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美国内战之后，尽管南部地区的奴隶制度已被废止，但是种族主义的思想却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1936年，在纽约的哈莱姆黑人社区，邮政工作人员撰写了一份小册子，说明了那些旅馆和餐馆是允许黑人居住和用餐的。与其说它是一本旅游指南，不如说它更接近于一本“生存手册”。此后，在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该书不断印刷，并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销售成绩。但在1964年，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为种族隔离体系敲下了丧钟。

1960年代，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美国南部掀起了一股强烈的黑人权利浪潮，当时，美国南部充斥着对黑人的仇恨情绪。在1962年，一位知名的黑人钢琴家雪利医生被派到美国南方进行一次充满了种族主义的演出，他遇到了许多困难，也遇到了许多不安定的情况。于是雪利就雇用了托尼这个从纽约来的意大利人当他的驾驶员，利用他在纽约各个酒馆里锻炼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本领，给他在旅途中增加了一道保险。而且，他还带着那本《绿皮书》。

光环之下，争论自然是少不了的。一方面，在首映式上，雪利医生的家庭对这部片子的失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这部片子把一名关心黑人权益并亲自投入到反歧视活动中的钢琴师，描绘得对自己的族群一无所知。另外，同志取向、与家庭不和等虚假取向也会导致家庭成员的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艺术和人生是有距离的。在现实的平淡的生活之下，存在着的千疮百孔，这些都会被反应到艺术中来。要想引发共鸣，达到普遍的目的，就需要给作品增加一定的张力、冲突和矛盾，要在起承转合的过程中，要表达出希望。所以，对真理进行某种程度的背离并不过分。就像是一场看戏的人，从一开始就已经明白了这条线的走向，也明白了它的时机。

《绿皮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核心，那就是找到自己，找到自己，找到自己。

在影片中，雪利医生成功了，他两度在白宫演出，他经常出入社交场合，他还住在音乐大厅的二楼，这一切都表明了他的地位和受人尊敬。但是，当他被邀请到南方去演出时，他总是受到羞辱。一是把他引见到世界上的名人，和他们进行了愉快的交往；另外，他还得在储藏室里换燕尾服，不能和其他白种人合用一个卫生间，不能在自己要演出的高级餐厅吃饭，不能在自己的“垃圾场”里吃东西，不能无缘无故地被关进监狱，不能无缘无故地被打。他试图成为一个贵族，但一切都被他的肤色打败了。他无法与自己的种族融合，无法认识理查德，无法吃到一只烤鸡，无法得到白人的尊敬和认可。然后，他对着倾盆大雨，大声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我若不够白皙，又不够有男子气概，那么，你说，我到底是什么人？”

雪利医生并不是一个只会演戏的人，而是要改变他们对他的成见，要把他的成千上万的奴隶带到他的领地上来，和他一样，和白种人一样。于是，他便动身前往南边，为的就是这一次的冒险。他到底有没有获胜？未必。即使是在施坦威的灯光下，他也不会完全放松自己，只有在音乐结束的时候，他才会露出微笑，直到音乐结束，他才会转向听众。

周国平曾经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一书中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了，他们可以是职业，也可以是身份，也可以是角色，就是不能是自己。”雪利也有各种各样的角色，但就是不能是自己。

这就是雪利医生没有了镣铐之后的样子。什么经典的音乐，什么华丽的衣着，什么优雅的谈吐，什么富贵的人生，都不过是浮云。在当时，雪利医生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重，是因为他一贯表现出的那种不卑不亢的庄重态度。他不再故意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是放下了自己的身份，卸下了冷漠的伪装，这一刻，他就是他。

如果影片定格在这一刻，或许会引起更多的波澜。不过，既然是一部符合逻辑的影片，那么在“歧视”、“肤色”、“阶级”等字眼的基础上，就必须要讲清楚，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完美的圆满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