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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大军屯兵淮南，这是新建梁王朝的心头之患。梁武帝处理紧迫的内政同时，就在考虑北伐用兵的事宜。

从天监四年(505)起，至天监之末，梁军大张旗鼓地投入收复淮南的行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总的态势是：梁军攻夺，北魏抵御。

在介绍这期间南北战事之前，回顾一下前次的北伐战争，对理解天监年间的北伐意义是有益的。

东晋立国江南以后，北中国出现了十六国割据纷争的局面。

其后，鲜卑族北魏政权崛起，于刘宋元嘉十六年(439)统一了北方，南北对峙的格局形成。

东晋以来，屡兴北伐，南北大战，总体上是南弱北强。南方军队一次次败北，江南政权在江北占有的地盘不断缩小。

到了齐末，北魏军队进入淮南已是既成事实；继续坐视不管，割江而治的前景也有可能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军事上南强北弱的格局呢？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如皇室腐败、将帅无能等)之外，关键是军事实力对比使然的。

北以马，南以舟；北军十月南下，南军四月北伐。北方军队以骑兵出击，南方军队以舟楫居长。

骑兵的机动性强，在平原地区作战，威慑力、冲击力明显居于优势；而南方军队在江北惟有淮河可凭，秋冬水枯封冻时节无法行舟，只好摆开阵势以步兵对抗骑兵，败局是不可避免的。

南方有识之士是认识到这点的，但是南方政权却不愿意承认这种现实。

比如：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北伐前，有位沈庆之认为，“我步彼骑，其势不敌”；元嘉三十年(453)有位周朗针对南人轻视北军的论调指出：“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矣！”；泰始四年(468)，有位刘勔指斥宋室有人狂言以毫无准备的北伐想要“灭胡”之论是：“言之甚易，行之甚难。”

但妄自尊大的江南政权不正视客观事实，结果每次北伐连连败北。

齐末，北魏军队在孝文帝率领下，发动了三次南伐，夺得沔北，尽有淮北，占领淮南重镇寿阳，西击司州之“三关”（即平靖关、武阳关、黄岘关，为河南、湖北二省交界)，东扫江北诸戍，整个淮南几近丧失殆尽，割江而治的前景摆在了江南王朝的面前。

虽然齐末梁初北魏新主宣武帝元恪暗弱，朝政出现混乱的情形，继续于准南用兵的行动一度停顿，客观上给新的梁王朝提供了喘息休整的空隙。

但是梁军北伐前夕，北魏大军自景明四年至正始二年(503~505)三线南下的攻势，正在对梁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主攻方向寿阳一线，元英坐镇，拥兵七万（原守军计五万，益兵二万），其东翼由萧宝寅领兵一万驻屯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西翼由投诚的陈伯之领兵近万人驻扎于阳石（今安徽霍丘东南），魏军兵力已抵达长江以北沿岸；义阳一线，元英率部南下，将梁军逼至“三关”以南的南义阳（今湖北孝感北），江汉之地危殆；汉中一线，邢蛮率部南下，取得汉中之地后，继续入剑阁、围涪城（今四川绵阳），正图谋进取益州。

魏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使梁王朝面临着自东晋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沔北早失，淮南近失，汉中刚失，益州将失。梁境如此残破，梁武帝无疑是放在心上的，一俟时机成熟，他将组织北伐进行反击。

梁武帝料理内政初见成效后，于天监四年(505)初筹谋伐魏，派卫尉卿杨公则率宿卫兵北上进至寿阳东侧的洛口（今安徽淮南市东北洛涧入淮口)以示威。天公作美，“是岁大穰，米斛三十”，为大规模的北伐奠定了物质基础。十月丙午（初九日)，梁武帝颁发了《北伐诏》。

其内容是：

此前他曾经主动“移书”北魏，“曾无反报”；如今他只好“广命群帅，赫然大举”，派遣萧渊猷、萧渊藻等组成十一路大军，总计六十四万兵力，“先定寿春”，西向关中，东出徐州，“百道并驱，同会洛邑”，“将令普天之下，于斯大同”，似乎有统一全国的意图；北伐众军由其六弟萧宏总一节度，柳惔为副“参赞戎机”。

《北伐诏》文中显示的梁军兵力数字并非夸饰，因为据《南史》本传，萧宏后来于前线逃亡至白石垒（今南京市东北幕府山下临江处)，守将萧渊藻责让这位叔父时，提到北伐众军乃“百万之师”，可见诏文所出的六十四万兵力与实际数字相去不远。

梁军出动的兵力大大超过魏军应战的守军和新增兵力的总数（约计二十万）。《南史·萧宏传》也指出，此次北伐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足见梁军气势非凡。

