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元康元年（291年），“八王之乱”爆发。永康元年（300年），动乱的始作俑者——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在权力争斗中被鸩杀。贾后崩逝后，在权臣孙秀的操控下，泰山羊氏羊玄之的女儿羊献容继立为晋惠帝皇后。在羊皇后12年的皇后生涯中，作为权贵象征的皇后，她不过是一个傀儡，非但未能享受皇后的殊荣，反而屡遭羞辱、甚至多次命悬一线；作为渴望关爱的妻子，她不过是徒有名分的玩偶，非但未能享受夫妻之爱，相反却总在颠沛流离、恐惧不安中苟且偷生。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西晋亡后，她被匈奴人刘曜俘获，再次被立为皇后。出身名门、屡遭废立、一身二后，羊献容的这些经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数百位皇后中是绝无仅有的，她的人生勾画出古代社会上层妇女的又一种命运轨迹。

晋惠帝继后羊氏，名献容，泰山南城人。泰山羊氏自东汉以降便是一个门第显赫的家族。羊续是这个家族兴起的关键人物。《后汉书・羊续传》记载：“羊续，字兴祖，太山平阳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时司隶校尉。父儒，桓帝时为太常。”羊续本清流名士，东汉末年，黄巾事起，党禁解除，他复辟太尉府，四迁为庐江太守，颇有政绩；又因打击黄巾起义军、戴风乱军等屡立军功，更为时人敬重。故而，当时的泰山羊氏家族有“清流豪族”的美誉。

曹魏时期，司马氏执掌朝政大权之前，泰山羊氏任官的机会并不多。到了西晋中前期，羊氏家族已经取得了极为显赫的政治地位。这是因为，羊衜之女、司马师的夫人羊徽瑜被尊为景献皇后，羊氏遂跻身外戚之列。家族中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羊祜积极参与司马氏代魏的政治运筹，为晋室肇建立下了汗马功劳；羊琇（羊玄之叔父、羊献容叔祖）协助司马炎受禅，被委以重任，“典禁兵，豫机密，宠遇甚厚”。此时，羊氏的势力发展至顶峰。但这一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久长。

咸宁四年（278年）六月，景献皇后崩逝。羊祜“至洛阳，会景献宫车在殡，哀痛至笃”。同年十一月，他也去世。羊徽瑜、羊祜二人的相继过世，使羊氏家族的政治地位随之逐渐衰落。后来，羊琇也因反对齐王司马攸归国忤怒晋武帝，最后抑郁而死。至此，羊氏家族在朝中已经没有可依恃的强权人物。

赵王伦废杀贾南风后，重新立后之事提上议程。一方面，对掌权者而言，要把持朝政，除牢牢控制皇帝外，皇后及其背后相连的外戚势力也不容忽视。册立一个便于操纵的皇后，无疑是有利和必须的。“士庶不婚”是魏晋时期世族婚配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而此时的羊氏家族势力虽大不如前，但其大家名门的士族身份并未因此而改变。所以，立羊氏之女为后既符合“自世宗景帝而下，与婚姻择配上皆取之士族门第”的惯例，又不会对掌权者构成威胁，实在是再合适不过。另一方面，对羊氏家族而言，藉立后之机提升本家族的政治地位、重振家族声望，也不失为实现复兴的一种有效的捷径。门第婚姻使婚姻趋向功利化，婚姻中的女性却毫无选择的自由，从这一点上说，羊献容就是其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羊献容

在利益共赢的驱动下，永康元年（300年），由权臣孙秀操控，羊献容被立为皇后。羊后祖父名瑾，曾任尚书右仆射。其父羊玄之，初为尚书郎，后“拜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更封兴晋侯。迁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爵为公”，但那多是借皇后之资的晋升罢了。因此，与前次羊徽瑜嫁司马师不同，羊氏与司马氏的此次联姻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主动依附权贵、结亲皇族的举动。

