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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本为内廷官，不能干预政事。

但因统治者集中权力的缘故，与皇室最接近的宦官，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手段，每每逐渐取得政治地位。

东汉即发生过宦官专权的事实，历代帝王都引以为戒。

唐太宗也不例外。贞观中，他规定内侍省不设三品官，内侍为长官，阶四品。未发生过宦官干预政治的事。武则天专政时，宦官人数稍有增加。

至中宗神龙年间，宦官猛增至三千余人，虽然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的有千余人之多，但真正官阶高者尚不多。

至玄宗时，宦官人数不仅增多，而且权力扩大，官阶高者很多，据史籍记载：

“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笑戟。”

本来玄宗发迹之初，主要依靠家奴如王毛仲、李宜德等，以及北门禁军将领如葛福顺、陈玄礼等。

因为中宗时多以官奴充左右万骑，因此时人蔑称禁军为“北门奴”。玄宗以太子监国时，改左右万骑为龙武军，尽以葛福顺、李宜德、陈玄礼等亲信充龙武军头目，封赏加爵，宠遇特异，号为“唐元功臣”。

长安城内良家子弟被吸引，纷纷“纳货以求隶其中”。

王毛仲从小就跟随李隆基当差，很得李隆基的赏识，平韦后之乱时，他虽曾动摇，但李隆基不仅未对其斥责，而且还超授为将军之职，让其专知东宫驼马鹰狗等坊，实际上由他负责筹集军马。

由于成绩卓著，不到一年，已官至大将军，阶三品。

在平太平公主时，王毛仲即为玄宗提供了急需的军马，立下关键的一功。

李隆基即帝位后，立即授任王毛仲为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进封霍国公，实封五百户。

玄宗给他的实际职务是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即负责管理皇宫系统的御马和全国的牧马。在当时的唐朝，马是重要的战备武器，所以特别重视马的牧养和繁殖、训练。

唐初将牧马分为八坊四十八监。自贞观至麟德年间（公元627一665年），唐政府拥有牧马七十万匹。武则天时期消耗大半，牧马逐渐减少。至玄宗即位时，锐减至二十四万匹。

王毛仲初上任时，对牧马的饲养和管理，抓得很紧，颇忠于职守，史载其“奉公正直，不避权贵”，龙武军功臣及闲厩官吏，“皆惧其威，人不敢犯”。

他对种植牧草及养马的管理似乎很得法，效果也很好。如“苑中营田草菜常收，率皆丰溢，玄宗以为能。”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进位特进，行太仆卿。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玄宗任命王毛仲为持节充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他“统部严整，群牧孳息，遂数倍其初。”

他采取措施，很快地改变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军中的将领和马政官吏贪污军粮和饲料的问题，过去经常发生的盗窃现象也被消除。所以每年进行清理结算时，常多余至数万斛。

在王毛仲等人的尽力经营下，不几年，牧马就猛增至四十三万匹。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玄宗至泰山封禅时，王毛仲特意挑选了数万匹牧马供使用，每队为一色，集结在一起，“望如云锦”，颇为壮观，使封禅大典更加生色，进一步讨得玄宗的欢心。

为了嘉奖王毛仲，玄宗封禅典礼毕，即在泰山脚下加封王毛仲为开府仪同三司。这是唐政府中一种最高的勋位。

自玄宗先天年间正位以后，十五年间，被授此勋位的只有四人：王皇后父亲王同皎、著名的宰相姚崇和宋璟，余即王毛仲。

于此可见玄宗对王毛仲的看重。

王毛仲得此荣誉是有原因的。

早在玄宗为临淄王时，他即伏事左右，长期来得到玄宗的赏识，一向被视为心腹，倚之为耳目。所以对其礼遇，非一般朝官甚至大臣所能比拟。

王毛仲有自己的庄宅，家里奴婢、驼马、钱帛不可胜纪，但他仍“常于闲厩侧内宅住”，为的是住在宫内离玄宗近些，便于玄宗随时使唤。

他每次入内陪同玄宗欢宴，总是和诸王及贵臣姜皎等在御幄前“连榻而坐”，甚见贵重。玄宗在日常生活中几乎离不开王毛仲，“或时不见，则悄然如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有至日晏。”

王毛仲妻，被赐号国夫人。他刚生下的儿子，玄宗即授予五品官，并允许长大后与皇太子同游。这在臣僚中是很少有人获得这样宠荣的。

因此，连玄宗亲信的宦官杨思勖、高力士等人都“常避畏之”。

此外，王毛仲与龙武军的将领关系也十分密切。开始时是作为玄宗的代表和他们联系，所谓：

“玄宗在藩邸时，常接其(按指万骑)寮俊者，或赐饮食财帛，以此尽归心焉。毛仲亦悟玄宗旨，待之甚谨。”

后来王毛仲子娶葛福顺女，李宜德、唐地文、王景耀、高广济等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了，这些人并“倚之为不法”，在北门禁军中结成一股颇大的功臣势力。

