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朱异和萧衍的败家子们,做了什么,直接把南梁玩到国破人亡?

雪莲果说历史 2024-06-21 22:14:19

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普通改元,梁武帝五十七岁。他已经步入晚年,事佛的兴趣方兴正浓,开始对繁重的国家事务感到厌倦。

史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少。《隋书》的《刑法志》、《五行志》都反映,普通年间的梁武帝“年老,厌于万机”,“专以讲论为务”。

1、让南梁灭亡的奸臣——朱异

《魏书·天象志》评论梁末政局时讲,梁中大通、大同之际,即武帝七十岁时“怠于听政,专以讲学为务”;大同年间的中后期,即武帝七十五岁以后“衰老,太子贤明而不能授之以政焉,由是领军朱异等浸侵明福之权”。

《魏书·岛夷萧衍传》评议晚年的梁武帝是“好人佞己,末年尤甚”,因而“朝臣左右皆承其风旨,莫敢正言”。

梁武帝在位期间,恩宠信任的官员中,历时最久、依赖最多、权限最大的人物,要数朱异。他天监初即在武帝周围侍应,颇受信任。

自大同改元(535)起,梁武帝越来越信任并依靠的人就剩朱异一人,达到“朱异言于梁主无不从”的地步。

普通五年(524)代朱异周舍掌机要,介入朝廷决策。

大同元年(535)徐勉死后,独掌内省,权力已经很大。大同十年(544)尚书令何敬容因涉嫌妾弟盗官米案而遭免官以后,朱异集内外大权于一身,“浸侵明福之权”。

可见他权侔人主,势若中天,贪得无厌,享乐不已,一副得志小人的嘴脸。不仅如此,朱异还与一伙落魄无赖之徒串通一气,欺行霸市,胡作非为。

《南史·恩幸传》有名的陆验、徐驎,正是借着朱异的关照,由投机商贩摇身一变,相替担任京官太府丞、太市令,二人“并以苛刻为务,百贾畏之”;而朱异与这二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因此当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作“三蠹”,成了梁代晚期朝野共指的奸佞之辈。

侯景乱梁时,就利用了这种情绪,以清君侧“三蠹”为借口,举兵向阙,一时颇有迷惑人心的效果。

朱异揣摸透了老年梁武帝的心思,“善伺人主意为阿谀”,他于大同五年(539)上奏武帝,建议将梁境原先所立二十三州,分为五品八十二州,“又有二十余州不知处所,凡一百七州”。

据《通鉴》卷一五八的记载,新增置的大量州名,集中于淮河一线与交广一带,其中下品二十一州“皆异国之人,徒有州名而无土地”,边境地带“欲重其将帅”而增置州郡,徒有土地而无民户;从数字统计上来看,州置扩至原先的五倍,似乎一次次征伐确有“恢拓境宇”之功。

由此可见梁武帝老年性的可悲心态:爱听虚假的恭维话,不愿意正视客观实际;求胜的心态日益膨胀,触实的“正言”令他大动肝火。

2、唯一的忠臣——贺琛

大同年间(535~546),梁武帝对他执政“三纪”以来仍然治道不明、民不聊生的状况表示忧虑,连连下诏求谠言。

《梁书》本纪下载录的长篇诏文有:大同二年(536)三月诏,大同七年(541)十二月诏。

前诏只是泛泛要求百官上奏“政治不便于民者”,于是有位尚书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极言政治得失”,受到梁武帝特别赞赏。

由于江子四其文不存,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说的,大抵“毛举细故而论得失”,很难是“正言”、“极言”或“谠言”。

后诏专究吏治,诏文中有语道“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并切盼“随事举奏”。

于是,次年即大同八年(542)初,散骑常侍贺琛上了《条奏时务封事》,具体分析梁王朝面临的危机,列举出四方面的弊端:

一是牧守贪残征敛,无论是北部新复州郡还是东部富庶之境,民不堪命,流移不返,造成天下户口锐减空虚,妨碍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大计;

二是风俗奢靡日见滋甚,无论是富室之家还是牧民之吏,一味聚敛,肆意挥霍,廉洁之风不存,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三是朝廷百司官员少有奉公为国之念,而多存侥幸利己之心,人人求进身,彼此相斥逐,奸巧谗慝,犯罪者多;

