，消灭异己，刘裕夺取了扬、荆、徐、豫四大强藩。夺取之后，这些强藩全部由刘裕自己或子弟镇 守：扬州刺史刘裕先自领，继命次子刘义真；徐州刺史刘裕先自领，继命长子刘义符、弟刘道 怜；荆州刺史刘裕先自领，继命刘道怜、三子刘义隆；豫州刺史刘裕先自领，继命刘义符、侄刘义庆、四子刘义康。刘宋建立后，这一措施延续下来，从而形成了宗王出镇的局面。
刘裕在临终之前，对藩镇格局作了重大调整。（一）扬州。义熙三年（４０７），扬州刺史王谧 死，刘裕的僚属刘穆之认为 “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刘裕于是一直以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直到元熙元年 （４１９）才授与次子刘义真。 永初二年（４２１），改任徐羡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三年，刘义真出任南豫州刺史。刘裕临终下诏：“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 士千人。”（二）荆州。义熙十四年 （４１８），刘裕第三子刘义隆出任荆州刺史，镇江陵。永初三年（４２２），诏分荆州十郡立湘州，以张邵为湘州刺史，治长沙。“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 强，资实兵 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
（三）徐州。 徐兖二州本来合镇京口，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刘裕次弟刘道怜任徐兖二州刺史。永初三年（４２２），以彭城王义康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以檀道济为南兖州刺史，镇广陵。“高祖遗诏，京口要地，去都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四）豫州。元熙二年（４２０），刘裕第四子刘义康任豫州刺史。永初三年（４２２）二月，诏“豫州南临江浒，北接河洛，民荒境旷，转输艰远，抚莅之宜，各有其便。淮西诸郡，可立为豫州；自淮以东，为南豫州 ”。以刘义康为南豫州刺史，镇历阳；以刘粹为豫 州刺史，镇寿阳。三月，刘义康迁镇南徐，由刘义真代之。
在此格局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扬州刺史由刘义真换成了徐羡之。 扬州 “根本所系”，当初刘裕 就不肯让予他人，现在为何任命异姓呢？ 这是因为以前刘裕还没有完全控制政权，当然要争夺“根本”，扩张权力。而现在刘裕做了皇帝，扬州已经处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不必重上加重，任用 同姓。另外，太子刘义符与刘义真“不协”，如继续以刘义真为扬州刺史，刘裕死后，兄弟二人同 居扬州，可能会出现同姓相争。对此，刘裕不能不防。
其他强藩的明显变化是：荆州、徐兖二州、豫州以前都由宗王镇守，现在则全部予以分割，其中 荆州、南徐州、南豫州等主要方镇仍由宗王镇守，而被分割出去的湘州、南兖州、豫州等次级方镇则授予异姓。这种安排应与东晋政局及南北形势有关。东晋时期，门阀常常借助强藩的势力凌驾于中央之上，刘裕夺取强藩后，自然要避免类似的情况出现，因此对强藩都是先自领，然后任命子、弟镇守。但出镇宗王势力过大，对皇权同样是潜在的威胁，故刘裕在临终之前分割强藩，将分割出去的次级方镇授予异姓，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出镇宗王的势力。
又，当时处于南北对峙的环境，刘裕以幼子坐镇强藩，很难保证边防的安全。刘裕刚死，北魏明元帝便 “欲取洛阳、虎牢、滑台”，说明北方的威胁是始终存在的，对此刘裕在生前也必须防备。所以，刘裕分割徐兖和豫州，让自己的儿子镇守内线的京口、历阳，任命重要将领镇守外线的广陵、寿阳，在巩固皇权 的同时，也兼顾了边防的需要。由于有了以上精心安排，刘氏王朝看来十分巩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刘裕刚死，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便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由于太子刘义符年仅十六，刘裕在临终前安排了徐羡之、谢晦等人辅政，但这些顾命大臣不久便杀掉刘义符、刘义真，控制了刘义康，刘氏王朝又有重蹈东晋门阀专政覆辙的危险。强藩中唯一剩下的宗王，就是镇于江陵的荆州刺史刘 义隆。 当初刘道怜出镇江陵时，“北府文武悉配之 ”，刘义隆继承了道怜的兵力，“劳臣旧将，内外 充满”，“资实兵甲，居朝廷之 半”，有人估计其兵力在二十万以上。显然，徐羡之等人很难用武力 对付刘义隆，于是派人迎刘义隆即位（宋文帝），而以谢晦代任荆州刺史。
