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吉林城老会馆

重拾百年前吉林城的生活情景：江畔青石板边，总有操着山东口音的老太太和小媳妇，拿着溜光的木头棒槌，在石板上不紧不慢地捶打衣裳或是被单；洗完了，又赶紧挪着一双小脚走回家去。锯木厂里，抬木头的山东大汉总不得闲，抬一根又是一根，肩头经年累月的已经压出滚圆的肉球，拿手指弹一下，反把手指弹得生疼……街边巷口，不时飘过的身影，偶然搭讪，一张口，却是来自河北的 “老呔儿”口音，或是从洪洞大槐树那边过来的“老西子味儿”……

在从清初开始的三百余年闯关东大潮里，不知有多少齐鲁晋豫、闽越湘皖之地的人走进塞外吉林，如若解析清代吉林的人口构成，可说十八省府无地不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八方杂处。长期封闭条件下，由于社会生活中地域文化心理的认同效应，吉林城因之也就有了多处同乡会馆。

壹

康熙十二年（1673），吉林建城。也就在这一年，同时建立，地在东门外关帝庙内。《永吉县志》记载：关帝庙“院中多古树，门对松花江，境既深幽，势亦雄远……”

当时，吉林城初建，人口尚不多。山西会馆却能与吉林城同步而建，可见这时来吉的山西人已经不少，并形成一个地域群体。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清交替之际，山西地方一些商人冲破明朝的封堵，往返于关内关外，暗里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进行贸易，出现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等八家巨商。清军入关后，顺治曾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八大商家，并赐给服饰，封为“皇商”，籍属内务府，可享有种种特殊的优惠。范永斗并被命主持贸易事务，“赐产张家口为世业”。以后，范家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河地方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在民间又称其“参商”。其时，很多山西人就是受此影响走入东北各地，以至凡有市镇处，便有山西人在经商。关东巨富牛家即是于乾隆末年来到吉林。牛淑章在回忆录《我的爸爸——吉林巨商牛子厚》中记述：“那时在东北地区（包括吉林在内）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有四帮：‘乐亭帮’，多是河北省昌黎、滦州、乐亭、抚宁等县的；‘黄县帮’，多是山东省人；‘老西子帮’，都是山西省人，以开钱庄、当铺为多数；‘河南帮’，多经营中药。我家属于‘老西子帮’。当时很讲究帮派，因同帮才能互相帮助。

山西会馆（1928年摄）

这一处会馆乃是当时在吉的山西人集资而建，是老吉林最早的会馆。会馆所在的关帝庙，应该也是历史记载中吉林最早的一处关帝庙了。并且规模极是宏壮，有正殿三楹、大雄阁三楹、酒仙殿三楹、大门三楹、钟鼓楼各一。正殿有御匾两方：一为咸丰九年（1859）赐匾“万世人极”，一是光绪十四年（1888）御书“神武孔昭”，可知庙貌之隆崇，亦可见会馆之荣耀！此后二百多年里，一直到清朝灭亡，民国肇建，继而东北沦陷，1934年因为修建江堤，会馆才改迁于致和门外，不过仍和新建的一座关帝庙在一起。据《吉林市市区文物志》记载，清代吉林计有七处会馆，独有山西会馆始终和关帝庙在一起，重要原因是关圣帝君乃出自山西的天下第一等大英雄，是令山西光耀千古的人杰；更兼清代从开基之后，即不断地对之褒奖加封，成为庙堂之上的“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与这样一位忠义武圣兼财神相邻，不仅是寻求护佑，也自有一份骄傲；对外是一种夸示，对内更能聚结同心。山西人在吉林，有不少是做银钱放贷生意的，有一首老民谣唱的就是山西人的这种豪阔：“银钱放账三分利，老西声势气如雷；一二三四五六七，日见银钱向家回……”

嘉庆四年（1799），东门外的南窑坑（今青年路新华书店附近）处，又建起三江会馆。“三江”者，乃浙江、江苏、江西、安徽之谓，因此实是四省同乡会。浙、苏、皖、赣四省，地理空间板块上互为依托，文化趋同，经济往来亦甚为紧密，互联互融，在塞外地方，虽不同省，却也可称之同乡了。当然，这也从另一侧面显示了，四省之中，哪一省的人在吉都不会太多，否则，就不可能四省共建一个会馆了。