应该特别指明的是，这次北伐历时三年，分作三个阶段，而非仅洛口一役。

（1）东线挺进，中路夺取

天监五年(506)二月以后，东线梁军陆续开赴前线战场，投入作战。西翼由王茂率部进至沔北骚扰，以牵制魏守军调至东线支援。梁军首先意在收复淮南，主要目标是夺得寿阳。

一开始是由青冀二州向北挺进至魏境，梁军在桓和、刘思效、张惠绍、萧及、角念等将领统帅下，克胊山（今江苏连云港西），拔睢口（今山东滕县南)，夺得固城（今山东滕县东）、孤山（今山东滕县南）、蒙山（今山东蒙阴县)、宿预（今江苏宿迁南）、淮阳（今江苏泗阳），兵锋北及胶东，西胁彭城（今江苏徐州市）。

然后梁军在中路集中兵力推进，寿阳西翼的陈伯之部倒戈归梁，裴邃、韦睿、昌义之等所部一一攻克梁城、合肥、羊石、霍丘、小岘（均在今安徽寿阳以东以南）诸城。

九月间，主帅萧宏率军进驻洛口，淮南魏军只剩下寿阳孤城一座，守军惶恐不安。

（2）洛口溃败

当梁军数月来集中兵力于东线挺进、中路攻夺，展开凌厉攻势之际，魏军一时防不胜防，连连败退。北魏紧急调兵遣将，元诠被委任为后发诸军的统帅，元英、元遥相继率军南下增援，魏军西线攻取益州的行动被迫停止，以应付淮南及青徐一线军事失利的局面。

邢峦被调至东线作战，先在青徐一带一路取胜，九月间引兵南下，准备渡淮后与元英所部合势攻打梁城，以解寿阳之围。

邢峦尚未渡淮，梁城攻守尚未交锋，梁军主帅萧宏已吓破了胆，“部分乖方，多违朝制，诸将欲乘胜深入，（萧）宏闻魏援近，畏懦不敢进，召诸将欲议旋师”。

会议讨论中，前线将领柳惔、裴邃、马仙碑、昌义之坚决反对，吕僧珍一开始附和萧宏之议，最后也改变了主意，众将领一致主战，情绪激昂。

萧宏虽不便违众议，但犹豫不决，停军不前，错失了良机。

九月乙丑（二十七日）夜，暴风雨中，萧宏丧胆，竟丢下大军，乘骑独自逃亡。天亮后，“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及赢老，死者近五万人”。

洛口溃败，全因主帅萧宏畏懦所致。

此前吕僧珍就慨叹：“使始兴（王）、吴平（侯）为元帅，我相毗辅，中原不足平！”

即假若让具有作战经验和指挥才能的宗室萧憺（武帝十一弟）、萧昺（武帝从父弟）担任主帅主持北伐，也许更好些；言下之意是，萧宏虽有资格作统帅却不具领兵作战的胆识和能力。梁武帝挑萧宏为北伐主帅，是大大的失策。

（3）邵阳洲大捷

洛口溃败中，淮南魏军在元英率领下，将“沿淮东走”的梁军“追奔次于马头”。马头戍（今安徽怀远县南）储存着淮南梁军的军粮。元英将这里的粮储全部转运至淮北。梁王朝廷议此事，将帅朝臣皆以为魏军运粮北上，意味着魏军不再渡淮南下；而梁武帝却认为：“不然，此必欲进兵，为诈计耳。”

他同时指示，必须坚守钟离。随即命昌义之领兵三千立即奔赴那里，修城备战；又命曹景宗率二十万大军进至钟离以东待命；再命韦睿率军自合肥直插钟离，形成两面夹击南下魏军主力的布署。

再看北魏方面的动静。

淮南主帅急于乘胜东进，扩大战果，求战心切，力主先攻陷钟离；宣武帝元恪支持这一计划，撤了率援兵南下却迟迟不进兵的邢峦，代之以萧宝寅统领后援魏军，以协同元英攻取钟离。

元英所部布于淮水南岸，杨大眼（原邢峦部将）所部屯于北岸，萧宝寅也赶赴前线，魏军投入攻取钟离的兵力有数十万之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

钟离城位于淮水南岸，淮水中有邵阳洲和道人洲。魏军于邵阳洲修桥连接南北两岸，以运兵通粮。

天监六年(507)正月，魏军轮番攻钟离城，昌义之坚守苦战。二月初，韦睿所部梁军突然出现在钟离城下，守军受到鼓舞，魏军感到意外。

按照梁武帝事先的布署并授意，韦睿与曹景宗会合于道人洲，“豫装高舰”，“为火攻之计”。三月，淮水开始暴涨。四月癸已（初四日)，邵阳洲战役拉开了序幕。

这一天，曹景宗攻南桥，韦睿攻北桥，“军人奋发，呼声动天地”，“斗舰竞发”，邵阳洲“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桥栅俱尽”；魏军“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主帅元英“单骑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相枕藉，生擒五万人”，“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胜计”。