四是指出当时劳民伤财,兴造太急,征求不息,国家与百姓已不堪重负,因此建议朝廷“省事、息费”,“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

贺琛的奏文中列举的这四大弊端,可谓“谠言”,未至“极言”,但是字里行间让人能够感受到责任在朝廷的意味。

正因为如此,梁武帝看过这篇奏文后,勃然大怒,立即召主书前来,口授洋洋洒洒的《敕责贺琛》。

宋代司马光对梁武帝敕文评论道:

“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余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3、萧衍的败家儿子

《通鉴》卷一五九有一段话概括了梁代后期宗室诸王的情形:

“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机,又专精佛法,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也就是说,庇护纵容宗室诸王为非作歹的,正是梁武帝本人。

普通年间,以萧正德为首的“四凶”(萧正德、萧正则兄弟,董暹,夏侯洪),为患京城。

《南史》卷五一《萧正德传》曰:

此“四凶”者,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杀人于道,谓之“打稽”。

时勋豪子弟多纵恣,以淫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

萧正德是萧宏第三子,入梁前为萧衍养子,入梁后因萧统(即昭明太子)已出生而还本。

《南史》本传讲,他从此“心常怏怏,每形于言”,普通三年(522)竟以“被废太子”身份投奔北魏“避祸”,次年又因北魏“不礼之”而逃归,而梁武帝仍于文德殿“泣而海之,特复本封(西丰侯)”。

普通六年(525)北伐时,他随萧渊藻北上进至涡阳(今安徽蒙城县),临阵脱逃,“弃军委走”,梁武帝下诏列数萧正德之罪:在蜀昵近小人,于吴杀戮无辜,还京拦路抢掠,北伐“匹马奔亡,志怀反噬”。

粱武帝称这位侄子“狼心不改,包藏祸胎,志欲覆败国计”,可见对其行径了若指掌,却宽恕有加: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削爵未久,又复封爵。

以至中大通四年(532)进封为临贺郡王之后,出任地方官有“苛刻”之名,人不堪命,地为之荒;返回京城则“阴养死士,常思国衅”,积粮为仓,略地为墅,蓄奴黥面,变本加厉地筹划着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

萧正德之父萧宏于天监年间“为将则覆三军,为臣则涉大逆”(司马光语)。到了普通年间,他仍旧为非作歹。

《南史》本传讲,他与武帝长女永兴公主萧玉姚私通乱伦,并且密谋弑逆,二人计划着事成后为帝为后;接着,萧玉姚布置杀害其父的行动,唆使二僮藏刀行刺未遂,被当场擒拿。

梁武帝明知长女与其弟萧宏间勾搭有奸,而弑逆乃二人所使,事发后武帝将此事秘而不宣不说,不久萧宏病重期间,武帝竞“舆驾七出临视”!

再看武帝诸子。

普通其后,他们逐渐长大成人,出任方镇要职,介入国家大事,成了王朝依赖的栋梁。但是,由于梁武帝对他们宽纵姑息,诸子的行径也多有出格的情形乃至丑闻出现。

次子萧综,坚信自己是齐末主东昏侯的遗脉,不是武帝亲子,因而“常怀异志”,并“求为边任”。普通六年(525)大举北伐,萧综被命为主帅,坐镇徐州,他在前线与北魏秘密交涉,终于弃军叛逃,造成梁军顷刻溃败的后果。

萧综入魏后,声明自己是齐室之胤,更名曰“赞”。梁武帝“初闻之,恸哭气绝,甚为惭惋;犹云其子,言其病风所致,时人咸笑之”;“有司奏削爵土,绝属籍,改其姓为‘悖’氏,俄而诏复之”。十几年后,在梁武帝的指使下,“吴人盗其丧还江东,萧衍犹以为子,祔葬萧氏墓焉”。

六子萧纶,据《南史》本传披露,普通五年(524)在南徐州任上“轻险躁虐,喜怒不恒,车服僭拟,肆行非法”,他遨游市里,怒杀卖觛者,百姓为之惶骇。

他做过的三件荒唐事是:

一是路遇丧车,强夺孝子服穿在自己身上,“匍匐号叫”作尽哀相;

二是找着一位模样类似其父梁武帝的老公,“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扮演一番君臣之后,又“捶之于庭”;

三是造好一付新棺木,将司马崔会意装在里面,模仿送葬的场面。

到了中大通四年(532)在扬州刺史任上,唆使一班心腹刺杀府丞何智通。

更有甚者,中大同二年(547)其兄萧续死后,他连续两次谋逆未遂:

“伏兵于莽,用伺车驾”;献上放有毒药的曲阿酒,“上乃不自安”。

梁武帝多次对这位王子削爵处分,削而旋封,“竟不能有所废黜”。

中大通以后,梁武帝年过七十,更怠于政事,而热衷于佛事。

在这种情况下,诸子之间、子侄之间围绕着权利,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彼此势如水火,衅端不断发生,以至“宗室争竞为天下笑”。

比如太子萧纲、六子萧纶之间的关系,《南史》卷五二《萧范传》记载道:

时武帝年高,诸子莫肯相服。简文虽居储贰,亦不自安,而与司空邵陵王纶特相疑阻。纶时为丹阳尹,威震都下。简文乃选精兵以卫宫内。兄弟相贰,声闻四方。

萧纶于中大通三年(531)前后在丹阳尹任上,正值昭明太子萧统病死、萧纲继为太子之际,“兄弟相贰”的背景是太子的位置。

萧统病死之后,梁武帝在立储问题上犹豫不决,起先“欲立(嫡孙萧欢)以为嗣”,很快又觉得不妥,“恐不可以少主主大业”,最终选择了第三子萧纲。

据《梁书》纪传,立谁为嗣,自四月乙巳(初六日)至五月丙申(二十七日),期间拖延了五十余日。然而,这又引发出一场轩然大波。“帝既废嫡立庶,海内蹲暗”,“朝野多以为不顺”。

当时的尚书令袁昂“独上表言宜立昭明长息(萧)欢为皇太孙”,司议侍郎周弘正呈奏萧纲当遵“让王之道”,萧纶公开散布说继立储君“不谓德举”,“时无豫章(萧综),故以次立”,他在行动上也不安份。

如上所引,萧纶先让“储贰”“不自安”,继令父皇“不自安”,东宫与皇宫前后各加卫士,防范不测。

梁武帝在他统治后期越来越无法约束宗室的另一个原因是衰老多病。

《南史》卷五八《韦粲传》反映道:

大同中,帝尝不豫,一日暴剧,皇太子以下并入侍疾。内外咸云帝崩。

也就是说,大同年间(535~546)梁武帝一直“不豫”,以致到了大同十一年(545)八十二岁高龄病情恶化时,人们其实都盼着他早点驾崩。萧统诸子因立储一事,“内怀不平”,并且“以上年老,朝多秕政”,聚财募勇,筹划着“遇乱可以图大功”。

武帝之侄萧范(萧恢子)也“希望非常”,盘算着“武帝若崩,诸王必乱”之际,自己“可因机以定天下”。

再比如五子萧续、七子萧绎之间长期相谤不睦,书问不通,中大同二年(547)初,萧续死于荆州刺史任上,时任江州刺史的萧绎听到消息后,高兴得“入阁而跃,深为之破”,足见兄弟二人之间的芥蒂之深。

总之,诸子不睦,宗室竞争,在梁代后期日益激烈,成了公开的事情。家国已乱,政局不堪。

垂暮之年的梁武帝,乞灵于佛教,无补于家事,更无济于国计。

4、醉生梦死的地方官员

梁末整个官吏队伍的情形,《魏书·岛夷萧衍传》反映道:

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其王侯贵人奢淫无度,弟兄子侄,侍妾或至千数,至乃回相赠送。其风俗颓丧、纲维不举若此!

