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理解为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是不贴切的，更准确理解是，两者间是软件和硬件间的关系，两者是共生的，缺一不可。

金融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资金调配。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有两个：一个为老百姓提供金融服务，帮助企业和个人控制风险、匹配储蓄和消费；另一个是充当社会中储蓄和投资的中间媒介，让储蓄有投资机会，让投资项目能获得融资。

和实体经济相比较，金融显得有点“虚”。原因很简单，老百姓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实”的东西，而金融和钱打交道，钱就是个数字，必须换成实的东西才有用。然而，金融实际很“实”，要发展实体经济，肯定离不开金融。因为要发展实体，就必须投资；要投资就要做好投资判断，找到资本，这些都是金融的事。银行是个典型的例子，其主要作用是把老百姓的储蓄都集中起来，然后投资到各种实体项目中去。这里投资人是老百姓，但在老百姓和投资项目中间有个银行，银行是金融中介。如果没有银行会怎样？很多老百姓就找不到投资机会，手里的钱就不会产生利息；投资项目因为找不到融资就无法完成，经济就不会增长。所以，这里金融中介起到的作用非常“实”，和做项目用的机器、设备、厂房没有本质的区别。金融中介使投资成为可能，也同时能让存钱的老百姓在投资增长中分到一杯羹。

金融的另一个作用是“纯金融”性的，即通过对金钱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调配，帮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比如，开车的人都要买保险，保险的价值是什么？保险是一种对赌，是用现在的金钱换来将来的平安。对司机来说，如果总不出事故，保险看似就没有价值。然而，一旦事故发生了，而且损失很大，保险就会代替司机进行赔付，因此司机师傅就不会因为一次事故而倾家荡产。这里，保险是一种服务，企业和个人因为这种服务能更好地控制生产和生活中的风险。

再比如，很多人买房子住都会使用按揭贷款。如果没有贷款服务会怎样？房子是重大资产，年轻人往往要花上几十年才能攒够买房子需要的资金（加上父母的帮助能好一些）。因此如果用自筹资金买房子，得等到四五十岁才有可能。但年轻人二三十岁就要建立家庭，娶妻生子，可能还会三世同堂，年轻时是使用房产的旺盛期，到了四五十岁孩子可能也独立了、家里老人可能也过世了，家庭的规模缩小，对房产的使用需要会大大降低。因此在需要房子的时候买上房子是提高一生生活质量的关键问题。按揭贷款正是起到这种作用，通过金融，年轻人可以在最需要房子的时候住上房子，同时把住房的财务成本平均分配到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一个人能住多大、多好的房子是用这个人将来的收入能力决定的，按揭贷款并不能帮人提高收入能力，它起的作用是把将来的收入和现在的消费需求匹配起来。

由此可见，金融在现代社会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金融做不好，老百姓就不得不承受很多无法承受的风险，很多像房产、汽车、教育、医疗等大额消费需求就无法产生，投资项目就找不到资金，经济就不容易发展，社会会更加贫穷。

为了发挥金融的这些社会职能，需要建立一套相互协作的金融体系。这套体系有三个组成部分：散户、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其中，散户包括个人和非金融类的企业。金融机构是专业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管公司等，其价值创造来自于提供散户无法自己提供的金融服务以及投资判断的能力。金融市场是金融机构以及个人投资者交易的平台。通过交易和竞争，各类在金融市场中的参与者可以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同时把自己私域信息都集中反映到资产价格里面去。金融市场不仅可以平衡供需关系，还是社会获得准确经济信息的重要渠道。股市、债市、衍生品市场中的价格和交易量信息是众多参与者信息的集合体，其准确性和及时性是其它信息源无法替代的。

就像足球比赛需要规则和裁判，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也需要规则和监管机构。监管机构和裁判的作用一样，最重要的职责是保证所有参与者都遵守同样的规则。而金融市场规则的制定一般有三个目的：保护小微投资者，控制系统性风险，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对称信息。如果能达到这些目的，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就高，金融服务的成本就会比较低，金融就可以更好地服务老百姓和实体经济。

无论规则的具体内容怎样，重要的是遵守契约精神。金融中的交易，都是以契约的形式生成的。比如投资人买了股份，在公司的管理中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公司盈利分红时就必须按比例给投资人分红。再比如债权融资、保险、衍生品交易等等，都是交易双方的契约。随着市场的变化、时间的推移，契约的价值一定也会变化，而且有时变化非常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有盈利还是损失，遵守契约精神，按合同中的规定来办事，是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同样，监管机构制定的规则也同时是监管层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契约，因此改变规则可以，但必须是在遵守契约精神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契约精神得不到百分之百的尊重，金融市场的交易基础就动摇了，会造成根本性的冲击。如果我们放眼全球，不难看出，对契约精神高度尊重的市场发展好，对契约精神不够尊重的市场发展就往往滞后。

人才是金融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人才可以粗略地分割为一般人才与高端人才。金融体系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很复杂或者有高附加值，比如商业银行的柜台职工、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各种消费信贷的业务员等等，干的都是比较简单的服务类业务，不需要太高的教育背景，通过比较普通的培训即可上岗。这个层次的人才做的虽然是金融业，但工作的属性跟其它服务业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在薪酬上也没有太大区别。

