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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的甘孜州，作为青藏高原板块的一部分，按照一般的惯例本应划归西藏管辖，但实际上，川西却最终并入了四川的行政版图。

川西在历史上是否归属于西藏？

新中国将川西划归四川，又蕴藏着怎样深远的考量？

认为川西应该被划入西藏行政版图的人，其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那便是青藏高原地区并不等价于西藏。

从地理板块而论，青藏高原板块除了西藏外，还包括四川的甘孜州（即川西）和阿坝州大部、甘肃的甘南州、云南的迪庆州、青海西部和南部以及新疆西南部的帕米尔高原。

甚至连印度的拉达克地区，亦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

显然，我们不能把这些青藏高原的一部分，统统纳入西藏的行政管辖区域，因而川西未被划归西藏的行政版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实际上，从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而论，川西也不属于传统藏区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传统藏区一般被认为包括两个核心地带。

其一是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

其二则是以拉萨为核心的前藏地区，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的藏区。

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史书上被称之为“卫藏”，而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时，被英国殖民者称之为“中部西藏”。

在传统藏地之外，其余地方则属于边缘地带，在历史上就长期游离于“拉萨－日喀则”体系之外，也鲜有被传统藏区直接管理的历史。

川西地区，便是一个这样的存在，相较于归属西藏，川西地区其实更应归属于康巴。

从地理角度讲，青海的玉树、西藏的昌都、云南的迪庆和四川的川西在实质上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地缘板块——康巴。

由于横断山脉的存在，康巴地区即便是在吐蕃帝国极盛之时，也一直是青藏势力的边缘地带，仅仅存在着微弱的羁縻管辖关系，反而与我国四川、云南等地交流密切。

等到吐蕃帝国瓦解后，以“拉萨－日喀则”为核心的传统藏地便彻底失去了对于康巴地区的节制，并在元朝之时，正式脱离藏区、纳入了中原王朝的行政版图。

在康巴融入中原王朝的过程中，明朝册封的云南丽江土司木氏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明朝天顺年间开始，丽江木氏土司便与康巴的当地土司展开了漫长而激烈的攻伐战争，不断蚕食渗透着康巴地区，并最终于崇祯年间彻底控制了包括迪庆、理塘、巴塘在内的康巴大部。

尽管木氏土司对于康巴的控制并未持续太久，但在其攻略康巴的过程中，让康巴本就不多的藏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康巴地区进一步走向“去藏化”。

在木氏土司之后，康巴地区作为连接西南诸省的关键要冲，一直为各路势力所争夺。

但代表传统藏区的“拉萨－日喀则”集团，却再也没有重新染指这一地区。

在木氏土司控制康巴后，其便开始大规模的移民屯垦，使得康巴与四川、云南等省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可由于明清易代，木氏土司对康巴的经营尚未维持太久，便被新崛起的白利土司所击败。

作为康巴的本土势力，白利土司的统治维持了半个世纪。

在其统治期间，康巴与四川、云南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毗邻四川的甘孜州和阿坝州则更是深受四川文化的熏陶与影响。

17世纪中叶，蒙古和硕特部从蒙古高原而下，经新疆地区，攻灭了传统藏区势力，并随后击败了白利土司，控制了康巴地区。

在和硕特拿下康巴后，其对西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地缘威胁，这也引得清廷开始与和硕特部围绕康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

从1700年清廷发动西炉战役开始，到1719年清朝名将岳钟琪攻陷康巴重镇巴塘、理塘，清廷终于实现了对康巴地区的直接管辖。

在此之后，由于仍有如罗布藏丹增为代表的反叛势力活动于青海等地，始终对康巴地区形成威胁，清廷便启用了另一名将年羹尧出任四川巡抚，节制西南诸军事。

在年羹尧出镇四川的过程中，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让其深刻地意识到康巴地区对于稳定西南诸省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制衡西藏的问题上，康巴地区更是中原王朝不可放弃的战略要地。

