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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恩琴白匪军和哲布尊丹巴集团占领库伦之后，就向喀尔喀西二盟、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伸展其势力。

当时乌里雅苏台参赞为喀尔喀三音诺颜部亲王扎木彦多尔济，副参赞为汉族官员陈问策，秘书长为王兆钧。

库伦陷落后的1921年2月底，恩琴控制下的库伦当局行文给扎木彦多尔济，令其驱逐内地官吏。扎木彦多尔济不愿附和库伦当局，也不愿与之对抗，离开任所返回他家庭所在的旗。

副参赞陈问策不在乌城，王兆钧率领参赞公署卫队向新疆方向退走。行进数日之后，旧俄白党兵士和追随俄人的蒙古兵赶来，将其枪械和随身财物抢走。不少士兵离队自由行动，剩余的50来人于1921年4月中旬抵达新疆巴里坤。

此时科布多城的中国守军，除科布多参赞公署卫队的80余名士兵外，还有前来增援的新疆步兵第四营及新疆蒙古马队营的部分官兵。总兵力约300~500名。

库伦失守以后，库伦与科布多之间的邮路交通中断，直至1921年3月20日，代理科布多参赞职务的参赞公署秘书长赵步青尚不知库伦失守的确切消息。

新疆派驻科城官兵的军粮马料系由新疆古城运来，科布多以南的扎哈沁蒙古部落在库伦当局逼迫下截留驻科官兵的军粮马料，科城附近的蒙古族人纷纷逃走，驻科官兵的烧柴和马匹的饲草亦发生困难。

驻科官兵遂坐困愁城。早在恩琴白匪军围攻库伦期间，俄国白匪军官器宜喀罗多夫就致信科布多地区的蒙古王公，煽动他们起来叛乱，信中声称“贵王公台吉为蒙古土地主人翁，本军官为俄国军官首领，理当联合一气，驱逐科境华人”。

1921年3月下旬之初，恩琴白匪军和附从恩琴的蒙军数百名到达科布多城东数十里处，科布多城西北方百里之外也发现白匪军。恩琴控制下的库伦政权行文科布多城的蒙古族副参赞，说库伦已经为蒙所有，令其在科布多恢复“自治”。

科布多城里的汉族商民害怕1912年的灾祸重演，恳求当地长官和军队护送出城。科布多参赞李垣不在任所，代理参赞职务的赵步青鉴于敌众我寡、援远难待，决定弃城而走。

3月25日，中国驻科军队掩护商民向西南即新疆方向退去。恩琴白匪军和蒙军跟踪入城，并派兵尾追科城军民。4月7日，在科布多所属扎哈沁旗邦布地方，新疆步兵第四营与追兵发生小规模战斗，互有死伤。此后，赵步青率科城军民退驻察罕通古附近，后又退往新疆。

1921年3月初，恩琴白匪向驻唐努乌梁海的中国官员和军队下了毒手。

当时有一支由50名内蒙古人组成的游击队，奉陈毅之命前来乌梁海增援。

这支队伍在恩琴白匪占领外蒙古后叛变。恩琴白匪与这支队伍纠集在一起，并煽惑一部分乌梁海人参加，共同向中国政府驻唐努乌梁海官员和军队发动攻击。

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严式超在1月已经交卸职务，取道科布多回京，新任唐努乌梁海参赞黄成垿滞留库伦未曾到任。唐努乌梁海参赞公署秘书长以下官员全部遇难，公署卫队官兵大部分被枪毙。

卫队营副芳逢春率兵六七名逃至乌兰固木。芳营副“以全军被害，又因库伦辖属均经失守，无路求生，遂服毒身死”。

卫兵张长青等八人因奉派赴乌兰固木购买物品，“闻信乘间逃出”，后“随同乌里雅苏台卫队回京”。入侵的旧俄匪军与暴乱蒙人、海人“四处抢掠，伤人无数”，中国内地商人“家财均被抢一空”。恩琴操纵下的库伦政权向唐努乌梁海各旗征调“战马帐房，一切应需物品”。

唐努乌梁海一时间又成为旧俄白党的天下。

驻扎库伦的中国政府军退出库伦后，向北狂奔。陈毅要各部队驻守在库伦与恰克图之间的战略要地孟哈台，“各队纷纷退后，皆不用命”。

褚其祥旅遗退至恰克图东南，距恰克图100公里左右的小白塔地方驻下，褚其祥报告陈毅称：

“除伤兵外，所余不足二千人，士卒颓丧，衣不全，子弹缺乏，军心颓丧，已全无战斗能力。”