王毛仲成为玄宗的心腹以后，一些钻营投机的分子想通过他向上爬，出现所谓“百官附之者辐凑”的现象，他的门前常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但由于他的出身卑下，正直的官员仍对他十分轻视。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王毛仲的女儿出嫁，玄宗问他需要什么，王毛仲奏道：“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

玄宗说：“张说、源乾曜（当时宰相）辈岂不可呼邪？”

对曰：“此则得之。”

玄宗又说：“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

对曰：“然。”

上笑曰，“朕明日为汝召客。”

果然，次日玄宗对宰相说：“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与诸达宫悉诣其第”，参加婚宴。

这天中午，王毛仲家酒宴已摆开，宾客纷纷入座，可谁都不敢开宴，原来是宋璟还未到。宋璟至后，先举杯西向拜谢，意思是奉帝命而来，非为王毛仲所请而来。

饮不尽杯，忽称腹痛告辞，敷衍而去。

至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吏部侍郎齐浣密奏玄宗说：

(葛)福顺典兵马，与毛仲婚姻，小人宠极则奸生，若不预图，恐为后患，惟陛下思之。高力士小心谨慎，又是阉宦，便于禁中驱使，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臣闻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惟圣虑密之。玄宗嘉奖齐浣之忠诚，但告诉他：“卿且出，朕知卿忠义，徐俟其宜。”

不久，适有大理丞麻察左迁兴州别驾。齐浣素与麻察相善，出城为之饯行，并将自己在禁中的谏语告诉他。不料麻察“性轻险”，想以此事邀功，向玄宗告齐浣泄漏禁中语。

玄宗大怒，把齐浣叫来大骂一通，并且说：

“卿疑联不密，翻告麻察，何邪？”

结果，玄宗以齐浣、麻察二人“交构将相，离间君臣”为罪名，俱加贬黜。

齐浣虽被贬黜，可是玄宗对齐浣所提出的问题并未否定，这时玄宗对王毛仲及北门诸将领的情况已有所警惕。

而齐浣建议玄宗信任宦官高力士，对王毛仲等人加以压抑，是因为他觉察到玄宗在宫中开始信任宦官，而对王毛仲之流则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对握有北门禁军权力的功臣将领已有所戒备。

事实上，以王毛仲为首的北门奴，也即禁军将领的势力与以高力士为首的宦官集团的势力，正在进行微妙的矛盾冲突。

高力士等人，本来对王毛仲等北门奴“全盛逾己”，就十分妒嫉，而王毛仲等人自以为得到玄宗的宠信，对宦官的态度很傲慢，常加侮辱。

史载：

“中官高品者，毛仲视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则挫辱如已之僮仆。”

激起宦官的严重不满。尤其是高力士等人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因为“害其宠而未敢言”。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王毛仲忽然异想天开地提出要当兵部尚书，玄宗没有同意。

因为王毛仲本与北门禁军将领关系密切，又提出要抓兵部大权，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玄宗不能不考虑。

况且其势力的扩大正是玄宗所深忌的。对于这类佞幸，玄宗之所以委以腹心，是由于他们出身卑微，没有什么势力，容易操纵和掌握。玄宗决不愿他们在兵部握有实权。

王毛仲提出任兵部尚书的目的没有达到后，常常“怏怏形于辞色”，玄宗见后“由是不悦”。

玄宗对王毛仲态度上的微妙变化，自然为与玄宗十分亲近而且为人机灵的高力士所察觉，因此，抓住机会攻击王毛仲为首的北门奴。

所谓“构之弥甚”。适逢王毛仲妻生子，三日后，玄宗命高力士按惯例赐之酒馔、金帛，且授其儿五品官。

高力士还，玄宗问：“毛仲喜乎？”

高力士回答说：“毛仲抱其襁褓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

玄宗听了大怒，高力士趁机进一步说道：“北门奴官太盛，相写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

高力士有没有编造或夸大的成份，且不去管它。玄宗与王毛仲主奴间已出现了裂痕，那是肯定的。

高力士所说“必生大患”，与齐浣密奏所云“小人宠极则奸生”，前后不谋面合，都命中了玄宗的心病。

玄宗所担心的正是王毛仲及北门功臣权大势重。他要除去王毛仲及北门奴集团。

但要选择下手的时机和借口，以免引起禁军“惊惧为变”的波动。

王毛仲大概也有觉察，加紧增强自已的实力，于是私自“索甲仗于太原军器监”，少尹严挺之立即向玄宗奏报。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正月，玄宗遂当机立断，贬王毛仲为襄州别驾，北门诸功臣左领军大将军耿国公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卢龙子和唐地文、右武卫将军成纪侯李宜德、右威卫将军王景耀及高广济等都被解除兵权，清除出龙武军，王毛仲四个儿子皆贬谪远州，党羽连坐者数十人。

