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 第12章中的第三节题为Ci Lyrics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内文论及周邦彦及其词作（p.238-p.240）。
张教授这本文学史书没有给周邦彦安排一个独立的专节（对比：苏轼一个人在书中就独占了四个专节）。看来，有“词中老杜”之称的周邦彦不大受张教授重视。
美国华裔学者James Liu (刘若愚，1926–1986) 的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一书之中，苏轼和周邦彦分占一章，没有给人“厚此薄彼”的印象。
张隆溪教授只译介了两首周邦彦词。碰巧这两首词都提到京城。然而，这两首词所写的京城到底实指何地？对此，诠释者有不同意见。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词中的“长安”不指今日的西安。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长安”的“生命力”相当强。唐朝灭后，长安就不再是主要政权的京城，但是，“长安”还是在许多宋、明、清诗词中出现，就连清朝小说《红楼梦》的故事主场景也设在“长安都”。《红楼梦》写京城，偏偏不提北京！这是为什么？元、明、清的京城明明是北京。
本文以周邦彦词为中心，谈谈文学史上“长安”的指涉（reference）问题。
古人对离开京城这事似乎看得比今人重，这大概和古时交通不便利有点关系（从南方上京一趟，未必容易：《红楼梦》写贾雨村不够路费赴京应考，被迫暂时滞留在苏州）。古人离京之时往往有题咏，例如：王粲《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七哀诗》为汉代末年的乐府新题，曹植、阮瑀等人均有作。
七哀，言哀思之多。王粲《七哀诗》共三首，上引所写为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乱西京这一历史事件。诗末写回望长安，显然是身虽离京而心有牵挂，或者对西京眷恋不舍。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完结后，隋唐两朝都以长安为京。
唐人有许多诗篇提到长安，例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全唐诗》卷180）
杜甫《秋兴·夔府孤城落日斜》：“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页61）。这里，“京华”当指长安。
长安虽经历唐末五代动乱的摧残，生态环境又遭到严重的破坏，然而，到了宋初，宋太祖仍然有意定都于西京长安。
《涑水记闻》引石介《三朝圣政录》云：“太祖幸西京，将徙都，群臣不欲留。时有节度使李怀忠乘间谏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乎？’上乃还。”（卷一，第十八条，中华书局版，页7）。东京有汴渠之利，反而自唐末起已经罕见运输船通行于渭水的记载了。
从上引文还可以看见，宋人以汴京为东京；“西京”，上引文字没有说清究系何地，不过“西”与“东”相对，一般以长安为西京（当然，洛阳也在开封以西）。
元丰六年（1083年），周邦彦向宋神宗献上《汴京赋》，此赋描写了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又称为东都）的繁华景象，赞美汴京的宏伟建筑和繁华。周邦彦献赋时二十八岁，《汴京赋》充分展露出他的文学才华。
《汴京赋》让神宗大感惊奇，于是，提拔他为太学正(主管职)，以示朝廷对周邦彦才华的认可和重视。
周邦彦的《苏幕遮・燎沉香》也是佳作，张隆溪教授译介的周邦彦词仅两首，《苏幕遮・燎沉香》就是其中一首：
Burning precious incense
To get rid of sweltering summer heat.
Birds are calling for a fine day,
At dawn chirping to one another under the eaves.
On the lotus the morning sun dries up all raindrops,
Fresh and round above waters,
In the wind up stand all the lotus leaves.
When can I go backTo my home so far away?
My family is in the south,
But in Chang’an have long stayed.
May I meet the young fisherman in May?