魏军淮南重兵全军覆没，丧失二十五万以上将士。

邵阳洲大捷后，梁军凯旋而归，梁武帝“于华光殿宴饮连旬”，款待有功将士。北魏朝廷将元英、萧宝寅、杨大眼三员大将严厉处罚，“除名为民”。

总的来讲，第一次北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梁魏双方的攻守之势发生了转移。

魏军全线南下的势头被遏制，淮南除寿阳一座孤城外，已被梁军全部收复；梁军初期于东线挺进深入魏境的战果，特别是后来邵阳洲大捷，鼓舞了梁军的志气，打击了魏军的有生力量。

梁武帝曾下的《北伐诏》，值得重视，是研究他在位期间屡兴北伐的种种尝试的重要文献；他在钟离保卫战中，事先英明判断，紧急布署调兵，并授计用火攻，结果赢得了辉煌胜利。

其文显示了他统一全国的志向，其计表现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当然，梁武帝过于乐观，制定的北伐大计不切实际，特别是任用萧宏担任主帅不当其人，造成了洛口溃败，后世史家以此指责他，不能说不应该；但是，如果不审全局（洛口溃败梁军损失五万，钟离大捷魏军二十五万兵力覆没)，只就洛口溃败作文章，则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梁书》本纪中载，天监七年(508)十月丙子（二十六日），梁武帝“诏大举北伐”，并宣布“以护军将军始兴王（萧）憺为平北将军，率众入清；车骑将军王茂率众向宿预”。

此次北伐开始不久，因形势变化，于次年(509)二月宣布取消。此次北伐有名无实。

北魏永平元年(508)，由于外戚高肇用权，激发出宗室元愉反叛、元勰被枉杀的变故，朝中惶惶不安，边镇守备开始松弛。九月间，北魏郢州（治义阳）司马彭珍等叛变，潜引梁军至义阳，“三关”戍主亦南叛入梁；十月初，北魏豫州（治悬瓠）刺史司马悦被军主白早生所杀，白早生向梁南司州刺史马仙琕求助，马仙琕派部下齐苟儿率梁军赶赴悬瓠救援。

一时间，北魏原豫州、新置郢州境内，北自悬瓠，南至安陆（今湖北安陆县），除义阳一城尚为刺史娄悦坚守外，其馀城戍尽为梁军占有。

与此同时，北魏南徐州（治宿预）参军成景隽杀宿预戍主严仲贤，请降于梁。当时梁武帝声言“北伐”，命萧憺领兵向西北义阳一带“入清”，王茂领兵向北部进至宿预，其实是增援性质，以巩固新得之境。

但是，此计没有得逞。

原因之一是，萧憺未及“入清”，北魏已派邢峦、元英二将率军南下豫州、郢州，很快就将丧失的城戍收复，并逼马仙琕所部梁军退守至安陆；原因之二是，北魏朝廷主动移书提出双方交换条件：北魏释放俘获的齐苟儿等梁军将士，梁王朝释还被白早生囚送建康的朝使中书舍人董绍及原豫州刺史司马悦之首。

梁武帝明知“入清”无望，遂修书一封，让董绍带回给北魏宣武帝元恪，其中提出“通好”息兵的新建议：以新获之宿预换取原汉中之地。由于上述两方面的背景，梁武帝于天监八年(509)二月“亦诏罢军”，不得不停止“北伐”，并奢望通过外交途径占得便宜。

第二次“大举北伐”，虽然有名无实，却反映出梁武帝开始谋求通过非军事的方式达到有利结果的努力意图。

天监十年(511)三月至十二月间，梁、魏双方为争夺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一地，各投入大量兵力，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结果梁军以少胜多，赢得全胜。

本年三月下旬，梁朐山戍主刘晰遭郡民王万寿率众袭杀。王万寿随即向北魏徐州（治彭城）刺史卢昶求援，卢昶派遣郯城（今山东郯城县）戍副张天惠领二百名军士东向朐山相救。朐山属梁之青冀二州，与州治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东南)隔海相望。当时新到任的青冀二州刺史是张谡，他领州兵渡海抗击张天惠，被张天惠与王万寿两面夹击而败。接着，卢昶指派一位叫傅文骥的戍守朐山。

朐山失守，对梁王朝来讲，非同寻常。因为这一濒海之地对青冀二州的存亡至关重要，而且梁军要想在淮北用兵，无论是北上还是东进，都以此地为前沿，因此必须占据而不能丢失。于是梁武帝急命马仙琕率军前往讨击。夏末秋初，梁军四万赶至朐山一线，当时魏军守兵仅九千。

