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的称谓是地地道道的‘国货’，绝非‘舶来品’，我要为中国公园的起源正名。”

11月19日，笔者有幸参加成都土木建筑学会古建园林学术委员会主办的成都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古建园林论坛暨2023年年会，见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西南民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祁和晖时，她自信满满且激情四溢的表达了这一观点。祁和晖教授是在接到组委会邀请时，便自信满满提及她对“公园”的正本清源就是国内学术界爆炸性新闻。

（图为祁和晖教授发言）

我将努力为中国“公园”的起源正名

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同意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批复》。“我通过多方查阅史料和走访调研，发现其实‘公园’的称谓、建置与功能，皆传承自中国古代历史本土，是地地道道的‘国货’，绝非‘舶来品’。今后，我将努力为中国‘公园’的起源正名。”祁教授激情地说道。

接着，祁教授严谨地溯源“公园”历史,“公园”在汉语中至少己具有1513年的历史岁月。“公园”一词初见于南北朝时北魏《魏书·任城王传》。北魏贤君宣武帝拓拔恪在位时,皇室近支第二代任城王拓拔澄也是一位贤王。好读汉代天下文宗司马相如(巴蜀子弟出身)之书,他曾引司马相如名言表达他对魏宣武帝迁都大事的支持说：“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惟须法之圣怀,此辈(反对迁都的朝臣)亦何能为也!”

拓拔澄因功,在朝廷内外担任过多种要职。当他转任“镇北大将军”,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刺使时,了解当地政府政措不当，“民中每有横调,百姓烦苦，前后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减,民以忻赖。又明黜陟之法。《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禁造布绢不任衣者……当世称之”。这段出现“公园”一词的引文载于中华书局平装薄本版《魏书·任城王拓拔澄传》该书第473页。

当时拓拔澄的亲王封地，称“公园”，表明是朝廷所赐皇土园林。拓拔澄将“公园”之“公”作了一个大胆转型。拿部分王地无偿改作民用,用“公园”土地资源安置无业贫民就业。禁止商人借机抢占土地资源，用于织造谋利。

盛唐大史家李延寿在所著《北史》(廿四史名典)中,于《拓拔澄传》中再次强调“公园”建置方略。记述拓拔澄曾表奏北魏朝廷“修复汉魏皇宗之学,开四门之教,诏从之”,又记述拓拔澄作定州刺史时创建“公园”之举。其文记:“初,百姓每有横调,恒烦苦之,前后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减.……又明黜陟之法,《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人,布绢不任衣者禁不听造,百姓忻赖焉。” “公园”建置与功能就这样传承后世,“公园”者姓“公”的土地 ,“园”者，园林,用以让无业贫人就业，既保护土地园林,又适於观赏消费。“公园”名称、建置、功能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

（图为祁和晖教授诠释“公园”名称、建置、功能）

中国城市公园的现代方向转型升级的第一座城市公园

祁教授认为，我国现在许多“国家公园”范畴和性质的建置，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皇家园林、方国（即地方诸侯国）园林的转型升级。因为我国皇家、方国园林的建造历史悠久。皇家园林既是皇室游赏，更是古代朝廷“冬狩”练武狩猎专用林地，著名的汉武帝皇家园林就是上林园,皇家园林规模宏大，往往达数百里之遥，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甘泉赋》，都是皇家园林的文学画像。

而方国园林的提法和出处可见枚乘《七发》。另外，司马相如《子虚赋》所写即为“方国园林”。有历史可查，除了划定的皇家园林、方国园林之外的山、林，平民百姓可以进山採药、砍樵、打猎谋生。因此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国家公园”是古时皇家园林与方国园林的现代化转型升级。

祁教授说，她在调研中感受到，在我国建设国家公国——尤其是国家森林公园中吸取借鉴了欧美——尤其是美国国家公园的某些建置、管理思路与经验，作为对中国传统皇家、方国园林文化的补充。

中国城市公园的现代方向转型升级的第一座城市公园,是百年前满族成都将军玉昆筹谋，成都劝业道道台周善培策划修建的成都少城公园(今称成都人民公园)。这所公园集遊赏、观景、消费娱乐与解决就业等功能为一体，是一所现代型公园。当时使用“公园”称谓，其功能的建造和公益性质普及，就是直接取法于北魏拓拔澄的“公园”思路。

文化自信需要在中华文明沃土中挖掘提炼

祁教授还饶有兴致的说道，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可言。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的推进，都急需有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思路的贡献，这些“智慧、方案、思路”，都要从悠久优秀的中华文明沃土中挖掘提炼而出。

她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化”之“特色”就是中华文明自成体系的发育发展史，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之路不可能照抄欧美“城市国家，园桌票定”的历史特点，中国具有成熟的农业文明根基上发育成的“安土重迁”及文明认同、国家认同、管理规则认同的悠久历史。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路相通，山川相连。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是“天下如一家，中国（诸侯方国）为一人”（见《礼记·礼运下》），其初级阶段是“小康”秩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民温饱守礼，官员廉洁奉公爱民； 其高级阶段是“大康”秩序——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中国人古老的社会理想天然与马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通。

她同时还认同：“中华文化自信”理念的确立，要靠教育，靠熏陶，更靠好学读书，老老实实尽可能地多阅读中国经史经典，中华民族是史官文化孕育的民族。她说，我们信仰的不是上帝，而是祖先世世代代记述从不中断的历史，这些历史都是由通史、专史记载下来。例如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均完整存在。

在谈到为何自己要为中国“公园”正名，要矢志推动文化自信的的确立时，祁教授说到：现在许多人满足于查点碎片式信息，更不愿系统阅读史书原著，致使将源自中国的文化形态，只要适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都当成“舶来品”。须知，中国现代化固然借鉴、学习了不少欧美洋文化，而欧美工业化过程中亦借鉴学习了中华文明许多华文化：

比如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称赞中国中央集权制度是人类最好的制度；比如英国文官制度借鉴中国选举公务员制度；比如现代化计算法的二进位数理，源自中国《周易》象数，现代计算机教学原理鼻祖莱布尼茨从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处得知中国有二进位数理测算，他研究后在英国皇家数学杂志上发表了西方第一篇二进位数理研究论文。莱布尼茨预言二进位数理具有算法上的巨大发展前景。莱氏本人成为中华文明的崇拜者、绝对粉丝。莱氏指出只有中国汉字是人类唯一能超越时空局限的文字，拼音文字无法突破时间与空间局限。

最后，祁教授坦言，我们国人仍然需要认真重视系统阅读。在熟悉经史、经典中增长智慧，增强文化自信。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中论，迄今人类很多发明，其胚胎都起源于中国。只是太早熟，没有现代工业技术支撑，胚胎未能成活长大。而有些成活长大的文化形态——比如“公园”便被误认为，是从西方进口的舶来品。（沈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