而上次对于羊氏来说，当时司马氏尚非皇族，两氏联姻就像他们与夏侯氏、辛氏等族联姻一样，是司马氏扩大实力、拉拢望族的行为，双方的地位基本上是对等的。羊献容封后发生在羊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衰落之际，可谓形势使然。然而外戚的光环虽让羊玄之风光一时，但事实证明，在当时动荡混乱的政治形势下，羊氏与司马氏的第二次联姻实在是一种短视的政治行为，这种短视非但没让羊氏家族复兴，相反却把自己推向了西晋末年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

对羊献容个人来说，被册立为皇后是其人生厄运的开始。成为皇后的羊献容，此后的人生就如坐过山车一般，起起伏伏，在不停的废立之间辗转轮回。自永康元年（300年）十一月被立到永兴三年（306年）“八王之乱”结束，在这七年当中，羊氏遭“立而复废者四……虽来还在位，然忧逼折辱，终古未闻。”其过程曲折复杂如下。

永宁元年（301年）正月，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册立仅两个月的羊后与惠帝一起被幽禁于金墉城。同年三月，齐王司马冏起兵叛反赵王伦。四月，赵王伦、孙秀等人被杀，齐王冏主政，羊后随惠帝复位。其后，河间王司马颙不满齐王主政，于太安元年（302年）十二月和长沙王司马乂联手进攻齐王，长沙王杀齐王，控制了洛阳。太安二年（303年），长沙王又为河间王部将张方攻杀，政权再度落入河间王颙及成都王颖手中。永兴元年（304年）二月，成都王司马颖上表废黜羊后，并再次幽之于金墉城。这次晋惠帝虽未遭废黜，但羊后被废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对他的否定。同年七月，东海王司马越与右卫将军陈眕等恢复羊氏后位，起兵反司马颖。荡阴兵败，惠帝被成都王部将石超掳至邺城，张方复入洛阳，又一次废黜羊后。

十一月，张方挟返洛不久的惠帝至长安。以刘暾、周馥等为首建立的洛阳留台政府趁机恢复了羊氏的后位。永兴二年（305年）四月，张方强迫留台政府再一次废黜羊后。不久，秦州刺史皇甫重养子皇甫昌向司马越求救，未果，遂与杨篇在洛阳诈称司马越之命，迎羊氏于金墉城复其后位，并以她的名义发兵讨伐张方。事败，皇甫昌被洛阳留守官员诛杀。同年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自称平西将军）又诈称诏令，复立羊后，讨伐张方。周权旋即为洛阳令何乔攻杀，羊后再次被废。河间王颙以“后屡为奸人所立”为由，遣尚书田淑敕留台府赐羊后死，赖刘暾等人极力回护，得免。

羊献容

光熙元年（306年）六月，惠帝重返洛阳，羊后再次复位。不料，是年十一月惠帝中毒而崩。惠帝驾崩后，羊后想让原太子清河王覃继位，未果。皇太弟司马炽继位，是为怀帝，尊羊后为惠羊皇后，居弘训宫。至此，羊后的频繁废立算是暂告段落，但生活并未就此平静。永嘉五年（311年）六月，洛阳陷没，羊后被匈奴人刘曜掳纳为妻。太兴元年（318年）刘曜称帝，建立前赵，羊氏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册立为皇后。

“皇后之尊与帝齐体，供奉天地，祗承宗庙，母临天下”，称为“海内小君”。封建社会中的皇后乃天下之母，她统摄六宫，掌管内廷，辅助天子，位居后宫之冠，地位极其显赫。出身名门又高居后位的羊献容，本该无比尊贵，却屡遭废立，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废杀贾南风后，赵王伦主政，在权臣孙秀的极力撮合下，羊献容得以立后。然拜后不久，赵王伦篡位，羊献容遂遭废黜。赵王伦对羊后的“一立一废”目的明确，就是为了方便夺权。赵王伦的篡立引起了坐镇地方的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齐王司马冏、常山王司马乂等藩王对中央政权的觊觎，四王联合起来讨伐赵王伦。以赵王伦事件为界，自此之后诸王轮番擅权，晋末之乱由都城波及地方，一发而不可收拾。

赵王伦败后，执政的齐王冏和长沙王乂都没有改变惠帝和羊后的地位，因为帝后二人皆在其直接控制之下，不会对其掌权造成任何威胁，因此没必要对羊后有所动作，否则便有擅自废黜的嫌疑。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和东海王越三王纷争之时，吸取赵王伦的教训，并未直接废掉惠帝，却通过废后的方式间接否定了惠帝的统治权，河间王颙甚至还试图遣使鸩杀羊后。可怜羊氏一介女子成为诸王否定、蔑视皇权的挡箭牌!

