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和朝鲜接壤的边境城市，丹东市的郊区，有一座近似五条龙背状，绵延起伏的山峦，人称“五龙背”，这是一个蕴藏地热、喷涌温泉的地方。

那个地方与我当兵时的军营驻地相距不远，那时，在“五龙背”山上，有一座部队的野战医院，又被称为部队温泉疗养院，部队的官兵每有疾患，都向往住一次疗养院，那住院的舒适和惬意就甭提了。

我是在我当兵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979年元旦过后，因经常胃痛不适，争取到了去一次温泉疗养院疗养的机会。

那是一个隆冬的早上，刚下完一场雪，大地银装素裹。一出火车站，远处的五条山脊沿凤凰山的主脉逶迤垂延。到“五龙背”处升腾一股白汽，仿佛“五龙”喷吐“白雾”。

因疗养院建在半山腰处，我费了好大的劲，拾步推开疗养院大门。

到了里面，仿佛换了一个世界。且不说外面摄氏零下10度，室内温度在摄氏零上15度之间，单就疗养院利用地热贯通病区各处的银色管道，就构成了一条曲折缠绕的壮丽场景。

加之各病区室内花坛和各病房窗台上，培植的是清一色“金达莱花”，强烈烘托了北国早春的一片温馨。

住进疗养院的病房，一间屋子“四个病号”，就我一个“大头兵”，其余三人均是“四个兜”的干部。连负责我们病房的主治医生尤医助，虽是个刚从军医大学培训毕业的小姑娘，却也是个“四个兜”的女干部。

刚来疗养院的第一天晩上，尤医助召集我们“四个病号”开了一个“班务会”，特别强调了“病房纪律”。

她说：“你们几个虽是病号，但都是干部，干部要有干部的样子，不能违反纪律云云”。对此，我举手申明：“本人不是干部，至今，还是个拿津贴费的大头兵！”

尤医助见我插嘴，白皙的脸庞微红了一下，娇好的面容掠过一丝严历，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你因为是城市兵不愿意提干，所以才是大头兵！在疗养院，我就把你当干部对待，你如有什么意见，会后再提”。

会后，尤医助对我表示了歉意。说：“我这话是说给其他三位干部听的。因为一个病房就你一个战士，他们会看轻你的！实际上，你早就可以成为干部，只是你自己不愿干而已，这是你们教导员向我介绍的。

尤医助在向我表示歉意的同时，让我帮忙负责起出病区黑板报的任务。我想推辞，又欲言又止，望着尤医助远去颀长的身影，我心中升腾起莫名的甜、酸、涩味……

来疗养院一星期后，我终于被“批准”加入了“洗温泉”的队伍中，五龙背温泉有“五龙神水”之称，该泉历史悠久，且具有理疗功效，其水质纯净，硫磺气体少而饮誉全国。

水温高达摄氏69度，含有矿物质碳酸盐、重碳酸盐及少量放射性元素，对关节炎、风湿症、皮肤病及胃病等疗效显著。

当时，理疗又分为“水疗”和“泥疗”两种方法。“水疗”就是每天早晚二次到指定的温泉浴池，在摄氏40多度的地热水中泡上30分钟。

“泥疗”是用疗养院发的一块一尺半见方的橡胶轮胎皮，用手在泥疗池里捞一团经地热水浸泡的黑泥巴敷在患部，也是每天早晚两次。

如是治疗关节炎和胃部不适，也有局部泥疗，但更多的是“全身泥疗”。就是整个身体泡在热乎乎的黑泥浆中，然后用净温泉水冲洗。如此反复，并辅之药物治疗，效果也颇佳。

正在我沉浸在疗养院温馨、舒适的治疗氛围中时，从中越边境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那时，疗养院每天晚上都会组织23级（排以上干部）和党员传达中央和中央军委文件。

我每次听传达文件，尤医助都会坐在我的身后，向我分析战事局势的走向，并絮叨：“要打仗了，你们这些病号可能会归队，不能住院了，云云”。后来事实果真如尤医助分析说的那样。

一天，教导员提着一篮水果，来看望我营在疗养院住院的病号，告诉我：“团里命令全体外出人员和轻伤病号必须立即归队，我团因形势所迫，上级命令需要扩编，目前尚缺30余名干部，你们这些原定的干部苗子要有提干的思想准备”。

对于这一情况突变，打乱了我“推掉提干、休养一阵、复员回沪”的如意算盘。尤其是尤医助对我耳语说：“祝贺你可能会提为连队副指导员！”

为此，我万般推辞，反反复复向教导员陈述，我身体已不适应东北地区生活，且家庭有困难，急需复员回沪等等。教导员听后十分不悦（从此他对我再也没有好脸色了，这是后话）。

1979年1月28日是大年初一，我正式接到归队命令，打起背包，提着行李，迎着寒风，从疗养院乘火车回部队。

同病房的三位干部也同时被召回归队，大家走在路上默默无语，只有大头鞋踩着积雪的“咔嚓咔嚓”声音伴随着我们行进。

在车站候车室，尤医助赶来为我们送行，她红扑扑的脸颊，喘着粗气，拍打着身上的积雪，像首长一样与我们四人一一握手道别。

在与我握手时，又像长者一样，“嘱咐”我回去好好干，什么时候提干托人告知一声，她会来道喜的。

可是我回去后，辜负了她的期望，并没有争取提干，而是在形势平稳后，推三阻四，争取了病退复员（因那年部队停止复员，仅有少量的病退复员），并于当年6月份如自己所愿，回到了上海的家中。

时隔多年以后，“五龙背”上洗温泉和在疗养院当“病号”的经历，对我印象深刻，且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