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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元年(184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宗教形式组织的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爆发了。

光和(178-183年)、中平(184-189年)之际，在京都和一些州郡，发生了相同的怪事：京城寺门、州郡官府的墙壁上，到处都出现了用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

这预示着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甲子大吉”是汉代颇为流行的观念。张角等人为了取得最大的社会效应，表明自己领导的造反是上承天命、下顺民情，所以选择“甲子”年这一“大吉”之年作为起义的良辰吉日。

伴随着太平道的16字口号在教徒中流布，“吉期举事，天下大吉”的观念逐渐深入数十万教徒心中。

东汉王朝各级政权是造反大军打击、摧毁的对象，太平道教徒纷纷以白土在自己即将打击的对象上书写“甲子”二字，以营造一种鼓动与激励人心的气氛。

在群情日益振奋之中，起义的各项准备都顺利地进行着。

为了更为妥当、慎重起见，太平道的首领张角、马元义等人曾数次潜入京师，观察形势，并且策动了中常侍徐奉、封谞，让他们届时作为起义的内应。

起义总部调荆扬方面的太平道首领马元义率领数万人，定期集中于邺（今河南安阳），以便在起义爆发后配合主力攻打京都洛阳。

一切准备就绪，起义总部决定：于甲子年（中平六年）三月五日，在京师和各州郡同时起义。

正当数十万教徒满怀激情，摩拳擦掌地翘首期待那神圣的日子到来之时，形势却骤然发生了不利于起义军的变化。

中平元年(184年)二月下旬，也就是在预定起义日的前十多天，张角的弟子唐周向朝廷告密，将起义计划全部泄露。顿时，京师洛阳被一派白色恐怖所笼罩。

义军重要首领马元义被逮捕，并被车裂于洛阳。灵帝又诏令将唐周的告密奏章遍传三公府及司隶衙门，紧急追查京师百姓及宫廷卫士中信奉太平道者，由此诛杀了千余人。紧接着，他又诏令冀州追捕张角等首领。

中平元年(184年)，春寒料峭的二月，一个尤为不平静的夜晚降临了，浓烈的火药味和剑拔弩张的气氛在漆黑的夜幕下弥漫着。

夜已经很深了，京师洛阳的宫廷中，一帮朝廷要员，一个个铁青着脸，杀气腾腾地忙着调兵遣将，编织着一张更大的屠杀网；京师的太平道教徒已倒在血泊中的不幸消息，很快传到了太平道总部。

面对突变的形势，张角当机立断，在辉煌的灯火下，一连写下36封檄文，遣人星夜飞送诸方渠帅，约定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

大起义被迫提前到甲子年二月发动。

虽然是仓猝之间开始的行动，但由于起义毕竟已经过十余年的组织与准备，所以张角一声令下，大起义的暴风骤雨即成排山倒海之势，数十万贫苦民众立即同时拿起了武器，发出了惊天动地的造反呐喊。

义军头裹黄巾，以为标志，因而有“黄巾军”之称。头裹黄巾的义军所到之处，便是黄澄澄的一片，权贵及富人惊恐而怨仇地呼其为“黄巾贼”、“蛾贼”。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弟张梁称“人公将军”，兄弟三人为起义的最高统帅，全国几十万教徒云集在三大将军麾下。

黄巾主力活跃在大河南北的豫州、冀州两大地区。张角兄弟所率主力，活动于河北广阳、广宗、钜鹿等地，他们活捉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攻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波才、张曼成率领义军活动在东汉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区——颍川、南阳，他们诛杀南阳太守褚贡，击败汝南太守赵谦，占据颍川郡城。在东郡，则有卜己，领导的起义。

一时间形成了一种“遐尔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的蓬勃而巨大的声势。

黄巾军到处，焚官府，诛官吏，杀地主，其军锋所指，政权立即土崩瓦解，官吏无不抱头鼠窜。

大敌当前，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朝统治集团内的派系斗争也就暂时缓和下来。

在灵帝的御前紧急会议上，北地太守皇甫嵩建议：通过解除“党禁”来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以应付危局。

自从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为党人翻案惨遭杀戮之后，好些年都没人敢重提解除“党禁”。

到光和二年(179年)，趁着灵帝遏制权宦之机，上禄长和海才上书称：“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

灵帝出于遏制权宦的需要，便采纳了和海的建议，解除了“党人”从祖以下的亲族之禁锢。

应该说，皇甫嵩解除“党禁”的建议是很有见地而又合时宜的。可是灵帝并没有像对其他重大问题那样，在会上当场就拍板确定解除“党禁”。

此刻的灵帝并非不懂得皇甫嵩所言的道理，他何尝不想谋求统治集团内的精诚团结。只是他深知，“党禁”之事一直是宦官与官僚两大集团矛盾斗争的焦点，所以他很是担心，如果“党禁”这一问题处理不好，又将引发新的内部矛盾与争斗。

