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天安门广场上，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正对着广场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形成一种遥相呼应的格局。

连同矗立在中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们一起组成了天安门广场上最壮丽也是最神圣的风景。

但如今的人们鲜有耳闻，其实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之后，曾有一段时间饱受争议，以至于出现了要拆除纪念堂的声音。

但在邓公的表态下，这种声音最终并没有形成什么风浪，也就为我们保留了对毛主席的这一念想，那邓公当年是怎么说的呢？

1976年的9月初，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他在清晨就已经出现呼吸困难，医护人员不得不为他采取腹部人工辅助呼吸。

中午时分，毛主席的身体情况继续恶化，他已经开始出现心律失常。等到下午四点的时候，医护人员就已经为他插上了鼻咽管。

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还坚持读书看报，他在这一天中共计读书看报十一次，尽管每次都只看一小会就坚持不下去了，但累计时长还是达到将近三个小时。

在这样一种身体状态下，毛主席可以说是在与死神博弈，拼尽全力为自己的生命注入意义，哪怕只有一点。

当天下午4:37，毛主席最后一次放下了报纸，这次他终于再也没有力气去阅读了。而在晚上八点的时候，毛主席已经陷入神志模糊的状态中。

到了这一步，任谁都看得出来，毛主席这回是真的挺不过去了。于是在当晚凌晨时分，毛主席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一代伟人的生命定格在了八十三岁。

当晚，中南海无人入眠，领导人们坐在一起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为毛主席的丧事做准备。

原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如对周总理等人那样，开追悼会，然后将遗体火化并妥善安置，这就是基本流程了。

但在当天的会议上，却有人提出了一个不同意见：“苏联、越南等国都把伟大领袖的遗体保留了下来，毛主席作为我们新中国的伟人，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

这句话当即在众人中引起热议，并引来一部分领导人的支持。

当然也有人不支持，毕竟毛主席曾经在《火化倡议书》上签过字，他老人家的遗愿就是火化，突然改变主意，岂不是让毛主席被迫食言？

更何况，保存遗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要花很多钱不说，技术上也有很多的困难。

列宁的遗体确实保存下来了，但因为技术不到位，后来腐烂的不像样子，以至于如今人们看到的列宁遗体，其实只有头部是真遗体，躯干早已替换成其他材料。

越南的胡志明倒是保存得很好，但那是因为越南提前很多年就在准备这件事，胡志明一死立即就做了防腐处理，所有工作都有条不紊、准备充分。

毛主席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之前没人想过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任何准备。如今突然要保存遗体，这对我国的防腐技术考验太大了。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们对这个提议还是很审慎的，他们最终决定先按原计划筹备丧事，但同时做一些基础性的防腐处理，等待中央研究决定是否保留遗体。

在确定大的方针后，组织上当即联系了有关方面的专家，请他们对毛主席的遗体加以处理，至少保证追悼会期间遗体不变质，甚至说要栩栩如生，从而方便群众前来瞻仰。

与此同时，组织上还联络了汽车修理四厂，让他们为毛主席制作一辆灵车。工厂的工人们得知毛主席去世，大家都非常难过，这也促使他们更加认真地设计灵车。

这辆灵车最终是在毛主席追悼会的前两天制作完成，并从车间开赴人民大会堂，据说沿途的人们看到这辆车都忍不住啜泣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经过数日讨论后的中央终于拍板：保留毛主席遗体！随着这个命令的发出，治丧工作于是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是遗体处理工作要立即开始，另一方面就是要为遗体的悼念做各种准备工作。

后者包括了两个重要事物，一个是用于遗体展示的水晶棺，而另一个就是用于遗体存放以及民众瞻仰的场所，这就引出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事情。

在中央决定保留毛主席遗体后，在哪里进行安置就是一个问题了。当时就有人猜测，中央可能会效仿中山陵，在北京的西山建堂。但谁也没有想到，中央最终却选择了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纪念堂建设。

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单位就是特别成立的“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其领导干部正是副总理谷牧，一切关于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决策都由谷牧和他领导的办公室做出。

在谷牧的统筹规划下，最开始在领导小组之下成立了一个叫“陵墓设计小组”的单位，但他们很快就将其改名为“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领衔的正是北京市建委主任赵鹏飞和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由他们来具体负责纪念堂的设计工作。

当然，选出来的这两个人只是领导层，真正的设计工作还是要具体的技术人员来做。

为此，谷牧再次以领导小组的名义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等八个省份抽调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包括建筑师、设计师、美术师以及工人代表。大约征召了四十多个人，具体的设计工作正是由他们执行的。

为了给纪念堂选址，设计组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走遍了整个北京城及周边地区，对所有名胜古迹都进行了考察。

按照设计人员的初衷，毛主席一生戎马奔波，应该让他老人家长眠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比如中南海、北海、颐和园、昆明湖、香山、玉泉山等地。