因此，当清廷控制西藏地区后，西藏的七世喇嘛格桑加措曾上书清廷，请求将康巴地区重新纳入西藏的行政管辖之下。

只不过，在年羹尧的强烈反对下，意识到康巴重要性的倾听，也最终驳回了西藏的请求。

不仅如此，清廷还正式下旨将康巴地区重新拆分，除昌都地区重新划归西藏外，其余地区都划给了临近省份，毗邻四川的甘孜州和阿坝州则理所当然地归入了四川，也就成了如今的川西。

清朝灭亡后，川西地区在民国时期一度成立了西康省，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又撤省重新并入四川的建制。

可无论如何，川西都再未纳入过西藏的行政版图。

由此可见，从历史的传承上看，川西地区虽是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但与传统藏地一直联系薄弱，且在吐蕃帝国崩盘后的上千年时间里为西南诸省势力所争夺，而在实质上彻底脱离了传统藏区的管辖范围。

及至清代，川西也在正式的行政划分中完全脱离了西藏，成为四川的一部分。

因此，川西未被划归西藏而归属了四川，是符合历史与现实传承的。

当然，除了这条清晰的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传承脉络，川西划归四川而非西藏，也蕴藏着领导层谋划深远的智慧。

由于西藏地处边疆，又地形险要，因而作为一个封闭的地缘板块，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游离于中原王朝郡县直辖之外，存在着较高的独立性。

因此，从明清开始，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提防西藏的独立倾向，尤其是在近代有英国殖民者入侵后，西藏问题就一直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用来干涉、分裂中国的重要抓手。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方面需要把握住节制西藏的抓手，另一方面也绝不可能继续加强西藏，增加西藏分裂倾向带来的领土损失风险。

实际上，曾与英国殖民者勾结、在西拉姆会议上出卖西藏领土主权的十三世达赖代表，就曾公开叫嚣将康巴地区重新纳入拉萨的统治范围；

后来在西藏发动叛乱、至今流落在外的当代达赖喇嘛，也一直在国际上鼓吹所谓的“大藏区”主义，主张将整个青藏高原板块都纳入西藏的统治范围。

面对这些“藏独”分子对康巴地区的觊觎，新中国自然不可能如他们的意，将早就脱离传统藏区并纳入四川行政版图上百年的川西地区，重新划入西藏的行政建制。

相反，在“藏独”势力尚未彻底肃清、西藏问题亦未彻底解决的当口，作为西南诸省的重要枢纽、入藏的关键通道的康巴地区，反而成为我国应对西藏可能发生的变故的战术跳板。

换言之，将川西划给四川、将玉树划给青海、将迪庆划给云南，这本身就是在维护我国在西藏的领土主权完整。

这一点，早在年羹尧《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中，便已阐述清楚。

除了出于保障西藏安定的考量，将川西划归四川，亦是我国历代处理央地问题的传统操作。

作为一个领土辽阔的庞大陆权帝国，央地之争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就是困扰我国两千多年的政治难题。

古代生产力的低下，使得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地方形成直接管辖，可过分放权又容易形成“地方强势、中央羸弱”的不利局面。

因而从古至今，历代王朝都在寻找既能保障地方合理治理权利，又能防止地方坐大脱离中央的控制的办法。

在行政区域划分上做文章，便是一个传统办法。

例如，面对历史上多次自立的巴蜀之地，我国便开始将同处一个版块且在地形上作为巴蜀门户的汉中，从四川的行政建制中剥离出来，划给了陕西。

再比如，为了节制历代都十分强势的荆襄势力，我国也将南阳盆地一分为二，将北部门户的南阳从湖广的建制中剥离开来。

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我国历代为了制衡地方，往往将一省的要冲之地从该省剥离出来，转而划入其他省份的管辖。

将川西划归西藏也是同样的道理，即便川西在历史上一直未脱离传统藏地的管辖。

但出于制衡西藏的考量，我国也必然将康巴这一入藏的关键要地从西藏拆分出来。

这种制衡，本就是维系我国这种庞大帝国安定的深思熟虑之举。

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是从反对“藏独”势力、维系我国在西藏的领土主权，亦或是我国传统的地方制衡思想的角度出发，将川西划归四川而非西藏，都是应有之意。

参考文献

成飞.论清代四川省志中的西藏书写[J].中国藏学,2023,(03):83-90+213-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