所言宗室奢淫,牧守贪残,并非夸张无稽之辞。

以方镇郡守论,宗室亲王占据形胜富庶之地,大肆搜括,已成惯例。如武帝第五子萧续,“耽色爱财,极意收敛,仓储库藏盈溢”。

又如武帝诸侄中,萧机(萧秀子)、萧恭(萧伟子)等,或“为州专意聚敛,无政绩”,或“性尚华侈,广营第宅,重斋步阁,模为宫殿”。

大同年间,宗人萧介(萧思话孙)出任始兴太守,梁武帝事先特意叮咛主选的何敬容:“萧介甚贫,可处以一郡!”。

梁末有名的“北路鱼,南路徐”最为典型。

“北路鱼”是指竟陵太守鱼弘。

《南史》卷五五本传讲:

(鱼弘)尝谓人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

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惊绝。有眠床一张,皆是蹙柏,四面周匝,无一有异,通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脚。

“南路徐”指荆州的徐君蒨,《南史》卷一五本传讲,他在为官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期间,“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有时载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毕践”。

鱼弘声言“四尽”,徐君蒨一味追逐声色,典型地代表着梁王朝行将崩溃前夕整个官僚阶层的状况。

以将帅论,羊侃可谓典型。

《南史》本传讲,他于梁大通二年(528)自北魏率军降梁,成了梁代后期的重要将领;入南后,他追求醉生梦死的生活,“姬妾列侍,穷极奢靡”,“至夕,待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豪侈与朝中朱异有并称之名。

即便是号为“俭率”的夏侯亶,也有“妓妾十数人”;其弟夏侯夔“性奢豪,后房伎妾曳罗縠、饰金翠者亦有百数”。

将帅追求声色享乐,军队的战斗力必然会大大下降;在南北割据的情势下,梁王朝就不可能处于优势的地位。

5、农民起义的爆发

普通以后,境内发生了数起规模大声势也大的民众起义,其中有名的是蜀中齐苟儿起义,江州鲜于琛、刘敬躬造反,以及南部交广一带持续数年的李贲叛乱。

普通年间,萧渊猷担任益州刺史期间,州民不堪重负,忍无可忍,铤而走险。时有江阳(今四川彭山县东)民齐苟儿率众十万,攻打州城,声势颇盛。

据《南史》卷五一萧渊猷附传、卷五五罗研附传记载可知,当时的名流罗研分析“蜀中积弊”的情形是:

“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秦)、张(仪)巧说于前,韩(信)、白(起)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

这次起义引起蜀中震动,“人有异心”。

大同年间,江州境内发生了两次叛变。

元年(535)鄱阳(今江西波阳市)郡民鲜于琛“有众万余人”,杀广晋(今江西景德镇市西北)令王筠,“号上愿元年,署置官属”。

八年(542)又有安成郡民刘敬躬拥众数万人,在南境攻陷安成(今江西安福县)、南康(今江西南康县)、庐陵(今江西吉水县北)诸郡,改元永汉,并向北挺进至豫章郡新淦(今江西清江县)一带,直逼豫章郡(治今南昌市),以致“人情扰骇”。

大同七年至中大同元年(541~546),交趾(今越南河内市)豪右李贲以刺史萧谘“刻暴失众心”为契机,“连结数姓豪杰俱反”,并“自称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

连续七年的叛乱,使得南境诸州不断派兵征讨,不得安宁;其间,叛军一度“进寇广州,昼夜苦攻,州中震恐”。

梁代后期不断发生的官逼民反事件,梁武帝不仅知其情,而且知其因。

他在大同七年十二月的诏文里,承认“州牧多非良才”,他们向民间“诛求万端”,“暴掠繁多”,以致民众“怨酷非止一事”。

但是,政治昏乱、民不聊生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其原因与后果,正如《隋书·五行志上》所言:

“梁武暮年不以政事为意,君臣唯讲佛经、谈玄而已,朝纲紊乱,令不行,言不从之咎也;其后果致侯景之乱。”

综上所论,梁武帝晚年既盲目又清醒:盲目于佞佛而不悟,用朱异辈而不疑,轻武事而不备;清醒于政道不明、宗室不睦、民生不济。

然而,他年老体衰,昏悖有加,怠于政事,不愿也不敢正视现实,国家正一步步滑入灾难的深渊。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0 阅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