金融业中有些事情必须高端人才才能干，比如投资银行、二级市场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VC、PE等。这些工作之所以要求高，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复杂的信息需要处理。拿PE投资为例，一个好的PE投资者必须看得懂宏观经济的走势、宏观经济对产业的影响、产业中企业的相对优劣势、企业的治理、管理问题等等。而要做好这些判断，PE投资者不仅得懂经济、管理，还得懂心理、技术、国际关系、政治等等。这些知识和经验的储备需要长时间的、高质量的积累才有可能。能够做到这种积累的人在社会中是少数，有能力做到这种积累的人如果在其它社会领域也往往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会成为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等等。

社会需不需要让最优秀的人才做金融？有的人可能不以为然，认为“虚”的东西利用最优秀的人才是一种浪费。但我们前面解释了，金融实际一点都不虚，是实体经济运转的一个核心环节。如果把实体经济比作硬件，金融就是软件。整个经济是一个软硬结合的混合体，没有软件，硬件是无法运转的。就像我们的手机，去掉里面的软件，硬件就变成了一块砖头。金融需要顶尖人才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金融中的投资决策往往涉及到非常巨大的资本，一个一百亿的项目，如果投资判断误差是百分之十，经济损失就是十亿。因此，找到顶级人才把误差屏蔽掉，就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顶级金融人才和实体经济中顶级的企业家或顶级的工程师起到的作用是非常类似的。一个做十块钱决策的人可以很普通，谁都可以；一个做百亿决策的人如果也很普通，经济损失就会非常大。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金融高端人才往往会有比较高、甚至非常高的薪酬。之所以有高薪是因为这些人才能为金融机构带来很高的价值创造，所以能从创造出的价值中分一杯羹。金融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有极强的规模效应。拿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来说，一个基金经理可以管一千万，也可以管一亿、十亿、甚至一百亿。如果管理费用收入是百分之一，他的业务收入就是十万、百万、千万、亿。但是，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他的运营成本并不会以十倍的速度增长，所以基金经理的个人价值就会随着业务量的增长几乎同比例地增长，手里管理的资金量越大，收入越高。基金公司能不能用雇一个十亿级的基金经理的价格雇一个百亿级的人才？肯定是不行的。就像在市场里永远不会出现用桑塔纳的价格买到奥迪A8这样的机会。

那么，反过来，基金公司能不能用一个或几个十亿级的基金经理去管理一个百亿级的基金？也不行。一方面，百亿级的基金经理，虽然不能说一定，但大概率能力超过十亿级的基金经理。这里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是因为投资业绩中有偶然成分，一个基金业绩好，可能是由于水平高，也可能是由于这几年运气好。所以投资业绩也只是一个对能力不精准的度量方法。但另一方面，两个基金经理，之所以一个人管十亿、另一个管一百亿，是因为百亿经理通过过去的业绩和经验已经对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力，而十亿经理没有这样的影响力。因此百亿级的经理可以募集百亿级的资金，但十亿级的经理就没有这个能力。百亿级的经理就像东方甄选的董宇辉，其市场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特征是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包括国家直接拥有的投资机构、主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资管公司等。这些国有企业构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同在国有体系下的还有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这样的监管机构。正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与监管机构同属于国有体系，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的程度就比较低，而是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金融机构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与市场化机构竞争，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又要完成政府体系下达的行政任务。当市场机会和行政任务有冲突时，必然会放弃市场而维护行政。因此国有机构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效率就一定有限。为了增强其竞争力，对国有金融机构进行保护，各种准入和限制措施就被引入到市场，限制国际和国内的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和国有机构的竞争。这种限制进一步降低了金融体系的效率，结果是实体经济在融资时，很多好的项目无法获得融资，很多投资回报率低甚至是负的项目反倒能拿到钱，于是一方面先进的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又积累了大量的坏账和亏损。

提高国有金融机构竞争力的另一种措施是对其进行市场化改造，核心的成分是引入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吸引顶级的金融人才。然而，由于国有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其它国有企业、政府部门一样，同在一个国有的人事体系内运作，当激励机制有很大分化时，必然会引起弱激励部门的不满。因此经济一旦下行，管理改变的方向就很难是进一步的市场化，而是有很大的压力取消国有金融机构的“特殊待遇”，减酬降薪。

降低激励在短期内不会对人才的流动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绝大多数重要的金融机构都是国有的，如果行业同时降薪，人才并没有太多流出的机会；对于资深的人才来讲，跨行业的流动成本太大，也没有太大可能。但长期的影响会是实实在在的。人才有一个市场，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如果人为地压低价格，一定会降低将来人才的供给。二十万有二十万的人才，一百万有一百万的人才，不可能用二十万雇来一百万的人才。由于这种变化，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会逐渐降低。

但是，金融起到的作用和一般的企业不一样。实体行业往往有行业的局部性，金融是体系性的，会影响到所有的产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金融的效率下降会降低整个实体经济的效率。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经济任务是发展科技、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创新是此过程中的核心因素。人人都羡慕硅谷的创新，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没有一个强大的VC/PE行业就不可能有硅谷；没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就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VC/PE行业；没有一大批精明的华尔街精英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所以，反过来看，为了获得硅谷的创新，就必须让华尔街充满顶尖人才，而要想吸引顶尖的人才，就必须有市场化的激励机制。

要想把金融做好，就必须理解它在经济中的地位。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理解为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是不贴切的，因为这种理解意味者金融可以由其它方法来替代，就像人吃馒头可以吃饱，吃米饭也可以，所以馒头完全可替代。更准确的理解是，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关系，两者是共生的，缺一不可。哪个不好都不会弄出好的产品。因此一个最重要的认知是金融一点都不虚，是一个非常“实”的行业。解决金融问题的要点是更近一步的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