With a small boat and paddles,
I dream of entering the lotus bay(p.240)
上引译文中的Chang’an, 就是“长安”。其实，这首《苏幕遮・燎沉香》词描写的“长安”可能不是今日的西安（古称长安）。
北宋的京城是汴梁，又称为汴京，位于现在的河南省。
在旧小说中，汴京也称为东京或者开封府。涉及汴京（东京、开封）最著名的故事也许是包公小说（包公任开封府尹）。
在小说名著《水浒传》中，不少重要情节和东都汴京有关，例如：小说的开头便写洪太尉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寻张天师，请张天师到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再如，“杨志卖刀”故事，发生在东都汴京城，主角杨志原是东京殿司府的制使(军官)。
南宋孝宗时，王称撰成《东都事略》，是一本纪传体北宋史，因为北宋建都于开封，故书名为《东都事略》。周邦彦笔下的“长安”，实指北宋的东都汴京。他的《苏幕遮》：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檝轻舟，梦入芙蓉浦。
周邦彦写“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张教授将“长安”译成Chang’an (“吴门”译成in the south。按：the south 泛指“南方”)。张教授笔下的Chang’an, 英语读者能看得懂吗？
或问：Chang’an只是一个地名，似乎没有所谓“看得懂”“看不懂”？
关键是：周邦彦这个“长安 / Chang’an”，和李白、杜甫等唐代诗人笔下的“长安”，是同一个都城吗？
英语世界的读者，如果没有足够的历史知识，恐怕不容易区分唐人和宋人笔下的“长安”（英译皆为Chang’an) 到底有何不同。
Chang’an 这个词，在讨论北宋周邦彦之前，已经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频频出现。
在讨论汉代文学的部分，张教授说：Ban Gu (32–92), a historian and poet, described the beauty of Chang’an, capital of the Western Han, but argued for the even greater significance of Luoyang, capital city of the Eastern Han,in his “Rhyme-prose on the Two Capitals.”(p.38)
这里谈的是班固的《两都赋》，Chang’an 自然是西汉的京城，而Luoyang, 指东汉的洛阳。
在讨论王粲《七哀诗》时，张教授指出: Chang’an 是the western capital (p.57)。这是以“西京”为“长安”。王粲是东汉末年人。
其后，谈及鸠摩罗什，张教授说：he came to the capital city of Chang’an in 402. (p.51) 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姚兴攻灭后凉，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带鸠摩罗什到长安，以国师之礼待之。
在讨论大唐文学史的部分，张教授写道：the capital city of Chang’an. (p.95) 在讨论李白、杜甫时， Chang’an也多次出现在书中（例如：p.116、p.117、p.119、p.122）。
张教授的周邦彦词英译有But in Chang’an have long stayed 之句，却没有附加译文注释。那么，在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英语读者眼中，周邦彦《苏幕遮》中的Chang’an 无异于汉朝、唐朝的“长安”？
实情恐怕不是这样的。
近人罗忼烈（1918—2009）认为周邦彦《苏幕遮》的“长安”是指“汴京”（罗忼烈《清真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页63。）
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苏幕遮》写周邦彦到长安（今日的西安市）旅行，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此《苏幕遮》词的“长安”借指汴京（例如：《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 《胡适选注的词选》远流出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页116﹔姚敏杰、高长安《西安史话》社科文献，2017年，页24)。
“久作长安旅”，张教授的译文是But in Chang’an have long stayed. 可见，张教授没有按“旅”的字面义翻译成 journey / trip, 而是将“旅”字解为“逗留 / stayed”。一般而言，journey常指行旅，和 stayed (停留在某地）正相反。
如果周邦彦是到西安（北宋的长安）旅游，当可自主决定何时离开，自行决定何时启程回归故乡“吴门”，似乎不会写“故乡遥，何日去？”
因此，我们相信，此《苏幕遮》词写“久作长安旅”是慨叹自己（周邦彦）囿于宦途，必须留于汴京城，不得回乡。
周邦彦曾经厌倦汴京的官宦生活？这种说法，有没有证据呢？
周邦彦在另一首词中写到“京华倦客”。周邦彦为什么在京华生出倦意？下面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周邦彦词中写到“京华倦客”（《兰陵王・柳》，据说是自创新调）。如果这是指周邦彦在汴做官做到有“倦”意，那么原因是什么？
《兰陵王・柳》（孙虹《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页31）这样写: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
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
