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968年程潜病逝，追悼会上其妻鼓起勇气询问周总理：程潜算什么人
引言：
1968年春天，一场特殊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程潜将军的遗孀郭翼青，望着前来吊唁的周恩来总理，内心激荡。作为一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她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心中充满了忐忑与不安。这位年迈的女子，在丈夫逝世后的追悼会上，鼓起最后的勇气，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格外敏感的问题：＂程潜究竟算什么人？我家到底算什么成份？＂这个问题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郭翼青会如此忧虑？而周总理又是如何回答的？这一切，都要从程潜将军的传奇经历说起。
一、程潜与辛亥革命
1880年，程潜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岁时，程潜考入湖南武备学堂，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在武备学堂期间，程潜接触到了不少革命思想，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1904年，程潜从武备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新军。当时的新军是清政府为了练新式陆军而成立的部队，这支部队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在新军期间，程潜表现出色，很快就被提拔为连长、营长。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程潜立即响应革命号召。他带领部队参加了攻打长沙的战役，并在战斗中立下战功。这段经历让他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孙中山对这位年轻的军事将领十分赏识，多次与他谈论革命形势。
1912年，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府参谋长。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与一位名叫毛泽东的年轻列兵有了第一次交集。当时的毛泽东在新军当了半年兵，虽然程潜并不知道这位普通士兵日后会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但这段经历却为两人日后的交往埋下了伏笔。
1916年，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省第一师师长。在此期间，他大力整顿军纪，改革军制，使部队战斗力显著提升。他还特别注重士兵教育，在军营中开设学堂，让士兵们学习文化知识。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军阀混战时期并不多见。
1920年，程潜出任湖南督军。在任期间，他积极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湖南兴办了多所学校。他还支持新文化运动，允许进步社团在湘活动。这些举措为湖南的近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程潜以国民党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在会上，他再次遇到了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是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但程潜依然以平等的态度与他交谈，讨论国家前途。这次会面让两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程潜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展现出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职业素养和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理想追求。他既不同于其他军阀那样只顾自身利益，也不是一味跟随潮流的投机者。他的所作所为，为他日后在国共之间做出重要抉择奠定了基础。
二、国共之间的抉择时期
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之后，程潜与毛泽东的联系并未中断。在湖南地区的政治活动中，程潜多次以开明的态度对待共产党人的活动。当其他国民党要员急于打压共产党时，程潜却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立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程潜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在这个位置上，他积极支持各方抗日力量，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也采取了合作态度。他曾多次派人与新四军联络，共同商讨抗日战略。这种态度使他在国民党内部受到质疑，但程潜始终坚持抗日优先的立场。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当时毛泽东专门安排了两次与程潜的单独会面。在谈话中，毛泽东提议程潜以他的资历和声望去竞选副总统。这个建议让程潜深感意外。虽然他们曾有上下级之谊，但毛泽东此时已是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却依然以平等的姿态与他商谈国事。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程潜被任命为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总司令，但他并未积极投入剿共战争。相反，他多次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和平解决方案，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1947年底，程潜开始秘密接触中共地下党员。他通过可靠的亲信与湖南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为了掩护这些接触，程潜还特意安排了一些可靠的老部下担任联络员。这些人表面上是来汇报军情，实际上却在传递双方的信息。
1948年3月，程潜参加了国民党的副总统选举。这次参选，表面上是响应毛泽东早先的建议，实则是在为日后的行动做铺垫。当选举失利后，程潜转而支持李宗仁，这一举动进一步动摇了他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
同年秋天，解放军节节胜利，程潜作为湖南绥靖公署主任，面临着重大抉择。一方面，他手下有数万军队，另一方面，他深知继续抵抗只会带来更多伤亡。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发布了战犯名单，程潜赫然在列。这个消息促使他加快了与中共接触的步伐。
1948年12月，程潜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传递了起义的意向。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委派老同乡章士钊前去联系。章士钊带去了毛泽东的诚意：只要程潜愿意起义，不仅既往不咎，还会给予重要职位。这个承诺为程潜后来的决定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这期间，程潜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深知一旦起义意图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他在表面上仍然积极部署防务，召开军事会议，以此掩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这种周密的考虑，为后来湖南和平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三、湖南和平起义的关键时刻
1949年初，白崇禧突然空降湖南，这个消息让程潜和湖南地下党陷入紧张状态。白崇禧此行的目的是重新部署湖南防务，加强对长沙的军事管控。他一到长沙就召开军事会议，要求程潜交出部分军权，并调整军队部署。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程潜表面上积极配合，实则暗中加快了起义准备工作。他命令心腹将军程星龄秘密起草《起义备忘录》，详细规划了起义的具体步骤和各部队的行动方案。这份备忘录被藏在程星龄家中的一个暗格里，每次修改都要精心安排时间，避免被白崇禧的耳目发现。
同时，程潜与陈明仁建立了统一战线。陈明仁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也有相当影响力。两人约定，一旦时机成熟，就同时宣布起义，以确保起义万无一失。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专门在省政府礼堂举办了一场军政联席会议，表面上讨论防务问题，实则是为了商议起义细节。
程潜在这期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下联络网。他将可靠的老部下安插在各个重要岗位，这些人与地下党建立了秘密联系。通过这个网络，程潜不仅能及时了解白崇禧的动向，还能将起义信息准确传达给各部队。