从清初至民国，来吉者当属山东人最多。有研究者曾谑称，在清末鹰瞵虎视的危机环境下，是闯关东的两千万山东人用锄头保卫了东北山河。今日吉林地方的许多村庄，是当初来自登州、昌邑、莱阳等地山东人的聚落。他们素有鲁人的耿直、豪爽与勤劳，荒野里垦地，深山中伐木，大江上放排……大都从事出卖力气的体力劳动，经商贸易者所占比例不多。吉林的山东会馆亦称旅吉山东同乡会，地点最初也在南窑坑，后在光绪十八年（1892）时迁移至临江门外西安路。会馆宅门高悬匾联：“闻昔时，父老常言人近不如土近；看此日，少长咸集他乡即是故乡。”在这里，馆内人曾捐资建立山神庙，《吉林市市内寺庙概要》介绍：“昔年赴长白山采取山参者，报多致富者，咸以系为山神默佑，故集资建庙于此，而即以山神名其庙。”与山东会馆毗邻的还有直隶会馆，但这两处会馆建于何时，今天则已不可考。

另有一处建于宣统元年（1909）的五省同乡会馆，乃由吉林巡抚陈昭常倡建，是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五省联合会馆，地在巴虎门外黑山头东。黑山头在今桃源路水务集团西侧，从前，在风雨浸渍之下，一段山岩，苍黑如墨，故有黑山头之名。山头西侧，原有灵仙府，殿堂二层，楼上三间，楼下三间，供奉观音和胡仙，一直香火不断。清末，东北的边疆危机日益深重，而随之俱来的是救亡图存的呼声也愈益高涨，当时更伴之以朝廷推行新政，因此有各类人等纷纷涌入东北。追随陈昭常来吉的韩国均、邓邦述、吴禄贞等，皆一时俊彦。研究者称陈之幕府“胜流云集”，并不为过。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任吉林延吉边务督办的陈昭常在与日本进行“间岛”交涉时，即以吴禄贞为会办，经多方斗争与斡旋，维护了“间岛”主权。此一时期，南方一大批有识有志之士来到吉林，或奔走政坛，或兴办教育，或经商办厂，对吉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五省会馆实是应此形势而办。

相邻五省同乡会馆的是奉天会馆，1926年由吉林省代省长王树翰倡办。市声喧嚣的河南街上，还曾有一处湖广会馆，宣统元年（1909）为吉林知府曹怡卿创办，会馆规模颇大，因之有“湖广会馆胡同”地名。今天，这七处会馆都已不存，只在史料里有约略记述，供人想象曾经的烟火气息……

贰

清代，一些颇具规模的城市多有会馆，但会馆性质亦有不同。如北京、天津、南京等地，除同乡会馆外，尚有试馆和商馆。试馆主要是为本省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子们服务，供其食宿；试子们远途赴试，人地生疏，在租住客店和一些生活细事上，往往有诸多不适，住居于本省的会馆，毕竟方便许多。商馆则都是一省旅居商人的商业性会馆，是居住、存货、议事之地，素以行会形式制定行业条规章程，对内实施同乡同业的行业管理，保证商品的质量标准，不掺杂使假、缺斤少两、哄抬物价，确保本土商家的信誉；对外调节商务纠纷，维护本土商家利益。同乡会馆馆内之人多是移民，其基本作用是联络乡谊，使同乡之人聚集有地，互通声息，扶持乡友，救济困难，保护同乡权益不受侵害，在客居之地助益慈善，弘扬本域美名。吉林城的七处会馆，都是同乡会馆。

开办会馆，也须到衙门里登记，取得许可。会馆的头领，一般多称“执事”或 “总董”，由大家公推素著威望者担任；另有副董、干事等，也由大家公推选举；一些重要事项，更要由在会者全体公决。会馆初期建造房屋、庙堂，购买义地所需之费，多为同乡的自愿捐助。安土重迁的时代里，浓厚的乡土观念之下，在乡时依赖的是家族亲谊，离乡后依托的就是同乡的乡谊。在远离故乡的城市，一个孤身羁旅之人走进同乡的会馆，听着亲切的乡音，说起熟悉的乡情，那一刻，心头涌起的就是回家的感觉……

会馆的房舍，除办公用房、宿舍、议事厅（会议厅）外，还有冥阳寺或地藏王殿，此外又有存放棺椁的义地。吉林城七处会馆中，以陈昭常倡建的五省同乡会馆规模最大，计有二十一间房舍；余则五、七间，十几间不同。三江会馆在清末从南窑坑搬迁至松江路天主教堂后，其议事厅最气派。辛亥革命后，追悼熊成基烈士大会就是在此召开。熊成基牺牲后，遗骸即由同乡邱蜀门“缝其首，置之棺”，翌日“安葬于望云山南坡落马湖边”。熊成基牺牲两周年之际，三江会馆又将烈士灵柩迁至三江义地。《吉林市市区文物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七月，用大木船把灵柩运至陶赖昭，在那里“转乘中东铁路，经南满、京奉、津浦而归梓于安徽省安庆”。烈士临难而有大勇，同乡临危而有高义，是为吉林会馆历史足资传诵的一段英雄故事。

