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四人帮干了许多坏事，迫害了不少老干部，多次遭到毛主席的批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再次对四人帮提出批评，并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对毛主席的批评，四人帮阳奉阴违，背地里依然我行我素。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不幸病逝，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了巨大的悲痛当中，四人帮一伙却趁机加紧活动，妄图发动阴谋。王洪文亲自给自己在上海的亲信马天水和徐景贤等人去电话，让他们切实掌握好民兵武装，随时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上海警备区的两位副司令、一位副政委和一个师长在王洪文和张春桥的拉拢下投靠了四人帮；在北京，张春桥派自己的亲弟弟张春桥赶到驻扎在昌平的坦克6师“活动”，妄图把这支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江青除了试图往北京卫戍区安插亲信之外，还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华国锋“发难”，阻挠他的正常工作。

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宣传总管”，他多次组织党羽以“梁效”的名字发表文章，对老一辈革命家进行无端攻击，并为自己一伙宣传造势。王洪文当过兵，深知部队的重要性，为此他专门给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的孙玉国打电话，让他调一个装甲师进京。这个装甲师刚出动，叶剑英就得到了消息，当即命令这支部队原路返回。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即将发动阴谋。他们手中有不小的权力，骨干党羽众多，要想粉碎他们的阴谋，就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将他们给控制起来，否则就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最终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等人商议后，决定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对四人帮进行抓捕。

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左右，华国锋和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亲自指挥，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将四人帮一举粉碎。这次抓捕行动动用的是8341部队，行动前汪东兴就一再强调要绝对保密，因此整个抓捕行动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并对相关消息进行了封锁。尽管已经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但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还是在10月8日得到了消息。

那么四人帮被密捕的消息是如何泄露的呢？最早发觉异常的是张春桥的老婆文静。1943年春季的时候，文静和张春桥在晋察冀根据地相识，当年冬天的时候，日军出动重兵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文静在反“扫荡”中被俘并叛变，当了可耻的叛徒。抗战胜利后，走投无路的她找到了张春桥。

当时张春桥是《晋察冀日报》的主编，他接纳了文静，并把她安排进了报社，还设法隐瞒了她当过叛徒的经历。两年后文静和张春桥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在柯庆施的大力提拔下，张春桥的职务飞速提升，担任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和书记处书记。文革开始后，张春桥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后来又成了副总理和政治局常委。

随着职务的不断提高，张春桥对文静的态度越来越冷淡，担心她当过叛徒的经历会影响到自己的仕途，并向她提出了离婚。但文静坚决不同意，为了躲避文静，张春桥一直一个人住在北京，很少回上海。文静和张春桥育有一子三女，张春桥对儿子张旗十分喜爱，于是就和文静约定，每个月的8号让张旗来北京和自己团聚。

1976年10月7日晚上，文静给张春桥打电话，想提醒他第二天派秘书接儿子张旗。不料电话一直打不通，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察觉事情异常的文静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天刚亮，她就找到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徐景贤是张春桥的亲信，以善于揣测张春桥的意图闻名。

徐景贤

得知张春桥的电话打不通后，徐景贤也慌了，当时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和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萧木都在上海，徐景贤就把这三个人都找了过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三个人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和王洪文打电话，但一个都打不通。徐景贤又把王秀珍和金祖敏等人找来商议，认为张春桥和王洪文可能已经“出事了”。

心中不安的徐景贤立即让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乘飞机赶往北京探听消息，并约定了暗号，如果张春桥等人真的出事了，就来电话说：“老娘心肌梗死”。王洪文这个人很有心计，野心也很大，他当上副主席后，为了培植个人势力，把自己的亲信祝家耀安排到了公安部任职，并一步步将他提到了副部长的位置。

缪文金进京后，找到了祝家耀，说出了徐景贤等人的担心。祝家耀随后亲自给王洪文打电话，但也打不通。意识到事情不妙的他动用各种关系打探消息，最终确认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人已经被控制起来了。缪文金急忙给徐景贤打电话，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说：“老娘的心脏病发了，是心肌梗死”。“四人帮”被密捕的消息就这样泄露了。

直到此时，徐景贤等人还没有幡然悔悟，而是妄图垂死挣扎。他把已经投靠了四人帮的上海警备区的四位将领找来，做了具体分工，打算依靠民兵发动叛乱，最终他们的图谋被粉碎，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