刘义隆东下时，“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府州兵力和僚佐同入建康；而谢晦西上时，“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则中央禁 军的精锐也随迁江陵。此后，徐羡之等人虽然继续执政，但文帝有自己的兵力和僚佐，并不是任 人摆布的傀儡。元嘉三年（４２６），文帝下诏讨伐，徐羡之自刭，傅亮伏诛，谢晦兵败被杀，文帝完全掌握了政权。刘氏王朝在建立初期经历了很大的危险，最终却能化险为夷，追根溯源，不能不说是刘裕实行宗王出镇制的结果。
铲除顾命大臣后，宋文帝继续任命宗王出镇强藩。扬州，先任命高门王弘为刺史，元嘉九年（４３２）换成刘义康。 荆州，刘裕 “遗诏诸子次第居之”，文帝先后任命刘义康、刘义恭、刘义庆、刘义季、刘义宣为刺史，基本执行了遗诏。其中刘义庆为刘裕之侄，“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 ”。 又刘义庆之后本应为刘义宣，文帝 “以义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故以刘义季代之。
南徐 州，刘裕遗诏“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文帝也严格遵守，先后任命刘义恭、刘义康、刘义 季、刘义宣、刘诞、刘义恭为刺史。地位稍次的南豫（其间曾罢归豫州）、南兖多由宗王居守，其余方镇中稍重要者也不乏宗王出镇。元嘉二十二 年 （４４５），文帝准备北伐，罢南豫州并豫州，以皇子刘铄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以弟弟刘义季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以皇子刘骏为雍州刺史，镇襄阳。这三个都是沿边重镇，而宋文帝全部任用子、弟居守，可见他对宗室力量的高度依赖。
宋文帝在位前期，对出镇宗王比较信任，应该说维持了政局的稳定，对“元嘉之治”的出现起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刘义康入辅以后，势力日益扩张，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后来被文帝废黜，宗室的内部矛盾日益显露。
二、宗室矛盾的激化与方镇格局的调整
元嘉三十年（４５３），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文帝第三子江州刺史刘骏率兵讨伐，登上皇位，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年少即位，已没有家长的权威来维持宗王出镇局面的稳定。 其弟弟刘铄 “不推事世祖”，刘昶 “不能祗事世祖”，刘浑 “备置百官，以为戏笑”；叔父刘宣对“朝廷所下制 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舅父臧质 “以少主遇之，是事专行，多所求欲”。孝武帝即位还不到一年，荆州刺史刘义宣等便起兵反叛，但最终被平定。不久，刘诞又“多聚才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后派兵讨伐，刘诞被杀，孝武帝这才除掉心腹之患。
为了减轻宗王的威胁，孝武帝采取了许多措施，如订出车服制度二十四条以贬抑宗王，利用典签 来加强对出镇宗王的监察。 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方镇格局进行调整。
首先是分割强藩。（一）置王畿。 孝建元年（４５４），分扬州所统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大明三年 （４５９），扬州改称王畿，东扬州则改称扬州。王畿为南台侍御 史所部，同时又遣尚书与所在共详，可见 孝武帝是要将建康周围地区直接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二）分荆置湘。晋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初次分荆置湘，以后荆、湘之间有多次分合。孝武 帝的这次分置约在元嘉三十年（４５３）六月，其初衷应在于削弱荆州刺史刘义宣的实力，但仍以刘义宣为荆、湘二州刺史，也许是当时无力任命他人。
（三）分荆、湘、江、豫置郢。孝建元 年（４５４），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 阳，立郢州。 这是孝武分割强藩的最大举措，荆州力量大大削弱。（四）雍州侨郡实土化。 史称 “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帝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孝武大 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此举对雍州而言是实力的增强，对荆州而言则是实力的削弱。
