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夺情事件发生在万历五年（1577年）。当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患病去世。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嫡亲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二十七个月服丧，期满后，官员才能出来视事，谓之起复。张居正身为首辅，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不愿因丁忧而离任二十七个月，因为这可能导致改革成果付之东流。但碍于祖宗旧制与舆论压力，他必须妥善策划。于是，张居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密谋策划，竭力促成皇上“夺情”之局。

在张居正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之前，他的同僚、内阁次辅吕调阳和张四维就上疏奏明皇上，引用先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的故事，请求皇上谕留张居正。神宗本人也不愿新政中途遭到挫折，深感不可一日无“元辅张先生”，接到吕调阳、张四维的奏疏后，随即下旨只准许张居正在京师的家中服丧“七七”（四十九天），然后“照旧入阁办事”，这就是所谓的“夺情”起复。

然而，此事引发了朝廷上下的巨大争议。一些官员，包括支持新政的儒家官吏，认为张居正作为皇帝的老师，应当遵守孝道的最高规范“丁忧”，而利用“夺情”制度留任是不道德的行为，有违人伦之道。他们纷纷上书弹劾张居正，尽管在皇帝的强力压制下，反对者都受到了处罚，但其中一些人，尤其是张居正曾经的学生，宁死不屈，这使得张居正的声誉受到了很大影响。

张居正为了应付舆论，正式向皇帝上疏乞恩守制，在奏疏中强调“非常理之所能拘”“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等，话里有话，暗示自己可以为了“非常之恩”而置常理、小节于不顾。经过半月有余的公文往返，夺情起复之局最终确定下来，张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于“七七”之后仍入阁办公，大权继续在握。张居正夺情后，继续推行改革，但这一事件使他的声誉受到了很大影响，也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行事作风发生了转变，变得独断专行。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后，他生前荐举或重用的官员大多被废或降调，原来被贬谪的官员官复原职，革新措施的效果也大打折扣，万历新政的锐气逐渐消退。张居正死后还遭到了万历皇帝的清算，被抄家，家属或饿死或流放，惨不忍睹。而“夺情”事件也被万历皇帝作为指责张居正的罪状之一。

从结果上看，张居正虽然通过夺情得以继续执政并推进改革，但也因此引发了诸多问题和矛盾，不仅个人声誉受损，其改革成果在他死后也未能得到长久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