除了诸王，维护或恢复羊献容皇后身份的还有留守洛阳的官员刘暾和周馥、立节将军周权（自称平西将军）、秦州刺史皇甫重养子皇甫昌等，但这些人也并非真心拥护羊后，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以之为象征，借皇后之名召集力量抗衡西台罢了。

羊献容

废后的则有河间王司马颙的部下张方、洛阳县令何乔等。张方曾两次废后，第一次是惠帝被成都王颖俘至邺城后，乘虚进入洛阳的张方，为便于控制时局，他废掉羊后。第二次是张方挟持惠帝到长安后，向恢复羊氏后位的洛阳留守官员施压，迫使他们再次废后。张方的两次废后，目的都是为了掌控朝政。晋末之乱中最后一次废后的是洛阳县令何乔，当时政局混乱，惠帝在长安，河间王和东海王争夺激烈。混乱的局势使洛阳县令何乔轻而易举地杀了恢复羊氏后位的立节将军周权，并废黜复位不久的羊后。发展到连区区县令都能够随意废黜作为一国之母的皇后，足见身处乱世的羊献容的地位乃至人身安全是多么没有保障。

不难发现，在羊后屡遭废立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股势力——控制洛阳的政治势力与坐镇地方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往往都围绕羊后或以她的名义进行。虽然各方利益有别，但总的来说，前者（控制洛阳的势力）可称为“保后派”，始终力图保全羊后，以她为号召抗衡后者（坐镇地方的势力）；而后者，可称为“废后派”，他们为了能遥控洛阳，试图通过废黜羊后树立权威，甚至不惜剥夺其性命。羊后屡遭废立的背后，体现的正是这两派政治势力间力量的互为消长，而羊献容本人，也由家族利益的牺牲品进而演化为两派角逐政治权力的工具和砝码。

值得一提的是，史书对羊献容的记载虽仅只言片语，但透过有限的史料依然可以解读出她的某些个性特征。羊后在各派系的权力争斗中，虽屡遭废立，毫无皇后尊严，但她似乎也并非完全就是一个毫无主见的软弱女性。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中毒身亡，继而引发了一场继位之争。关于这场争斗，《惠羊皇后传》和《怀帝本纪》均有记载。《惠羊皇后传》曰：“会帝崩，后虑太弟立为嫂叔，不得称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将立之，不果。怀帝即位，尊后为惠帝皇后，居弘训宫。”《怀帝本纪》云：“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于太弟为嫂，不得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书阁，侍中华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羊氏为惠皇后。”

司马炽

从这两则记载看，这场争斗还是比较激烈的，原太子司马覃已到达尚书阁，却不料还是被他的叔辈——皇太弟司马炽抢先一步即了位。按照记载，羊后争立司马覃为帝，目的就是为了做高高在上的皇太后。如此看来，这似乎只是一场名分之争。但表象背后有更为复杂的深层原因。西晋朝廷有外戚辅政的先例，如晋武帝驾崩后太后之父杨骏曾把持朝政数年，羊氏再次联姻司马氏为的就是提升本族的政治地位、重振家族声望，而当时的司马覃还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他若继位，以他的年纪恐无法独立执政，羊氏作为太后其父族便有了辅政的优先权。而如果继位的是已过弱冠之年的皇弟司马炽，羊献容和她的家族则没有这种待遇。所以，她（他们）当然不愿失去这样的机会，当然要奋力争取。这或许才是羊献容要做太后的真正原因。

“继位之争”是史料中有记载的羊后在晋末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唯一一次主动的政治表现，虽然没有成功，但却表明她有一定的权力欲望（其间可能还夹杂着参政欲望），至少并非是完全的软弱可欺、任人摆布。羊后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对权力的渴望既是多数皇族女性共有的特征，也受其颠沛流离的个人经历影响，同时还与整个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有关，是受当时妇女意识觉醒影响的产物。