一天深夜，程潜召集家人进行长谈。他向家人坦白了起义计划，并详细安排了家人的转移路线。考虑到起义可能带来的风险，他特意为家人准备了多条撤离路线，并在长沙城内外设立了多个安全据点。这些准备工作充分显示了程潜的周密考虑。
为了保全将士们的生命，程潜做了特别周密的安排。他命令部队将弹药分批转移，避免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同时，他还暗中疏通了各部队的高级军官，说服他们支持起义。对于一些可能反对起义的军官，程潜则以调职为名将其调离重要岗位。
1949年8月4日，长沙城内的气氛格外紧张。程潜在省政府大楼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立即启动了早已准备好的起义方案。各部队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占领城内重要据点，电台立即播发起义宣言。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流血冲突。
当天下午，解放军部队进入长沙城。程潜亲自带领部队在省政府大楼前列队欢迎。这次起义不仅保全了数万将士的生命，还为解放军顺利进军华南创造了有利条件。程潜的义举，为这场内战中的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画上了和平的句号。
白崇禧得知长沙起义的消息后仓皇出逃，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大员，最终也未能阻止历史的车轮。而程潜领导的这次起义，成为了国共内战后期最大规模的一次和平起义，为减少战争带来的伤亡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解放后的新生活
1949年10月1日，程潜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开国大典。当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此刻已经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在这个位置上，他积极参与新政权的建设工作。1950年初，程潜在一次政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建议，他建议在推进农业合作化时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接受程度，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1951年，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协主席。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他立即投入到地方建设工作中。在他的推动下，湖南省政协成立了多个专门委员会，重点关注教育、文化和农业等领域的发展问题。他经常深入基层调研，了解民情民意。
在文化教育领域，程潜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推动恢复了岳麓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为书院争取到专项经费，用于修缮古建筑和购置图书。他还支持湖南大学的发展，多次为学校争取建设资金。在他的努力下，湖南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1953年，程潜参与了全国政协的重要工作。在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特别是在水利建设方面，他根据多年在湖南为官的经验，对洞庭湖区的防洪工程提出了具体方案，这些建议为后来的治水工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程潜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人大会议期间，他积极参与讨论，对《宪法》草案提出了多条修改意见。他特别关注统一战线工作，提出要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
1956年，程潜参与了全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他多次与原国民党时期的工商界人士座谈，耐心解释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通过他的工作，许多工商业者积极响应公私合营政策，促进了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8年，程潜虽然已经78岁高龄，但仍然坚持工作。他每周都要参加政协例会，研究文件，处理公务。在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他多次在会议上建议要实事求是，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标。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作风。
1960年代初，程潜的身体状况开始下降，但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他经常在家中接待来访的老同事和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国家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他还坚持每天阅读报纸，了解时事政治，并不时写一些建议上报中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面临复杂的政治形势，但中央依然对程潜给予特殊照顾，保护他免受冲击。这期间，他深居简出，但始终保持着对国家的关注。他将自己的政治经历和对国家建设的建议整理成文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五、晚年生活及历史贡献
1973年，年迈的程潜在北京养病期间，依然保持着对国家事务的关注。每当有重要会议召开，他都会认真阅读会议文件，并将自己的见解整理成书面材料。这些材料大多关注统一战线工作和地方建设问题，体现了他对国家发展的持续关注。
在同年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程潜通过书面形式提出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的建议。他特别提到了湖南省的岳麓书院、岳庙等历史建筑的保护问题。这份建议书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随后相关部门拨付专款，对这些历史建筑进行了修缮。
1974年春，程潜的老部下程星龄来京探望。两人谈起往事，程潜特意将自己整理的一批历史资料交给程星龄保管。这些资料包括了他在国民党时期的重要文件、湖南和平起义的详细过程，以及解放后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经历。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同年夏天，程潜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仍然关心着祖国的发展。他让秘书每天为他读报，了解国内外大事。当得知中国在国际上取得的外交突破时，这位老人展现出难得的精神振奋，并口述了一篇题为《祖国前程似锦》的文章。
1975年初，程潜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在住院期间，他仍然坚持整理自己的回忆录。这份回忆录记录了他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经历，特别是对1949年湖南和平起义前后的详细记载，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程潜始终保持着对教育事业的关注。他通过家人向湖南大学捐赠了自己珍藏的古籍和历史文献，这批文献中包括了许多珍贵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1976年1月9日，程潜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按照他生前的遗愿，骨灰被安葬在湖南长沙。送别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前来悼念，其中包括许多曾经在国民党时期共事的老同事，以及解放后一起工作的同志。
程潜的一生横跨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他的人生轨迹见证了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特别是在1949年历史转折关头，他做出的抉择为减少战争带来的伤亡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挥余热，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展现了一个旧时代军人在新时期的担当。
2009年，为纪念程潜对湖南和平解放的贡献，长沙市在岳麓山下建立了程潜纪念馆。馆内收藏了程潜生前的遗物、文献和照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众多民众和学生来此参观，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