怀着满腹迟疑的灵帝，不得不就“党禁”之事专门征求中常侍吕强的意见。在灵帝的心目中，吕强是一个极为难得的人才，作为中常侍，他不仅具有一般常侍少有的“清忠奉公”精神，并且还很有政治见识，曾多次上书进谏，因此，灵帝很器重这个中常侍。

吕强对灵帝分析形势说：

“‘党禁’之事积了十几年，凡是与‘党禁’有关的人积怨都很深，如果现在还不赦宥‘党人’，恐怕‘党人'及其同伙会与张角合谋，推波助澜地将黄巾谋反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

吕强的这番分析，终于促使灵帝下决心大赦“党人”，不仅起用有才能的“党人”为官，同时允准流放边地的“党人”亲属返归故里。

大赦党人的措施，深得朝中大多数文武百官之心，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文臣为朝廷尽智竭忠、武将为朝廷驰骋于硝烟弥漫的沙场，更有为数不少的“明战阵之略”及有其他才能的“党人复出为朝廷卖命。

朝廷的财经早已捉襟见肘，镇压黄巾军却将耗费巨额军费。

为了筹足军费，灵帝一面诏令百官出马、出弩，自己也带头，把中藏的私钱、西园的私马拿出来用于平叛。

军事上，灵帝急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以抵挡逐渐向京都洛阳逼近的黄巾军。接着，任命何皇后的异母兄何进为大将军，率领宫廷禁卫军及京城卫戍军，驻守都亭，以守卫京师。在洛阳周围的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轩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大要塞，设置都尉，以加强战略要地的防御，筑成京畿地区第一道防线。

又调集五校、三河的骑士、并招募精勇合40000余人，令左右中郎将皇甫嵩、朱儁各统一军，负责镇压对洛阳威胁最致命的颍川黄巾军。平定黄巾军的序幕便从这里拉开。

灵帝倾其最精锐的兵力于颍川，欲一举击败黄巾军，解除对东汉京都的直接威胁。朝廷的精锐遭遇上势不可当的黄巾军，一场鏖战马上在洛阳附近展开。鏖战中，波才指挥的黄巾军屡败官军，皇甫嵩只好率军退守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波才又立即率重兵困围长社城。

满以为胜券在握的灵帝时时刻刻都在盼望颍川传来捷报，可想不到从颍川战场上传来的却是官军连战屡败的消息。如果颍川一旦陷落，对于灵帝和他的王朝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于是灵帝顾不上怪罪皇甫嵩、朱儁二帅，立即遣骑都尉曹操率兵救颍川。

作为颍川战场的主帅皇甫嵩与灵帝一样心急如焚，他很清楚颍川战事的成败直接决定他自己与王朝的生死存亡。

他固然有杰出的军事才干，有满腔报效朝廷之志，同时又握有朝廷的精锐之师，但敌军毕竟过于勇猛与强大了，所以，一时间他根本无法扭转战局。长社被重兵困围之后，写在将士脸上的惊恐日益增长着。

这一切，皇甫嵩都看在眼里。为了东汉王朝，皇甫嵩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他从未感到肩上的担子如此沉重过。

重荷之下，这员东汉王朝的栋梁之将也不禁生出一缕缕惶恐与担忧。不过，皇甫嵩将这些消极心绪全部深藏了起来，他要以自己的沉着向全军将士昭示信心，以期鼓舞他们。皇甫嵩心里异常清楚，与“贼军”碰硬，只有死路一条，必须寻找“出奇制胜”的机会，才可能转败为胜。

皇甫嵩终于盼来了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

尽管黄巾军人多势众，又勇于冲锋陷阵，可是与官军相比，他们既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又少作战经验。他们依草结营，本来就犯了兵家之大忌，而军事上的接连胜利，又使他们滋生了轻敌情绪，黄巾军的营地逐渐几无警戒。

皇甫嵩早就瞅准了他们的这些致命弱点，他立即召集各级军官商定了乘夜色火攻敌营的计划。

皇甫嵩遣人因风纵火。草遇火燃，火随风炽，刹那间，黄巾军营地烟焰冲天，人仰马翻，乱成一片。

城中官军趁势一鼓作气地奔袭黄巾军营，措手不及的黄巾军则在惊恐中奔逃。正值颍川黄巾军开始转胜为败时，曹操率领一支生力军也赶到了。

于是皇甫嵩、曹操与朱儁相互配合，夹击黄巾军。经过激战，黄巾军大败，几万人惨遭杀害。

颍川黄巾军的失败，解除了对东汉王朝的直接威胁，灵帝一直悬挂的心也随之稍安。于是，他立即封赏功臣，封皇甫嵩为都乡侯，朱儁为西乡侯。紧接着，灵帝又诏令皇甫嵩率军北上，进击冀州黄巾主力；朱儁则转向南阳，围剿南阳黄巾军。

