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中纪委座谈会现场。当黄克诚在秘书的陪同下走上主席台，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此时会议已经开了十多天，黄克诚因病一直没有露面，今天突然到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讲。

“今天黄克诚同志来参加会议，现在请他讲话！”王鹤寿示意大家安静，但至于黄克诚要讲什么内容，王鹤寿也丝毫不知情。只见黄克诚吃力地向前挪动了一下身子，然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同志们，我身体不好，本来不准备讲话的，但有些话我要在今天的会议上讲一讲，首先我要讲讲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拨乱反正方针的指导下，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始得到处理。尽管黄克诚已经离开政坛18年，既看不了文件，也参加不了会议，但他复出之后还是很快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对于中央的一系列措施表示坚决支持。

重新确立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是当时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关系着政局稳定的大问题。然而，随着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不断解放，党内外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倾向。

中央对于这两种倾向都非常重视，邓小平多次讲话批评这两种倾向，黄克诚对于这两种倾向也十分焦虑。和毛主席在一起并肩作战几十年，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早已经在黄克诚的头脑中确立。

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更是亲自三次点将黄克诚，委以重任。

1948年平津战役前夕，黄克诚为毛主席任命为军管会主任，随军去接管天津。攻城的炮火刚刚结束，黄克诚等人就急不可待地走上天津街头，开始着手于接管工作，仅仅几天的时间，商店开始营业，工厂开始生产。

在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四个月后，毛主席将黄克诚召到北平，听取他接管天津以来的工作汇报。晚饭时，毛主席在席间忽然问黄克诚，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克诚脱口而出：

“当然是发展生产。”

“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毛主席严肃地摇了摇头。

尽管从学生时代开始，黄克诚就经常聆听毛主席讲课和演讲，但此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和毛主席的想法还相去甚远。

这一次召见后，毛主席点名黄克诚主持湖南工作。参加完开国大典，黄克诚动身前往长沙。

朝鲜战争爆发后，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转入了半公开的状态，四处散布谣言，引得老百姓人心惶惶。为此，中央下令各地开始“镇反”运动，但湖南的一些领导却迟迟下不了手，为此黄克诚亲自去督促：

“不杀掉相当数量，你这里是不得安宁的。”

随着“镇反”运动的不断扩大，黄克诚指示湖南当地开始收缩，并将自己的意见上报给中央。中央很快同意的黄克诚的想法，毛主席还在电报中对黄克诚的做法予以了肯定。

1952年，毛主席点将黄克诚负责全军后勤工作。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军的后勤工作就有了起色，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两年以后，黄克诚被委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提出“首长分工负责制”，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对于毛主席的知遇之恩，黄克诚内心十分感激，但他也坚持说真话讲真理，绝不盲从。庐山会议上，由于黄克诚坚持讲真话，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为了争取黄克诚转变思想，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

结果这一次谈话，两个人谁也没有说服谁。会议结束后，黄克诚开始收到错误对待。

赋闲几年以后，黄克诚在陶铸的劝告下，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1961年的国庆节，黄克诚受邀登上天安门参加观礼，毛主席见到他之后，对他的信表示了肯定，并同意黄克诚去做一些调查研究的工作。

这一次见面，成为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十年政治风暴开始后，黄克诚再遭磨难。当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黄克诚的内心异常悲痛：“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对毛主席的感情是超越一切个人恩怨的。”

正是基于此，当党内外出现“非毛反毛”的倾向后，黄克诚决定挺身而出，表明自己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定态度。并决定借中纪委座谈会的机会，系统地讲一讲自己对毛主席的看法。

“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急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讲到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黄克诚激动地说道：“毛主席晚年有缺点有错误，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一次讲话，黄克诚事先没有准备讲稿，却一口气说了四个小时。当他的话讲完，大家还没有缓过劲来，沉寂了好半天后，会场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后来，中纪委专门派人将黄克诚的这次讲话录音进行整理，转换成文字在中纪委内部刊物上发表。随后经邓小平批示，《解放军报》将黄克诚的讲话全文进行发表，引起了党内外的注目。

许多人看过文章后，被黄克诚这种顾全大局的品德所折服，但也有人对黄克诚的做发表表示不解。对此黄克诚是这样解释的：“不能从个人恩怨和利害得失出发去考虑问题，更不能对历史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