三江会馆纪事碑

诗人沈兆禔在《吉林纪事诗》中曾咏赞三江会馆：“先正虔熏一瓣香，春秋佳日聚官商。辽东亦有三江水，权把他乡作故乡。”诗后的注释记录了会馆的缘起：“吉省三江会馆，在东门内，临江面山，风景与第一楼埒。光绪十八年（1892），今黑龙江提法司秋公桐豫与今伊通直隶州汪公士仁等募捐倡建，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三江官商聚会之所，春秋两大会议商一切。并有义园义地，以安旅榇。馆祀王阳明、文信国（文天祥）、范文正（范仲淹）、朱文公（朱熹）诸先正于一龛，从乡望也。”馆内又有地藏王殿，大殿三间，正殿高悬“幽冥教主”匾额，供奉地藏王菩萨；直隶会馆也有地藏王殿，可是格局比之三江会馆要大，有正殿五间，悬匾“渡冥救世”。其余会馆，则建有冥阳寺。无论地藏王殿或冥阳寺，又都在义地之中。此一殿一寺，只为死者故乡山高水远，一时不得归家安葬，于是暂厝义地，以待日后再埋骨家乡。于是在回乡之前到那地藏王殿（或冥阳寺）里，祭告冥界地府，致以暂厝之意；到得归葬之期，再来地藏王殿里，领得已在此注籍的“鬼票”，然后启程上路。义地者，即暂厝灵柩之地。会馆里，义地之用，当是最能彰显互相扶助之乡情的了。因为同乡之谊，义地收费极低，有的甚至免费，借会馆地产、房产租佃之息维持开支。

这七处会馆的义地，皆建有暂厝棺柩的棚屋，最多者为直隶和山东。直隶会馆有木板棚四十余间，可寄存棺柩五六百口；山东会馆有板棚五百余间，最多时停柩两千余口。可知来吉的外省之人，确实以山东为最多。他们又大多是俗称 “跑腿子”的单身者，鳏寡无依，虽经同乡帮助，尸身寄存义地，但很多人可能是永远也回不去了。义地又都附设义园，义地是为暂寄，义园则是永久安葬。会馆的一个重要事项，即是安葬客死的同乡，组织护运死者棺柩归籍。每至秋末时节，会馆都要择期送灵回乡，有时甚至十几辆马车拉着棺柩迤逦而行，灵幡在前引路，纸扎的童男童女随行，尽管一路都浸着深情，可仍然免不了悲伤。那些因故不能归家的，便由同乡帮助落葬义园。文史学者李荫棠回忆，1973年，他在西关粮库工作，那一片儿当年正是山东义地。扩建植物油厂时，从地下挖出很多棺材板，整片整片的，只是稍稍有些糟朽，都是当年的遗留。夜里加班，还常看到飘飘悠悠的“鬼火”，忽明忽灭的，人走路带起风，“鬼火”随风跟着人走。

耆老记忆，旧时，每至清明或七月十五盂兰盆节，各会馆所辖的义地，忽然都在一片清寂里变得人影憧憧。哪一省的义地，传来的就是哪一省的乡音。一些看着已经糟朽的棺木，明显活着时是单身之人，这时也并不孤寡，必有以前的同伴儿结伙前来，焚化纸钱，祭以果品，切切地致以同乡之念。

每逢年节之期，会馆里又会立即变得热闹起来，“同籍诸人，长幼咸集”，宴饮叙旧，酬神演剧。一些会馆都有自己的戏楼，天天演戏；还要拉出自己的秧歌队，城里城外地巡回演出，给官府和百姓拜年，仿如在故乡一般。

叁

直隶会馆宅门曾有楹联：“燕赵先民存浩气；异地肝胆慰孤魂。”会馆留下了千千万万异乡人的足迹。只是，多少异乡人曾经视作他乡的地方，如今已经变作了他们后代的故乡。

现在，曾经的畛域之见不见了；曾经听着奇奇怪怪的各种方言也不见了。吉林城以无限包容的情怀，接纳了无数跨山越海而来的异乡人。他们也在这一片山河大地长养了精神，并以一代又一代的艰苦拼搏繁华了这一座城市：曾驰名一方的“通泰泉”老醋店是由山西人刘宜卿创办；誉满关东的“世一堂”药店是河北人郭万春与人合办；最早的纺织企业裕华织染厂是山东人许华利所办；百年不衰老字号“新兴园”的开山者也是山东人；第一个来吉林开同芳照相馆的则是广东人；而为吉林赢得“京剧第二故乡”之誉的牛子厚，祖上则来自山西……

一切如风，却还有声；一切如光，却又有影。会馆中的人物，虽已逝去，可当初的创造，却丰富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并长宜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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