永嘉五年（311年）洛阳陷没，羊后与晋怀帝一起被匈奴人刘曜掳掠至平阳。太兴元年（318年），刘曜称帝，国号前赵，深得刘曜宠爱的羊氏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立为皇后。

羊献容

用所谓“正统”的眼光看，掳作胡人妻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也许说是“耻辱”更为恰当。但从羊献容作为“女性”的角度看，劫后余生的岁月反倒是她传奇人生中的一段幸福时光。与在晋时为傀儡皇后不同，羊氏在前赵是名副其实的皇后，她不仅获得了常人渴望的夫妻欢爱，同时，位居后宫之冠的她对权力的欲望，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满足。

《惠羊皇后传》称：“曜甚爱宠之。”《刘曜载记》云：“羊氏内有特宠，外参朝政。”又云：“地震，长安尤甚。时曜妻羊氏有殊宠，颇与政事，阴有余之征也。”时人认为，太兴二年（319年）的地震是因为羊后干预政事、阴气过重所致。这也再次表明，羊后对政治和权力是有欲望的，或许她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才能。羊氏崩逝后，刘曜不顾朝臣反对，耗费巨资动用大量人力为其修建显平陵。下葬之日“大赦境内殊死已下，赐人爵二级，孤老贫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由此足见她在前赵的地位及其在丈夫心中的位置。

羊献容的一生虽历经坎坷，但她的遭遇却并未赢得史家的同情。《晋书・后妃传》曰：“献容幸乱，居辱疑荣。”学者蔡东藩更是深加痛斥：“靳康有女，尚知守贞，而羊氏曾为中国皇后，乃委身强虏，献媚贡谀，我为中国愧死矣。”如此评价羊献容可能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作为皇后，其实是作为“夫妻同体”的女性，与丈夫本该是“一与之醮，终身不改”的关系，羊氏非但未能坚守贞操节义，竟然嫁作“胡人”妇，这在向来以“正统”自居的汉族士人们看来，于家于国都是一种寡廉鲜耻的行为。前赵政权既伪，羊氏的名分也只能是伪后，故《惠羊皇后传》曰“伪谥献文皇后”。

羊献容

二是作为妻子，其实是作为与男性相对应的性别意义上的女性，本该温婉柔顺，而羊氏不但“内有特宠”，甚至还“外参朝政”，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牝鸡司晨”之举。因为在以“天”自居的男性看来，女人和男人的结合只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非一种异性间的、个人的、心理感情所致。所谓的后妃（妻子）不过是为统治者（男性）传宗接代的生理意义上的“女”人，一旦超越了这个界限，即君主（丈夫）对她的宠幸和关爱等个人感情与国家或家族、集团利益发生冲突时，或者超出了其（国家/家族/集团）所能容忍的范围时，他们（君主/丈夫）的爱就会被视为“乱”，甚至被视为同暴力一样危险可怕。所以太兴二年（319年）发生的地震，被史家认为是“曜妻羊氏有殊宠，颇与政事，阴有余之征也”。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贬低女性的“女祸论”思想。

《惠羊皇后传》记载，刘曜曾问羊后：“吾何如司马家儿？”羊后答曰：“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羊氏此番言语虽不免有奉承讨好之嫌，但综观其一生的遭遇，此语盖诚非阿谀！试想一个连妻儿都保护不了的男人，又怎能赢得妻子的尊重与信任？怎能配得上“丈夫”的称号？对羊献容而言，最终能得到丈夫的宠爱，也算人生幸事，不管他是汉人还是胡人。

同样，在古代女性们看来，身前被人（男性）疼爱、受人尊敬，身后仍能享有殊荣，也应该就是“幸福”了，但这背后恰恰反映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父权制文化下，女人在根本上就是依附（从属）于男人的，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物。父权制文化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使这一文化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渗透于社会的、观念的等各种缝隙之间，为男性统治女性提供了借口。这种偏见就是：男性是准则，男性价值必须居统治地位；女性则是被边缘化了的、居于社会生活主流之外的“他者”，只能处于屈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