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
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
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
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
斜阳冉冉春无极。
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
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京华倦客”，张教授译为this tired guest of the imperial city (p.239)。张教授没有为英语读者做进一步解释，例如沒有讲解the imperial city 是何地。
不少学者认为《兰陵王・柳》的“京华”也是指汴京。
《兰陵王・柳》的写“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主人公应该是启程南下。南下之人回头眺望，才能看“人在天北”（意思是：看见送行的人在北方）。
“谁识京华倦客”这句，叶嘉莹（1924—）讲解：有什么人能认识我，理解我？我的故乡在钱塘，京华不是我的故乡，我只是在这里做官，如果做官做得非常得意，那也很好，可我不得意，所以是“京华倦客”(叶嘉莹《南宋名家词讲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页84)。
叶嘉莹认为“京华倦客”是周邦彦自谓。此说可以参考。但是，叶嘉莹也没有道出周邦彦在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唐人杜甫曾写“闻道长安似弈棋”(《秋兴》八首第四开头)。大概唐人在长安的日子，难免要受政权、政局变动的影响，例如：755年，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翌年攻陷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唐玄宗君臣逃出长安保命。公元763年，吐蕃军队趁唐朝内乱之际，攻入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周邦彦面对的汴京风波，可能是官场上的。美国学者Stephen Owen指出，不少人试图把周邦彦联系到北宋的新旧党争，借此解读他的生平和词作。这一学术传统在罗忼烈那里达到顶点。
Owen的原话是：
There is a tradition culminating in Luo Kanglie that tries to read Zhou's life and lyrics in relation to the factional struggles between the New Policies faction and the Conservatives. (Stephen Owen, 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310)。话虽如此，Owen本人却不支持“党争影响论”。
辛弃疾《最高楼（醉中有四时歌者，为赋）》（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57年，页150）开头也写“长安”和“倦”:
长安道，投老倦游归。七十古来稀。藕花雨湿前湖夜，桂枝风澹小山时。怎消除？须殢酒，更吟诗。也莫向、竹边辜负雪。也莫向、柳边辜负月。闲过了，总成痴。种花事业无人问，惜花情绪只天知。笑山中：云出早，鸟归迟。
作者以“长安道”为背景（繁华、俗世的象征），映衬自己的人生行旅已经走过了许多岁月（七十古来稀），现在到了旅途疲惫的时刻。追求功利之心既敛，更感到不可辜负大自然的风花雪月等四时美景，略有陶渊明“复得返自然 ”之意。
关于周邦彦离开京华之事，南宋末年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录有一个小故事：宋徽宗（道君皇帝赵佶）恨周邦彦与李师师相好，就以周邦彦监税职务有所废弛为由，贬周邦彦出京师，李师师来送别，周邦彦作《兰陵王・柳》相赠……
后来，李师师在道君皇帝面前歌《兰陵王・柳》，“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府待制。”（徐元勇、许可《中国历代笔记小说音乐史料辑录与研究（上）》，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页66引《贵耳集》。）沈雄的《古今词话》也载录这个故事（孙虹《清真集校注》2002年版，页37）。
这个故事似乎是为了褒扬《兰陵王・柳》而写：区区一首《兰陵王》词，价值竟然高到可以抵消罪過。
“周邦彦被逐出京，李师师来送行”这故事恐怕是不可信的。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已經提出过质疑（孙虹《清真集校注》，页449）。
此外，周策纵也提供了《兰陵王・柳》的另一种解释（孙康宜《从周策纵谈周邦彦说起》，载《孙康宜文集》第一卷，页94-98）。周策纵认为《兰陵王・柳》写1087年周邦彦出都，南返杭州。
周策纵解释：周邦彦在太学时被人揭发夜宿娼家（违反了太学的法规），被逐出汴京。离开汴京时，作《兰陵王・柳》。周策纵引《友议帖》以证周邦彦出都之事。
其实，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早已注意到周邦彦《友议帖》有“此月挈家归钱塘”之语。只不过周策纵又将此“被逐出京”之事嫁接到周邦彦宿娼的掌故上。
元、明、清三朝，北京是京城（元朝的首都位于今天的北京，称为“大都”），而长安只是历史名城，政治地位下降，然而，“长安”在历史记忆和文学作品中自有其特殊地位。
元明之后的小说家仍然在写“长安故事”，例如《红楼梦》。《红楼梦》研究中，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红楼梦里的贾府，到底是在南京还是北京？
实际上，《红楼梦》书中，根本就没有“北京”这个地名。但是，贾府在北方而不在南方，这一点在书本中已经讲得很清楚。
《红楼梦》第5回，刘姥姥和姑爷狗儿说：“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会拿去罢了。”
