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618 年 11 月，20岁的李世民展现出卓越军事才能，成功击败了盘踞陇西的薛仁杲。薛仁杲随后被押至长安处斩，西秦王朝就此覆灭。
在薛仁杲的旧部中有一位 22岁的年轻人——褚遂良， 起初，褚遂良表现平平，并不引人注目。
直至贞观十二年（638 年），42岁的褚遂良才开始崭露头角。
这一年，书法大家虞世南离世，因书法造诣颇高，褚遂良经魏徵举荐给李世民，成为皇帝身边的“侍书”，负责文书书写工作，由此开始进入李世民的视野。
六年之后，褚遂良任黄门侍郎，参与朝政决策，正式步入大唐权力核心，褚遂良的前半生颇为幸运，遇到李世民这位明君，得以施展才华与抱负。
李世民善纳谏言，朝堂纳谏之风盛行，褚遂良将魏征视作榜样，立志成为像魏征一样的千古谏臣。
私下里，褚遂良与魏征关系亲密，魏征还将自己进谏的心得整理成集，交给褚遂良研读。魏征去世后，褚遂良毅然担当起“贞观第一谏臣”的职责。
贞观十年（636 年），褚遂良出任起居郎，负责编撰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过去，皇帝不得查看《起居注》，正因如此，史官才能如实记录皇帝言行得失。
一日，李世民突发奇想，欲查看《起居注》，褚遂良坚决拒绝，他深知若开此先例，史官日后定会有所忌惮，无法如实记录，那史官一职便失去意义。
此乃抗旨之举，若遇其他皇帝，褚遂良恐有杀身之祸。
所幸面对的是李世民，被褚遂良拒绝后，李世民未动怒，反而好奇询问：“若我有不当言行，也会被记录吗？
褚遂良回答：“臣职责所在，必如实记录……”李世民虽心中不悦，但未责备褚遂良，且对他更为关注。
贞观十五年（641 年），李世民计划前往泰山封禅，褚遂良以天象不祥为由劝其暂缓，李世民认可其建议，将褚遂良擢升为谏议大夫。
此后，每逢朝政大事，李世民都会咨询褚遂良的意见，褚遂良由此真正进入大唐权力核心圈层。
贞观十七年（643 年）4 月，原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储君之位悬空，朝堂对于新太子人选的讨论，集中在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之间。
李世民倾向于立魏王李泰为太子，遂将此想法告知褚遂良，期望得到支，褚遂良不仅未支持，还严厉批评李世民。
他指出，李承乾谋反，很大程度是因李世民对魏王李泰的过度宠爱所致，如今若立李泰为太子，便是重蹈覆辙，会使晋王李治陷入险境。
若李泰登基，李承乾和李治恐无活路，身为臣子竟敢如此批评皇帝，换作其他皇帝，褚遂良怕是性命难保。
但李世民并未动怒，而是耐心听完褚遂良的劝谏。显然，李世民将其话听进心中，此后再未提及立李泰为太子之事。
后来，李世民还对身边大臣表示：“若立李泰为太子，太子之位便可通过经营谋取，往后，太子若有过失，藩王定会觊觎、谋算。
因褚遂良坚定支持晋王李治，加之其敢于直谏，被李世民列为辅政大臣，与长孙无忌一同辅佐新皇。
李世民期望，性格“仁弱”的李治，在褚遂良等大臣辅佐下能坐稳江山，不求李治开疆拓土，只需守护好李唐江山。
但李世民未料到，李治登基未满一年，褚遂良便遭人告发低价强购下属土地。
当日，高宗李治未经审讯，便将褚遂良罢相，贬为同州刺史，褚遂良身为宰相与托孤大臣，却被新皇如此对待。
那么，李治为何急于处置褚遂良？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登基亦如此。
至于为何首先拿褚遂良开刀，一是褚遂良性格耿直，李世民喜纳谏之臣，李治却未必；二是褚遂良被人抓住把柄，李治自然不会放过。
不过，李治此举仅是小试牛刀。仅一年后，他便将褚遂良召回，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再次拜相。
因李治深知，此时自己尚无能力扳倒长孙无忌集团，尚非动褚遂良的最佳时机。 那么，经历此番罢相的褚遂良，会吸取教训吗？
显然没有，反而愈发激进。 永徽六年（655 年），李治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众老臣纷纷反对，联合进谏，希望李治打消念头。
但李治不听忠言，见状，褚遂良决心以死相谏，他当场脱帽，将笏板置于台阶，叩头不止。在太宗朝，此招或许有效，可在高宗朝，不仅无用，还为他招来祸端。
褚遂良磕破脑袋，满脸鲜血仍不罢休，一副抗争到底的架势。李治大怒，命人将其强行拉出大殿。
帘后的武则天更是怒不可遏，直呼应将其斩首，此事过后，褚遂良不仅未能阻止李治“废王立武”，还将自己推向悲剧深渊。
当年 10 月，武则天被册立为后，褚遂良再次罢相，被逐出朝堂，先贬至潭州（今长沙），后又贬至桂州（今广西桂林）。
刚至桂州不久，褚遂良遭人诬告谋反，再被贬至爱州（今越南清化）。最终，褚遂良在爱州含恨离世，享年 63 岁。
褚遂良在太宗朝受重用，在高宗朝却境遇迥异，他欲效仿魏征，却未得要领，也无魏征的好运，遇到善纳谏的君主，最终结局悲惨。
褚遂良之死，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典型，古往今来，能打破此魔咒者寥寥无几。 那么，为何会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
若有可能，新皇也不愿大规模更换老臣，毕竟成本颇高，但在政治主张、做事风格与利益分配等方面，新皇又必须清除不听话的老臣。
新皇登基后，鲜少全盘保留前任皇帝政策，区别仅在何时推翻旧政，旧朝老臣既是旧政策制定与执行者，又从中获益，不愿舍弃，自然与新皇主张冲突。
新皇多有改革雄心，欲除旧弊，老臣则力求保住既得利益。改革必损老臣利益，冲突难以避免。
李治登基后，与长孙无忌集团的矛盾，实质是皇权与关陇集团利益的矛盾。
老臣若认同新皇主张，或可获重用；若不认同，要么有能力另立皇帝，要么遭皇帝抛弃。 此外，新皇与老皇无论性格还是阅历都不同，有些新皇因长期受老皇压制，登基后反感老皇做事风格。
此时，老臣若不调整做事风格迎合新皇，必失重用。运气好能善终，运气差则满门遭祸。 关键还在于忠诚问题。
新皇本能排斥打压老臣，更愿提拔自己为太子时的下属，因担心老臣不忠。 那些历经多朝而不倒的老臣，要么善于审时度势，要么懂得适时隐退。
如李世民这般不论新旧、量才录用者，实属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