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的指挥下，也与官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斩杀南阳太守褚贡之后，又将新任太守秦颉围困于宛城。秦颉依坚城拼命困守，双方相持百余日。到六月，张曼成不幸阵亡。黄巾军一边推赵弘继任首领，一边壮大队伍，很快便拥众十余万。经过激战，黄巾军终于夺取宛城。然而，当朱儁率颍川战场的官军精锐增援南阳以后，南阳局势便开始发生不利于黄巾军的变化。

六月，朱儁与荆州刺史徐谬、南阳太守秦颉以近二万的兵力围攻赵弘，欲夺回宛城，但是争夺到八月，仍毫无进展。

有的朝臣风闻朱儁久战无功，便奏请征朱儁问罪。已经沉不住气的灵帝竟然打算采纳这一建议。

司空张温进谏说：

“在古代秦用白起，燕用乐毅，他们都是旷年历岁之后才夺取胜利的，因朱儁在颍川的功勋和才能，皇上才诏令他引师南向。时至今日，朱儁肯定已确立了自己的作战方略。臣闻临阵易将，兵家所忌。应当再给他时间，并责令其成功。”

灵帝总算听了张温的劝阻，避免了在调兵遣将上的轻举妄动。

朱儁获灵帝诏书，既对灵帝的宽容感恩戴德，更被“限期克敌”的军令压得喘不过气。于是，在感激之情和重压的推动下，朱儁身先士卒，向敌营发起阵阵急攻，将黄巾主帅赵弘斩杀。赵弘虽然战死，但黄巾的有生力量却并没被摧毁，所以其副帅韩忠依然恃众据宛城与朱儁对峙。

急攻、硬拼的成效不大，朱儁便逐渐冷静下来，重新思量，调整克敌方略。敌我兵力悬殊的现实，使朱儁也选择了“智取”的方式。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朱儁部在宛城西南大修工事，这立即引起了城中黄巾军的警觉；随即，又在宛城西南虚张攻城的声势。

韩忠不知虚实，遂倾重兵于宛城西南严阵以待。朱儁则亲率精兵5000，悄然移师宛城东北，轻而易举地攻入宛城。韩忠惊闻城东北失守，只得慌忙退守内城，接着又遣人向官军乞降。

可能官军其他军将希望早日结束战争，都同意受降，唯独朱儁坚决反对。南阳黄巾军前期的力战坚守，使朱儁差点被灵帝治罪，所以朱儁尤其痛恨南阳“反贼”，他哪里还情愿放“反贼”一条生路？

同时，朱儁满以为乞降的黄巾军已无斗志，可毫不费力地一举全歼。城中10万黄巾军，乞降不受，求生不得，因此只得重新鼓起斗志、拼死相战。10万黄巾军拼死相战，官军进攻又难获进展，双方再次处于胶着状态。

忽然，朱儁下令撤围，官军退出了宛城。韩忠以为官军撤围是出于连战不克的无奈，于是号令将士倾城出追。早已精心策划与准备的官军突然杀了个回马枪，韩忠才知又中了官军诡计。慌忙中，韩忠急令将士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冲出重围。重新获得生机的众多黄巾军，完全丧失了被困围时的斗志，一个个都无心恋战，只顾觅路逃生。官军穷追数十里，屠杀黄巾军万余人，俘获韩忠。至此，南阳黄巾军也被镇压了下去。

就在颍川战事方酣之际，黄巾军总指挥张角猝然病死，河北黄巾军在张梁领导下，在广宗与率精兵扑将过来的皇甫嵩展开了血战。张梁部众英勇善战，连败官军，皇甫嵩只得鸣金收兵，闭营休士。

屡战屡胜的黄巾军，连日来一直不见官军有什么动静，也就渐渐麻痹大意起来。在黄巾军麻痹之时，官军趁着黎明前的黑暗，偷袭黄巾军。

尚在酣睡的黄巾军被动应战，往日的勇气也就随之锐减。虽然如此，黄巾军凭着与官军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慨，仍然与官军进行着殊死搏斗，双方从黎明酣战到傍晚。

结果，张梁和30000黄巾军战死，另有50000黄巾军赴河而死。官军焚烧黄巾军车辆30000余辆，俘虏黄巾军妻子儿女无数，并掘张角墓斩棺暴尸，“传首京师”。

最后，皇甫嵩又与钜鹿太守郭典联兵，共攻张宝于下曲阳，并于十一月大破张宝军。这一役，张宝战死，十余万黄巾军被屠杀。皇甫嵩大获全胜之后，用黄巾军的尸骨“筑‘京观’于城南”，以炫耀官军战胜黄巾军的武功。

张角通过太平道组织和发动的数十万农民的大起义，仅历时九个月，就被官军残酷镇压下去了。可是，农民大起义并未由此而结束，各地黄巾军余部仍然在坚持斗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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