其次是用同姓取代异姓。分割虽使强藩的力量遭到削弱，却不能完全解除来自出镇宗王的威胁，孝武帝于是违背刘裕的遗诏，任用异姓以取代同姓。荆州刺史刘义宣起兵反叛时，雍州刺史朱修之“伪与之同，而遣使陈诚于帝。 帝嘉之，以为荆州刺史”。朱修之任荆州刺史长达九年，几乎历 孝武一朝。以后又准备任命疏族刘延孙代修之，只是因为刘延孙病死才作罢。大明元年（４５７），南兖州刺史刘诞镇广陵，“广陵与京口对岸，欲使腹心为徐州，据京口以防诞，故以南徐授 延孙，而与之合族，使诸王序亲”。 刘延孙为疏族，本来是没有资格任南徐州刺史的，但为了防 范弟弟，同时又不违背遗诏，孝武帝于是想出了 “合族”的办法。
其余稍次的方镇更是大量引用异姓，如南兖州命沈庆之、檀和之等，徐州命垣护之、申坦、沈昙庆、王玄谟 等，豫州命申恬、宗悫、庾深之等。 宋文帝曾大量任命宗王镇边，孝武帝时则很少任命。 大明五年（４６１），刘义恭上表陈限制宗王之法，第一条就是“诸王贵重，不应居边，至于华州优地，时可暂出”。刘休若镇彭城不到两年即被征还。 刘休茂镇襄阳，“主帅（典签）每禁之”，休茂不胜愤怒，杀死主帅，自己最终也被杀。
再次是令幼王出镇。任用异姓只是权宜之举，不可能让异姓一直掌握重权。 孝武帝在位中期，便将所有的强藩都换成了自己的儿子镇守。 其中，扬州刺史任命刘子尚，荆州刺史任命刘子顼，南徐州刺史任命刘子鸾，南兖州刺史先后任命刘子勋、刘子仁，南豫州刺史任命刘子房，江州刺史 任命刘子勋，郢州刺史任命刘子绥。 这些皇子最初出镇时的年龄很小，大约只有５～７岁，根本 没有从政的能力，出镇只是充当权力的象征，实际权力则掌握在由府州上佐充任的行事手中。 虽然如此，由亲生儿子出镇，至少不用担心他们反叛自己。
孝武帝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对强藩的分割，对刘宋后期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沈约认为 “建郢分扬，矫枉过直 ”，“兴丧之源，于斯尤著 ”。 王夫之也认为刘宋灭 亡，“不可谓非孝武之师先也”。
三、异姓势力的兴起与刘宋政权的灭亡
孝武帝死后，太子刘子业即位，大肆诛杀，人不自保。泰始元年（４６５），刘子业被侍卫杀 死，孝武帝之弟刘彧登位，是为宋明帝。这次中央政局的突变，在方镇中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当时的主要方镇多由孝武帝诸子出镇，这些宗王仅 １０岁左右，府州权力完全由行事掌握：刘子勋 为江州刺史，邓琬任行事；刘子顼为荆州刺史，孔道存任行事；刘子元为湘州刺史，何慧文任行事；刘子绥为郢州刺史，荀卞之任行事；刘子房为会稽太守，孔觊任行事。 宋明帝登位后，邓琬拒不承认，拥立刘子勋 （孝武帝第三子 ）为帝，首先起兵反叛，其他方镇纷纷响应，“国家所 保，唯丹阳、淮南数郡 ”，“四方贡计，并诣寻阳”，形势一时非常严峻。次年，宋明帝平定了叛乱。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方镇由于多次分割而力量分散，很难集中起来对抗中央，最终不免失败。
宋明帝即位之初，还有刘休仁、刘休范、刘休佑、刘休若、刘袆等几位亲弟在世，明帝对他们大 加重用，平叛时任命他们为主帅，平叛后又任命他们出镇强藩，这对明帝巩固皇位起了重要作 用。 但明帝晚年越来越猜忌，“晋平王休佑以狠戾致祸，建安王休仁以权逼不见容，巴陵王休若 素得人情，又以此见害，唯休范谨涩无才能，不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刘祎人才平庸，因有人 想推他为帝，被明帝逼令自杀。
泰豫元年（４７２）明帝死时，其亲弟中只有刘休范一人苟活下来。 刘休范当时任江州刺史，而江州是次等强藩，力量并不强大。 方镇中还有一位宗王，即明帝之侄刘景素，当时任南徐州刺史。南徐州治京口，随北府兵的衰落，其力量在元嘉以后也大为下降。而明帝自己没有儿子，“痿疾不能内御，诸弟姬人有怀孕者，辄取以入宫，及生男，皆杀其母，而以与六宫所爱者养之”。而且这些儿子在明帝死时一般只有两三岁，显然不能出镇。这样，明帝死后，方镇中只有刘休范、刘景素两位宗王，宗王的力量已大不如前。
与宗室力量被削弱相对应的，是异姓势力的兴起。泰始之乱发生后，处于北方边境的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都站在了刘子勋这一边，宋明帝派刘勔、沈攸之、萧道成、张永等人征讨，这些人的力量得以壮大。 尤其是萧道成镇淮阴以后，“青冀豪右，崔刘望 族，先睹人雄，希风结义”，如垣崇祖、李安民、刘怀珍、王玄邈、崔祖思、垣荣祖、刘善明、苏侃、薛渊、戴僧静、尹略、荀伯玉、崔慧景等，都被萧道成笼络，成为其“取宋张本”。
