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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86年，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高永桢在辽宁开会，认识了杭州市政协副主席项秀文。一番交流后高永桢得知，项秀文的故乡在浙江金华县后项村，他的哥哥项俊文在去延安参加革命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项秀文拜托高永桢，希望他能够帮忙寻找。高永桢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这一找就是十五年。
2001年，高永桢带着已经73岁的项秀文，来到了位于石家庄市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一座墓碑旁，他告诉项秀文，这座墓碑下埋葬的正是他的哥哥。项秀文看着刻有“雷烨烈士”字样的墓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痛哭起来：“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
寻找烈士15年项秀文的哥哥明明叫项俊文，为何墓碑上的名字是“雷烨”，这就要从高永桢的寻找之路说起。
1986年，高永桢在听到项秀文的述说后，非常感动和同情，当即表示会尽力去寻找。返回石家庄后，高永桢很快就考虑了初步调查方案。他拿出项秀文提供的唯一的线索，开始研究起来。
这条线索是哥哥项俊文在1939年到达延安后，往家里寄过两封信，和在1941年、1942年寄回来的两封信。心中，哥哥希望弟弟能够“多看课外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
或许是为了避免牵连家人，他在信件的地址是“河北行唐陈庄某药店”，署名是“雷雨”，然而，在1942年之后，项俊文就再也没写过信。
根据这条仅有的线索，高永桢决定先从“行唐陈庄药店入手”，逐步扩大线索。但令高永桢没有想到的是，调查一开始他就寸步难行。
展开行唐县新旧地图，却并未发现“陈庄”村名，高永桢只好写信给行唐县地方办公室协助调查，同时走访石家庄行唐籍老干部，结果老干部们都说没听过行唐有陈庄，反倒是邻县灵寿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陈庄。
老干部对高永桢讲，历史上陈庄到行唐曾是一条邮路，抗日战争时期，邮路中断，我党便在陈庄以药店做地下掩护工作，陈庄至行唐其实是一条地下交通线，凡是经过该交通线发出的信件，均会写为“行唐陈庄”。
得到这一线索，高永桢喜出望外，但紧接着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因为他无法确定项俊文究竟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为了可以找到一丝线索，高永桢先走访了曾在陈庄一带工作的老干部，然后查询了当地党史、地方志等，又到陈庄烈士墓地查看了碑文，却一无所获。
历时三年的寻找，高永桢唯一的收获只有，证实了项俊文确实在陈庄一带活动过。
没有找到项俊文的下落，高永桢内心甚为遗憾，总觉得愧革命前辈。不忍心也不甘心就此了结，高永桢重新振作了起来，利用各种机会打听、访询，一直到1996年退休以后，高永桢仍在坚持。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97年，高永桢受聘编撰《石家庄市土地志》，从中看到了一丝蛛丝马迹。
2001年的一天，高永桢偶然翻阅到旧存《燕赵晚报刊》有一篇回忆原《晋察冀画报》社社长沙飞的文章，谈到“有一浙江籍雷烨烈士，安葬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看到“雷烨”这个名字，高永桢瞬间精神起来，脑海中浮现一个想法：既然项俊文可以化名为“雷雨”，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会换成其他名字。
好不容易有了新的线索，高永桢不愿放弃这个机会，连忙来到烈士陵园，查阅了300多通烈士碑文，找到了雷烨的烈士墓，当即抄录了碑文，又去陵园史料室看到一份《华北英烈》的记载。
一个被埋葬了60多年的烈士身份就此展开。
“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为了确定雷烨的身份，高永桢联系了已经有十年未联系的项秀文。项秀文十分感激高永桢十多年来的辛苦寻找，之后便立刻对雷烨烈士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几经辗转，高永桢找到了原冀中军区摄影记者宋克章，原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30余人，他们都是当年和雷烨并肩作战的老战友。然后又走访了河北省档案馆等6个单位，访问45人次。
更意外的是，在寻访的过程中，高永桢还在著名演员田华那里，得到了一张雷烨的照片。
随着调查的深入，线索已逐渐明朗，老同志们虽然不能确定雷烨的原名，但雷烨的音容笑貌还活跃在他们的脑海中。
之后，项秀文携带着珍藏60多年的哥哥的信件和照片，专程赶到北京，请那些与哥哥并肩作战过的老战友辨认。
项秀文又找到已经90多岁高龄的晋察冀画报社副社长张致祥，又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一本保留有雷烨和聂荣臻元帅合影的画册。
经过大家的辨认，一致认为雷烨就是项俊文，而项俊文牺牲的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
项俊文出生于1914年，九一八事变后，项俊文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抗日思想。他曾不止一次对身边朋友表达出自己要“有所用场”“不会于这个世界白跑一趟”的远大理想和抱负。
1937年，项俊文到上海闯荡，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做了许多发动抗日的工作。经过认真思考，他暗下“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的决心。
与家人分别后，项俊文就来到了延安，并改名雷烨，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学期学习。因擅长文学写作和摄影，他成为了一名红色战地记者。
到达延安的第三年，雷烨已经成长成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他主动要求随军挺进冀东抗日最前线。这时，正值我党领导的冀东大暴动失败之际，日军趁我军主力向西转移，对民众进行疯狂的屠杀。
前线危险重重，雷烨却毫不畏惧，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之后的战斗生活中，雷烨在冀东工作了将近4年，其间，他只给家人写过两封信，以至于他牺牲后，家人整整寻找了他60多年。
时间来到1943年4月的一天深夜，雷烨正撰写文章，突然数百名日军自南而北朝曹家庄方向奔袭。画报社社长沙飞命令雷烨快速撤退，并派两名警卫员护送。
然而，雷烨怎么可能抛下战友，他没有转移，而是去察看村民是否转移，转移地点是否安全。巡视中，列也发现有几百名村民转移到一处极易被敌人轰击的地方，立即指挥村民又转移到了另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
当把村民安置好，画报社同事战役后，雷烨才带着两名警卫员向北转移。因延误了十几，天又黑，雷烨走错了路，与一股敌人正面相迎。
在激烈的交战中，雷烨不幸负伤，在这生死的攸关时刻，雷烨毫不犹豫地提出让警卫员先走，他留下来掩护。警卫员不肯离开，雷烨便以上级的命令来强制要求。
最终，两个警卫员冲出重围，雷烨却牺牲了。雷烨牺牲后，他被安葬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可由于没人清楚他的真实姓名，墓碑上只好镌刻“雷烨”二字。
2001年，当雷烨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时，已经73岁的项秀文在高永桢的带领下来到了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当看到哥哥的墓碑，项秀文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伤，跪地痛哭起来：“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
失散了60多年的亲人终于找到了他，如果雷烨烈士九泉有灵，一定十分欣慰。
l 参考资料：
l 高永桢.寻找战地记者雷烨六十年.《文史精华》.2003年第11期
l 张玉艳.一份迟到了60年的烈士证明.《党史博览》.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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