高在田骑兵团损失不大，但高在田逃得最快，一直逃到恰克图西南方向。高在田致函陈毅，声称该部“已无斗志，官兵等思归心切，决难再用”。

察军袁团、陈毅卫队实力本弱损失又大，“都惟高团之行止是瞻”。另有三营轻骑队由黄成垿、桑宝等率领退向库伦西南，与陈毅失去联系。

恰克图城防部队只有一个新练的骑兵团，“分兵防哨，暂以自守”。

这个骑兵团是1920年10月底编成的。当时褚其祥旅和高在田团驻恰部队调回库伦，恰克图城防空虚，恰克图民政员路邦道奉令自编军队保卫恰城。

路邦道招募当地汉族民众编成一个骑兵团及一个机枪连。枪支的来源是民政员公署卫队换下来的马枪、外蒙古取消“自治”后接收当地外蒙古部队之存枪，历年解除入境旧俄白党武装之水连珠枪及收买散于蒙古民间之杂枪。马匹服装向当地商号借款置办，每月饷项由银行、商会等筹垫。

这支由临时招募人员组成配以杂色枪支的部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由库伦残军和恰城新练民兵守卫的恰克图处于四面楚歌中。

南面的恩琴白匪随时可能北犯，北面的苏俄红党表面上友好实际上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后，即开始染指外蒙古、向外蒙古伸展其势力。1917年底和1918年春，俄国苏维埃政权委派的领事，曾经两次企图进入外蒙古，取代驻在外蒙古的旧俄政权领事。

苏俄政府致电库伦当局称：

旧俄驻外蒙古的领事已被撤职，库伦当局应当停止与这些人往来，否则将被看作对于俄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库伦当局对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持敌视态度，拒绝了苏俄政府的要求。

如同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人一样，在库伦的俄国人也分为旧俄白党和苏俄红党两派。

从1917年底开始，库伦俄侨中的布尔什维克党支持者，向苏俄当局提供库伦当局和民众的动态、中国中央政府驻外蒙古官员和军队的动向等情报。

与此同时，俄国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与某些外蒙古官员进行了秘密会谈，苏俄代表对外蒙古人士做了宣传。

1918年春，苏俄有关部门在内部酝酿了对外蒙古的政策，提出要利用外蒙古内部的矛盾，通过巧妙的宣传，在外蒙古统治集团和民众中树立苏维埃政权的威信。

这一时期，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外蒙古政局尚无实质性的影响。1918年夏秋，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苏维埃政权被推翻，苏俄在外蒙古地区本就微弱的影响不存在了。

1919年夏，苏俄红军在国内战争中已占了上风，当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军时，苏俄政府发表了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官府宣言。

宣言说：

俄国工农政府已宣布废除同日本及中国签订的所有密约，“沙皇政府依据这些密约，借口蒙古自治与所谓蒙古人民的利益，已实际上从中国夺取了蒙古”；并说“俄国人民已废除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有关蒙古的一切条约，蒙古从此已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废除了1913年协定，蒙古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有权在没有北京或彼得堡方面的任何监护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同其他一切民族交往”。“苏维埃政府请求蒙古人民迅速同俄国人民建立外交关系，派遣蒙古人民的代表会见正在前进的红军。”

1919年11月外蒙古取消“自治”以后，苏俄认为外蒙古取消“自治”对中国有利而对俄国不利，认为俄国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恢复外蒙古“自治”，要在外蒙古点燃阶级斗争的火焰，使外蒙古人认识到苏俄在现在和将来都能保护他们。

住在库伦的俄国革命者，在外蒙古民众中秘密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组织工作。

车臣汗部的牧民儿子苏赫巴托尔长期在外蒙古军队中当兵，外蒙古取消“自治”后当了排字工人，另一个出身于车臣汗部牧民家庭的青年乔巴山，曾在俄国人开设的学校里学习，他们接受了苏俄的影响：

外蒙古官府的小官吏丹赞、喇嘛鲍陀等人也接受了苏俄的影响，这些人在苏俄革命者的帮助下组成了革命小组织。

1920年6月初，苏俄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决定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内成立一个专门机构，领导远东地区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工作。

1920年7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及其所属蒙古-西藏处在伊尔库茨克成立(1921年2月以后，东方民族部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东方民族部的任务是在中国、蒙古、日本、朝鲜筹建共产党组织，为这些地方的反对力量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在这些地方培养职业革命者，开展思想宣传工作。

1920年7月，东方民族部蒙藏处负责人在库伦对外蒙古革命者进行了培训，建议他们去苏俄。于是，1920年8月，丹赞、鲍陀、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人来到了伊尔库茨克。

苏俄外交部驻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全权代表与外蒙古革命组织代表团进行了会谈。

外蒙古革命组织以书面形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

根据1915年《中俄蒙协约》恢复外蒙古“自治”并扩大自治，取消俄国和中国对外蒙古的双重保护；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密切联系，请求苏俄对中国施加外交影响；请求苏俄提供两个骑兵师的武器装备、借给600~700万两白银；扩大外蒙古对其他蒙古地区的影响，将来把所有蒙古地区统一为一个完整的、以联邦或自治的形式与中国结合的国家。