王毛仲远贬行至永州（今湖南零陵)被杀。以王毛仲为首的北门奴集团被玄宗彻底抛弃了，而宦官势力则由此益盛，成为玄宗内廷的重要亲信力量。

唐代宦官权势扩大、地位增高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的。玄宗经常派宦官出使各地，处理各种问题和了解地方情况，所过诸州县，地方官吏奉之“唯恐不及”，宦官所得赂馈赠，最少者也不减千缗。由是宦官们的经济力量急速膨胀，京师长安“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园池沼”，宦官占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宦官中尤为贵幸者，一为杨思勖，常持节在外，将兵征讨；一为高力士；在内常居中侍卫。还有黎敬仁、林招隐“奉使宣传”，尹凤祥“主书院”，贵宠与高力士等。

杨思勖与高力士都参预过玄宗所发动的平定韦武集团乱和削除太平公主势力的斗争，所以受到玄宗特别的眷顾。

而长时期来最受信任、对玄宗影响最大的宦官，则莫过于高力士。

高力士本姓冯，广东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少年时即被阉割，由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带至长安，于武则天当政时的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入宫。武则天“嘉其黠惠”，长相端正，置于身边使唤。后因过失，被“挞而逐之”。

宦官高延福遂收他为养子，故改姓高。高延福出自武三思家，高与武家的联系多命高力士前往，故他经常出入武三思府第。一年后，高力士被武则天再次召入禁中，隶属于司宫台，高力士成人后，身长六尺五寸（唐尺，合今约1米73)。

在长期的宫廷供职中，“性谨密”，养成了稳重细心、效忠主子的性格。又机灵勤学，能担负“传诏敕”的任务，得以升为宫闱丞。

中宗景龙中，高力士投在临淄王李隆基门下“倾心奉之”。李隆基为太子，使之“属内坊，日侍左右”，并擢升为朝散大夫、内给事。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参预削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的斗争，遂超拜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正员。开元初，加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成为掌管太监事务的长官了。

开元前期，高力士虽然也受到玄宗的器重和宠信，但尚不能与王毛仲相匹敌。而且常要受到王毛仲之流的歧视和打击。

为此，他十分忌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玄宗清除了王毛仲及北门奴势力，从此，他就成为玄宗在宫内的头号心腹。

玄宗也认为宦官中高力士可靠，是最可信赖的人。

他曾说：

“力士上直，（值夜班），吾寝则安”，故高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

高力士除了担负管理宫内的大小事务外，还负责传递宰相大臣的进奏文表，玄宗规定：“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

其中有些小事，高力士可以自己处理，不必向玄宗报告。因此“势倾内外”。

宦官出使郡县、监军，甚至修佛寺等等，“皆在力士可否”。外廷的臣僚投机钻营者，多与之结交。

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等都与高力士结为兄弟。高力士的母亲麦氏病逝，程伯献于灵前擗踴哭泣，过于己亲。高力士开元初娶瀛州吕玄晤女为妻，后其妻卒，“朝野争致祭赠，自府第至墓，充溢道路，车马不绝。”

尤为可笑的是，高力士修建宝寿寺钟成，朝中大小臣僚都往祝贺，规定凡击钟者，敲下要献钱百千缗，有的人为了巴结高力士，一口气击了二十下，还感到不够。

由于高力士的权势地位，不仅一般的臣僚就是一些掌握重权的宰相大臣、掌握军权的节度使，也多靠他在玄宗面前说好话，得以提拔，或藉以固位。

据史载，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皆“因之而取将相位”，其余则“不可胜纪”。

高力士在宫中的地位也是颇为特殊的，皇太子称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

高力士平时在玄宗寝殿旁侧的帘帷中休息。玄宗特命于殿侧建院让高力士居住，这些院子“雕莹璀璨，穷极精妙”，还专门设有修功德（拜佛念经）的安静场所。

高力士家产的殷富，更非一般宦官和王侯所能比拟。天宝初，加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

七载，加骠骑大将军。

高力士虽然宠遇特甚，但对玄宗十分忠诚，平日处事谨慎小心，不敢随意弄权，史书称他是“谨慎无大过”。

这是高力士与唐代后期宦官专权不同的地方。当然，所谓“谨慎无大过”，不过是以玄宗的意志为标准而言。

高力士的言行，以忠于玄宗的意志为绝对原则，善于侍候玄宗的喜怒好恶，完全迎合他的要求，所以深得玄宗的欢心。

高力士的本事在于善于揣测玄宗的意向，善于观风使舵，“与时消息，观其势候”，为迎合玄宗的需要，他可以六亲不认，“虽至亲爱，临覆败皆不之救。”

总而言之，高力士在开元后期及天宝年间，成为玄宗身边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许多重大事件，都或多或少与他有关。

尽管高力士本人顺从玄宗的意志没有专权，但作为宦官，玄宗如此滥加宠遇，造成朝廷极不正常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严重的失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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