不过呢，考虑到中南海是领导人办公的地方，不适合建设陵墓；北海和颐和园等地又是公园，在这里设置陵墓又和周围的环境氛围不相称，这些个方案就被否决了。

所有地方中，领导小组起初最中意香山，这不仅是因为香山风景优美，也是因为毛主席在“进京赶考”时首先在香山落脚，他还在这里指挥了渡江战役，所以香山兼具风景优美和历史意义两大特征，确实是一个建设纪念堂的好地方。

但有干部提出，香山好是好，离北京城却太远了，对想来瞻仰的群众不友好。

这个意见确实很实际，尤其是对那些偏远地区的群众来说，他们来一趟北京本来就不容易，想瞻仰毛主席遗容还要跑很远，对他们来说也是负担。如果把纪念堂放在其他著名景点的附近，那无疑是最好的。

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终于有人提出了在天安门广场建设纪念堂。在这里建设还有其他的好处，比如天安门广场阅兵的时候，同时也是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再者，天安门广场本来就比较空旷，在这里动工就不用考虑搬迁民居的问题。基于这些考虑，领导小组最终下定决心要在天安门广场动工建设。

然而，即便是已经确定了总的位置，但人们还是为纪念堂的具体位置以及建设方案争执不下。

有人建议应该靠近人民英雄纪念碑修建，也有人建议应该靠近正阳门修建，甚至有人提出要拆除正阳门，用纪念堂取代之，这就又带出了正阳门的存废问题。至于建筑设计也有三种声音，分别是廊柱式、群体式和无廊柱式。

为了解决这些争论，领导小组也是经过了反复的考察论证，最终确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之间动工，并采取了廊柱式方案，以求与天安门广场的整体风格相协调。

最终在1976年的11月，纪念堂正式破土动工。在经历了七个月的辛苦建设后，这座总面积两万八千平米的宏伟建筑在原中华门的位置拔地而起，成为天安门广场新的地标。

毛主席纪念堂修建完成后，受到人民群众的热切欢迎，大家纷纷前来瞻仰毛主席的遗容，这无疑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

然而，1978年以后，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关于毛主席的痕迹都在淡化。

人们纷纷质疑：毛主席的遗体和纪念堂怎么办？不仅是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有这样的疑问，外国人也非常关心这个话题，有一个叫法拉奇的意大利女记者就为了求证而来到中国采访邓公。

需要说明的是，法拉奇并非无名之辈，事实上她以言辞尖锐、采访泼辣而出名，就连基辛格当年都被她问得浑身不自在，以至于事后吐槽：“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邓公当然知道法拉奇的“威名”，但他丝毫不在意，反而有意借助法拉奇的笔杆子告诉世界：在形式上清理个人崇拜的痕迹，不是要彻底否定个人。

两人见面以后，法拉奇果然抛出犀利开场白：“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公却也不含糊，他明确表示：“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缔造者，错误在他身上永远是第二位的，他为人民做的事情永远不能被抹杀。从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会永远把毛主席当做缔造者来纪念，他的像当然要永远保留下去。只是过去挂的太多，反而让这件事失去了严肃性。”

邓公的坦率与大度吸引到了法拉奇，她于是再次就毛主席纪念堂的事情提问。

对此，邓公再次回应：“建设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个人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也都签了名。”

听了这段话，法拉奇于是追问：“那毛主席纪念堂是不是要被拆除？”

邓公此时摆了摆手，他说：“我不赞成将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邓公的这段话，总结起来就是：建是不妥的，但既然已经建了，更不应该拆。这无疑是最恰切的回应。

在邓公机敏坦率的回应下，法拉奇最后折服了，她在通讯稿上给予邓公很高的评价，并引发外网对此事的热烈讨论。就有人评价说：“中国不会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但今后的中国也将摆脱旧的路线，走向全面现代化。”

其实对于这件事，我们更应该看党中央自己的表态，也就是《历史决议》，邓公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就确定了三个指导思想，其一是确定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其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大事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评价；其三是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以明确思想、统一认识。

从以上就可以看出，邓公从来没有想要彻底否定毛主席，他本人一直是尊敬毛主席的。

所以说，党和国家对毛主席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我们既然修建了纪念堂，那就永远不会拆掉它，这座建筑以及躺在里面的毛主席终将成为共和国的精神象征。

正如邓公所说，保留遗体并建设纪念堂本身就是违背毛主席意愿的事情，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要是知道会发生这档子事，肯定是一万个不愿意。

但既然人们已经这么做了，又何必在这件事上反复呢？更何况，人民群众总还是爱戴毛主席的，有个地方寄托人们对他的敬意，总还是一件好事。

正因如此，我们其实要感谢当时做决策的那批领导人，他们或许违背了毛主席的意愿，但他们顺应了人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