外蒙古代表还探询苏俄对唐努乌梁海问题和1912年《俄蒙协约》的态度。

随后，该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他们在与苏俄外长契切林会谈时表示了同样的观点。此时外蒙古处于中国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苏俄政府考虑到对华关系全局利益，对外蒙古代表团的提案采取了谨慎态度。

但是，苏俄政府还是决定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给予外蒙古革命者以实际援助。

“不论在伊尔库茨克，还是在莫斯科，他们都向蒙古代表许诺，将提供军事技术和财政援助并通过蒙古西藏处按共产国际路线加强地下革命工作。”

苏俄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接见了外蒙古革命者，列宁教导他们：

“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经济的独立。这个斗争不能分散地进行，需要有一个集中力量的统一组织，一个政治的和国家的组织。”

列宁和斯大林都教导外蒙古人要反对中国的统治阶级，不要滥杀普通汉族民众。

1920年9月末，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蒙藏处工作人员盖尔舍维奇来到库伦，准备召开外蒙古人民党的成立大会。但是10月下旬恩琴白匪对库伦的进攻，使此事无法继续进行。

1920年11月，鲍陀、丹赞、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人，从莫斯科回到了俄国边城恰克图。同月，苏俄政府决定分配给蒙古西藏处150吨白银、10万美元以及武器、军粮、军服，支持其在外蒙古发动武装斗争。

蒙古西藏处决定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中心从库伦转到恰克图，同时决定派遣来自外贝加尔的俄籍布里雅特革命者积极参与外蒙古事务。

1920年12月，东方民族部开会讨论了建立外蒙古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反对中国政府的斗争的问题，会议决定组建外蒙古游击队并向其提供武器、派遣教官。

会议研究了外蒙古革命组织，对待居留外蒙古的汉人和旧俄白党的策略，指示外蒙古革命者在汉人同旧俄白党的斗争中要保持中立，促使二者发生冲突。

1921年2月3日恩琴白匪占领库伦，中国政府官员和军队遗退至恰克图，苏俄在库伦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于2月10日做出决定：

恩琴白匪占据的外蒙古，已成为日本沿着苏俄和远东共和国边界建立的黑色缓冲带的一环，恩琴白匪占据外蒙古，使共产国际和苏俄面临失去其革命基础的威胁，共产国际和苏维埃俄国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占据外蒙古的恩琴匪帮。

同月下旬，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向蒙古西藏处布置了行动计划：

尽全力组织外蒙古革命党，通过这个党领导外蒙古的独立运动、组织游击战争，在近期内夺取外蒙古政权。

1921年3月1日至3日，26名外蒙古革命分子在俄国边城恰克图，举行外蒙古人民党成立大会。会议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丹赞为主席（另有一说是鲍陀为主席)。

会上决定成立人民军司令部，推举苏赫巴托尔为总司令会议通过了外蒙古人民党的行动纲领即党纲和党章。

该纲领写道：

外蒙古人民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在外蒙古建立人民政权；如果中国各地各自确立了自治权并以谈判的方式建立起联邦制度，蒙古人民也可加入这个联邦；每个承认党的政纲服从党章的蒙古人都可入党。会议通过了与共产国际建立经常联系的决议。

就在外蒙古人民党成立大会开会期间即3月2日，苏俄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和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联名致电莫斯科，向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和外交部长契切林，报告了他们拟订的建立蒙古国的具体计划：

“联合的蒙古国称作劳动人民共和国，其各组成部分在联邦基础上组成统一的完整的国家，设有统一的军事、经济管理和外交机构以及管理内部事务的盟（或“苏木”）的机关。为了最后建成蒙古国，取得政权后将召开外蒙和内蒙五苏木全体大解放代表大会，制定国家宪法。政府由波多和乔巴山领导的人民革命党中最可靠的五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一名有声望的乌梁海人。政府的名称为联合的蒙古人民管理会议。”

1921年3月13日，外蒙古人民党的成员、恰克图附近各旗游击队和牧民的代表在俄国边城恰克图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外蒙古临时人民政府。

临时人民政府由7人组成，鲍陀任主席、苏赫巴托尔任军政部部长兼军队总司令。

会议决议中称，要消灭中国政府军和恩琴白匪，成立能与苏俄建立友谊关系的正式的人民政府并制定外蒙古的宪法。

由于恩琴部队中有许多蒙古族人，起初，外蒙古人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反对中国政府方面态度坚决，对打击恩琴白匪态度消极，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舒米亚茨基对他们施加了影响，使他们在打击恩琴白匪问题上有了鲜明的态度。

于是，在苏俄的大力支持下，外蒙古人民党在中俄边界俄国一侧加紧编组训练军队，准备夺取恰克图中国街区进而占领库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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