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写刘姥姥带了孙子板儿进城（长安城），至宁荣街来，为的是向贾府的王熙凤求助。刘姥姥的住家应该在城外不远的农庄，所以他们不用一天的时间就能赶到贾府，这一点，书中有交代：刘姥姥道：“一早就望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饭的工夫咧。”
长安都有贾宝玉、江南甄家有甄宝玉。《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江南甄家有四个管家媳妇来京城拜见贾母，说起自己家里的宝玉和贾宝玉一个模样性情。贾宝玉回到怡红院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甄少年说道：“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
可见，按《红楼梦》所写，贾宝玉的居地，是长安。小说作者似乎违言“北京”，却不避言“南京”（《红楼梦》的“南京”在“金陵省”）。
古代长安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有多个王朝和政权建都于此，长达千馀年。在建都长安（包括丰镐）的诸多朝代中，西周、西汉、唐朝都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时代，似乎因此长安成为后世人心目中的首府象征。
和周邦彦《苏幕遮》的“长安”一样，《红楼梦》中的“长安”也不指今日的西安，“长安”是京城的意思。 在周邦彦的时代，京城是汴京；在曹雪芹笔下，“长安”这个京城多少有北京的影子（有少数情节借用历史上的长安事物，例如，第十三回、第十八回提到“大明宫”，令人联想起唐长安城三大宫殿群中规模最大的那一座大明宫）。
红学家胡文彬（1939-2021）撰有《红楼梦与北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此书沒有专论长安。
《红楼梦》很可能是在北京写成的（参看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然而，《红楼梦》故事是以“长安都”为京城，这点是很清楚的。
有些粗心的读者对《红楼梦》写“长安都”的事实懵然不知。又有些评论者是故意回避提及《红楼梦》“长安都”，假装没有看到，他们有自己的论述目的，故意先摔开“长安都”再说（参看洪涛《幻笔的艺术:〈红楼梦〉的“金陵省”与“所指优势”释出的要旨》一文，载《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３期）。
周邦彦本人的命运和汴京分不开：他向朝廷献《汴京赋》，得到皇帝赏识。其后，哲宗朝（因皇帝幼弱）由高太皇太后当政，高太皇太后较偏爱旧党，周邦彦就在政海波澜之中从汴京贬谪到庐州(安徽合肥)做教授。
后来，哲宗亲政，请周邦彦重献《汴都赋》，可是，这时候周邦彦看破了宦海浮沉，不再进取，委顺知命，望之如木鸡（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
周邦彦笔下的“久作长安旅”实指羁留汴京，而张隆溪教授将“久作长安旅”迳译为But in Chang’an have long stayed, 没有译后解说，那么，这 Chang’an 是何地？这 Chang’an 和北宋以前的 Chang’an是同一个地方吗？是汉、唐的Chang’an 吗？恐怕有许多英语读者都不知就里。
虽说使用直译法反映了原作者周邦彦的取态（沿用“长安”），无可厚非，但是，周邦彦笔下的“长安”，不是地理上的长安（今西安），正如唐朝边塞诗人笔下写“匈奴”而诗中“匈奴”根本就不是汉朝面对的外敌。
诗人词人多言“长安”，这多少反映了他们的“长安情意结”。“长安情意结”还有其他值得探讨的内涵，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讨论。笔者另写一篇文章来探讨。
“匈奴”“长安”等词作为诗语，自成传统，沿用不绝，也有自身的指涉机制，其用法近似“比兴寄托”。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很独特的現象。
诗词传统中的“长安”可能又影响到小说领域，例如《红楼梦》的写作。今人马伯庸也选取长安为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他的《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都是出色的“长安小说”。
冯梦龙小说集《三言》中有不少故事以长安为背景，那是因为故事发生在唐朝，所以情节涉及长安，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以京城名妓杜十娘为主角。参看《警世通言》卷三十二。
至于涉及南宋的故事，时空背景也可以设定在临安（现杭州）。《醒世恒言》第三卷有一篇《卖油郎独占花魁》，写的是出身在汴梁（现开封）的莘瑶琴被人卖到临安做了妓女，最终嫁给了作小本生意的卖油郎秦重。
2024年8月14日，“古代小说网”刊出洪涛《谁看不起词中老杜？——谈文学地位的升与降(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二)》，文中谈到周邦彦的文学地位受政治气候影响，有时候降到很低。
周邦彦本人受政治气候影响吗？
孙虹《清真集校注》认为周邦彦不关心新旧党争。这个看法，逸出新旧党争的诠释框架。一般认为，周邦彦的政治覌是偏向新党，而苏东坡的政治覌则偏向旧党。
关于苏轼与北宋的新旧党争，请读者参阅洪涛《1079年，一首诗差点就令苏东坡送命？——谈政治化诠释、案件之本末和编年(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七)；洪涛《李商隐、可解限度和“隐含的作者”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九)》。
值得注意的是，乌台诗案前，苏轼在湖州，他被押到汴京受审。审毕，苏轼有罪被逐出汴京。这次汴京之行，也许是他梦魇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