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从一品实职文官序列中，只有协办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三个职务（各省加兵部尚书衔之总督不列法定从一品大员行列，只称“正二品加从一品衔”）。

品级是行政级别，官职是具体的岗位。和现在一样，同样的行政级别由于职务岗位不同，其政治地位也会有很大的出入，比如同是正部级的省长就不如省委书记。那么，协办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三职，如果按照职务高低来分的话，谁的地位最高呢？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只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便可揭晓：

按照官方的文献记载，京师中地位最高的是宗人府，排在各衙门之首。宗人府不参与具体的国家行政事务，只因涉及的是皇家事务，且一般都以宗室王公兼管，排在第一位也在情理之中。

各行政职能部门中，基本上按照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这一顺序，其后是翰林院、詹事府及各寺、监等。

内阁是国家名义上的中枢机构，类似现在的国务院，其他各部院衙门则是具体分管某一领域的各部委。故而文官系统中，只有内阁是正一品衙门，有着明显的地位优势。

内阁的最高长官是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一职出现的比较晚，始于雍正朝成型于乾隆朝。从职能上来说，内阁大学士一般都兼军机大臣，内阁的实际事务主要是由协办大学士负责。

以此来看，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副宰相，和现在国务院副总理同属一个级别，虽然品级是从一品但地位略高于各部尚书和左都御史。

六部是国家最主要的行政部门，在不兼职的情况下，六部尚书的实权明显要超过协办大学士。因为自雍正以后，内阁的权力被军机处架空，协办大学士日常负责的工作，主要就是文书工作，在行政事务上的影响力较小。

都察院原本是一个监察机构，上可约束皇帝下可监督百官，可自雍正实行科道合一之后，约束皇权的这部分职能基本被取消了，都察院的政治地位也因此受到削弱，也无法与六部抗衡。

从衙门排序上来，文职从一品大员的排序为：协办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

大臣加衔、兼职是十分普遍的情况。按照正常的做法，协办大学士和吏、户二部尚书，一般都加宫保衔，诸如太子少保、太子太保一类的。

不过加宫保衔也要按照级别来加，尚书作为从一品官，正常情况下皇帝特恩加衔都加级别较低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如果办差得力或有其他较大功劳，才会累次追加，不会一步到位，所以我们很少见到有哪个尚书加三公衔。

协办大学士由于地位高于尚书，在加衔方面就可以赐给较高的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一类。个别能力出众且受皇帝信任的，最高可以加到少师、少傅、少保一类的。

至于三公则是大学士的专属，且有清一代生前赐给大学士三公的案例也不多，一般为死后追封。左都御史向无加衔之先例，至少到目前为止御史还没有见过类似的案例。

高级别大员加衔只是一种荣誉性质，不影响具体的职掌和俸禄。但是从晋升程序上来说，差别就很大了。

按照吏部则例以及朝廷的人事制度，协办大学士出缺，例在各部尚书中拣选。实际上，所谓的各部尚书也只是个噱头，只有吏、户、礼三部尚书才最有资格升任协办大学士。兵、刑、工三部尚书以及左都御史，基本被排除在人选之外。

各部尚书出缺例从左都御史、侍郎、内阁学士中拣选。清代的官缺制定的比较严谨，对应升人员都有具体的规定，按说左都御史与尚书属于一个级别，可是在晋升方面竟然与侍郎列在一个档次。

左都御史要想入阁拜相，就少不了尚书这一关。不管皇帝有多宠信，左都御史到六部走个过场这一条都是不能少的。不过左都御史毕竟是从一品大员，不像侍郎那样要先到不太重要的工部、兵部任职，可以直接提拔到吏部、户部或礼部。

从吏部官员的排名来看，左都御史排在了工部尚书之后，这也说明同为从一品大员，左都御史不及六部尚书。

兼职方面也是如此，协办大学士通常情况下或兼管部务或兼任尚书，这是因为协办大学士本职工作比较单一，如果不兼管或兼任尚书，就体现不出它的政治优越性。

道理很简单，因为协办大学士是法定的大学士继任者，按定例大学士出缺，第一人选就是协办大学士。比如甲午战败后，户部尚书温同龢就想着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主动退位，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补缺。

不是说李鸿章退了，温同龢就可以顶替他的文华殿大学士一职，而是文华殿大学士缺出之后，就会有人替补，从而就空出一个协办大学士，温同龢苦心积虑所谋者即是协办大学士一职。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发现，从一品文职中，协办大学士地位高于尚书，尚书高于左都御史。也可以这么理解，左都御史名为从一品，实则为小从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