宋明帝在世时，对异姓也非常猜忌，防范甚严。如嫌萧道成“非人臣相”，遣吴喜赐酒以试之。 而 “吴喜、寿寂之之徒，虑其不能奉幼主，并杀之，而 （王）景文外戚贵盛，张永累经军旅，又疑其将来难信”，王景文后来被赐死。 刘勔则主动避祸，“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 …… 勔经始钟岭之南，以为栖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 ”。 但宋明帝死后，就无法控制局面了。
宋明帝临终时，因太子刘昱只有１１岁，便以蔡兴宗、袁粲、褚渊、刘勔、沈攸之、萧道成为顾命大臣。可能是出于猜忌，宋明帝一开始并没有任命萧道成为顾命大臣，后来因褚渊的建议，萧道成才得以参与。这六人中，蔡、袁、褚为高门，属于“平流进取”的一类，不会、不愿也无力去 “逐鹿”，而刘、沈、萧久经沙场，都有“逐鹿”的实力。刘勔很早便“有怀止足”，后来又战死。这样，在顾命大臣中，竞争者只有萧、沈二人。萧道成任中领军，居建康；沈攸之任荆州刺史，居江陵。而在方镇中，宗王也只有刘休范、刘景素二人，刘休范任江州刺史，居寻阳；刘景素任南 徐州刺史，居京口。史称“宋氏将季，离乱日兆，家怀逐鹿，人有异图，故蕃岳阻兵之 际，州郡 观衅之会”，互相的争夺已难以避免。
首先起兵的是刘休范。刘休范在江州，“自谓宗戚莫二，应居宰辅，事既不至，怨愤弥结。招引勇士，缮治器械”。元徽二年 （４７４）起兵反叛，“率众二万，铁骑数百匹”。叛军接近建康，但休 范被杀，反叛失败。刘景素在南徐州，“招集才义之士，倾身礼接，以收名誉”，“与腹心日夜谋议”。元徽四年（４７６）起兵，也很快失败。沈攸之在荆州，有“战士十万，铁马二千”。为了对 付宗王，沈攸之与萧道成采取了密切合作的态度：休范曾 “以微旨动攸之”，攸之送之朝廷，及休 范举兵，攸之又 “颠沛勤王”；景素“潜怀自全之计，布诚款于太祖（萧道成），太祖拒而不纳”；后景素起兵，“攸之复应朝廷”。可见在对付宗王时，二人可谓心照不宣，配合默契。
但在刘景素被平定后，宗王的势力已被消灭干净，二人便兵刃相见了。 萧道成任命长子萧赜为郢州行事、同党张敬儿为雍州刺史，以防备沈攸之。升明元年（４７７），沈攸之起兵东下，但到达郢城时便受到阻挡，张敬儿又南袭江陵，攸之进退无据，失败被杀，萧道成完全控制了政权。
铲除异己后，萧道成同样任用儿子去控制强藩，其手法与刘裕如出一辙：荆州刺史任命萧嶷，南徐州刺史萧道成自领，南兖州刺史任命萧映，南豫州刺史萧赜遥领，江州刺史任命萧赜、萧嶷，豫州刺史任命萧晃。升明三年 （４７９），时机成熟，萧道成取代刘宋。
宗王出镇制形成于西晋，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措施，正如唐长孺所指出的，与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权结构有关，这种政权结构就是以皇室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但西晋最终发生“八王之乱”，以至匆匆灭亡，不能不说与宗王出镇制密切相关。那么，刘宋为何不吸取 教 训，继续任命宗王出 镇呢？ 其根源即在于门阀势力仍然较强，皇帝不得不任用家族成员以保持力量对比上的优势。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西晋是门阀势力趋于上升的时期，推行宗王出镇制体现了皇权对门阀势力的 被动适应；而刘宋是门阀势力走向衰落的时期，推行宗王出镇制则体现了皇权的主动加强。 刘宋 初期，宗王出镇制的确对刘宋王朝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徐羡之等人虽然废杀少帝，但不能久专其权，即因为在江陵存在强大的宗王势力。不仅于此，宗王出镇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了刘宋政权的稳定。
但宗王出镇制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中制外、家国合一的体制：皇帝控制中央，至亲占据强藩，疏亲、外戚、异姓交杂其间，因此要实现政治局面的稳定，除了依靠中央的力量外，还有赖于家国秩序的协调，即皇帝不仅是一国之主，同时也是一家之长。 对于出镇诸王，刘裕既为长兄又为人 父，且为开国之君，文帝即位时父辈已逝，二兄被杀，也是当然的家长，因此在文帝被弑之前还没有产生家国秩序的矛盾。而孝武帝以侄子的身份君临诸叔，明帝以叔父的身份君临孝武诸子，都造成了家国秩序的破坏，故有必要采取措施协调秩序以巩固皇权。
除直接的诛杀外，这些措施还包括对方镇格局进行调整，如分割强藩、令异姓处强藩、限制宗王镇边等。 如此固然可以暂时稳定新皇帝的地位，但同时也破坏了同姓与异姓、内地与沿边的势力平衡，于是居边异姓势力的 兴起及朝代的改换就难以避免。我们看到，宋、齐、梁、陈改朝换代的力量总是来自居边异姓，除了沿边地区是豪族与流民聚居地之外，也与方镇格局的演变所导致的势力失衡直接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