卢昶力主坚守朐山，一再上表请求增兵，与梁军决战。宣武帝元恪先遣四千精兵南下，随后“发虎旅五万”继至；魏军赵遐、刘思祖所部亦受命赶赴而来，加之卢昶都督之众军，魏军在朐山一带集中了十余万兵力。

与梁军相比，魏军兵力居于绝对优势。但是，双方的统帅，马仙琕是久经考验的宿将，而卢昶只是一介儒生，既不懂军事，又胆怯如鼠，魏军屯集朐山外围不进，“将士怨之”。

十二月庚辰（初七日），“朐山戍主傅文骥粮樵俱罄，以城降”梁军。而卢昶见朐山已失，慌忙骑马“先退走”。

在朐山攻夺战中，梁军之所以大捷，主要是由于魏军主帅卢昶懦弱无能造成的；跟梁军主帅马仙琕是员骁将，也有一定关系。但是，这次意外大捷之前，梁武帝却对能否打败兵力居于优势的魏军缺乏信心。

朐山之役后，沿淮一线的梁军、魏军，各作防御守备，几年间相安无事。但是，淮南重镇寿阳仍旧为魏军重兵占据把守，就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始终不能收复。这总是梁武帝的心头之忧，寿阳不取，淮南不安。

据《通鉴》记载，自天监六年(507)以后，梁武帝对镇守寿阳的魏军将领、号为“卧虎”的李崇，“屡设反间以疑之”，一直不起作用。他不思用兵夺取，又无计可施，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早先降梁的魏将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上以为然”。

筑堰截流，水灌寿阳，逼北魏守军退回淮北，其实是变相的北伐。

此前守钟离以火攻得逞，这次取寿阳期望水淹奏效。

“堰淮水”的地点选在钟离之东，淮水南有浮山，北有巉石山，在两山间修一座拦河大坝，即“浮山堰”。

此地距上游之寿阳约二百余里，筑成此堰能否承受得住巨大的蓄水压力，先遣视察人员的考察结论是：这里“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功不可就”。

然而，梁武帝不以为然，遂于天监十三年(514)八月“发徐、扬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役人及战士合二十万”，指派太子右卫率康绚主持督责其事。

次年即天监十四年(515)四月，由于淮水漂疾，浮山堰“成而复溃”；其后从京城“运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这年十月浮山堰又坏，虽未知其详情，但这是第二次溃坏。而“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经过一年又九个月的苦战，浮山堰终于在天监十五年(516)四月好不容易修筑成功。

这是第三次努力的成绩：

“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艰巨的堰水工程，可谓空前绝后的壮举！梁武帝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不顾民众士卒服役的苦难，不管筑堰中一次次毁坏的教训，即不惜一切代价，不达目的不罢休。

从中可以看出他要收回寿阳的决心。如果成功了，后世会赞扬他的高明；如果失败了，他会换来骂名。结果，他难逃后者：数月后，即九月丁丑（十三日)，“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造成浮山堰第三次大溃决的原因，一是负责修堰全过程的康绚被征还回朝，而代之以没经验的徐州刺史张豹子主事，“不复修淮堰”，因而导致功成而坏的，其实这是很次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河床的沙土与堤堰的土石均无法承受长期浸泡并抵御水位逐渐上涨后的压力。即便康绚不走，堰也会崩溃。

浮山堰修筑的主要目标是“灌寿阳”，逼走北魏守军。虽然修筑此堰曾使北魏政府深感不安，也对寿阳城构成了严重威胁，其间魏室频频调兵遣将至淮堰讨击或决堰分流，就是要力保寿阳不失；但是结果是，“灌寿阳”这一目标不但没有达到，反而劳民伤财，三年间因疾疫、寒冻和溃堤，军民死亡数约计有三十五万之众。

其恶果，从近期来看，由于徐、扬二州人口锐减，淮北的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因此长江南北的农业生产已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流民问题遂随之出现。天监后期，梁武帝屡下诏书，责成务农，提出减赋蠲课、赈恤孤老鳏寡、悉听还本，乃至大赦天下等等，就跟浮山堰的恶果有直接关系。

从长远来看，梁王朝因此元气大伤，政治开始走下坡路，军事无法振作，且每况愈下，梁武帝本人对国事的兴趣也越来越淡漠。天监以后，貌似强盛的梁王朝始终走不出困境，就跟浮山堰有关。

总之，天监年间梁、魏交争，军事上各有胜负。

梁军的主要战果是：

遏止了魏军三线南侵的攻势，夺回了除寿阳以外的准南大片失地，赢得了钟离保卫战和朐山攻夺战两次大捷；而梁军的重大失误是：选择无能的统帅（萧宏）导致洛口溃败，选择错误的方式（浮山堰)造成自食恶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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