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周恩来劳山遇刺，11名警卫全部牺牲，调查后发现凶手有来历

1937年春天，延安的一场特别调查会议正在紧张进行。著名的侦察专家谢滋群坐在会议室的正中央，他的面前摆着一份关于劳山遇刺案的详细报告。

就在不久前，周恩来同志在前往西安途中遭遇两百多名武装分子的伏击。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让11名警卫员英勇牺牲，包括周恩来的贴身副官陈友才在内。当时的情况异常危急，如果不是陈友才与周恩来互换衣服，主动吸引火力，后果不堪设想。

这起案件震惊了整个延安，毛主席震怒，下令必须尽快破案。但是，现场留下的线索极其有限，仅有的一些弹壳和脚印，都指向一个令人费解的方向 - 这些所谓的＂土匪＂，似乎并不简单。

他们为什么会提前知道周恩来的行程？这些装备精良的＂土匪＂究竟是什么来历？延安内部，是否有人在暗中策划这一切？

一、神秘的土匪身份揭秘

1937年5月，谢滋群终于在一份缴获的武器登记册上发现了重要线索。这些所谓的土匪使用的竟然是崭新的德制毛瑟步枪，这种武器在当时只有国民党军队才能获得。

通过对现场遗留的弹壳进行详细分析，谢滋群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子弹的批次编号显示，这批武器是1936年底从德国运抵上海的最新军火。按照当时的军火供应制度，这批武器只可能流向国民党军队系统。

经过多方走访调查，一个名叫李青伍的人进入了谢滋群的视线。这个人1935年曾在陕北游击队服役，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临阵脱逃。当地群众提供的情报显示，李青伍在叛逃后很快就成为了哥老会的重要头目。

哥老会在陕西地区盘踞多年，势力庞大。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帮派近年来一直保持着相对低调的作风。直到谢滋群派出的秘密侦查员打入哥老会内部，才发现这个表面上的江湖帮派，实际上早已成为国民党在陕北的秘密武装力量。

1937年初，南京政府驻西安特派员张敬尧曾秘密会见李青伍。会后，哥老会获得了一批崭新的武器装备。同时，张敬尧还承诺，只要能够完成＂某项特殊任务＂，哥老会全体成员都将获得正式的军队编制。

通过审讯被捕的哥老会成员，调查人员逐步还原出了整个刺杀计划。原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表面上同意了国共合作，但暗地里一直在寻找机会打击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自然成为重点目标。

哥老会的两百多名武装分子并非临时拼凑，而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精锐。他们中有不少人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熟悉军事战术。李青伍更是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反复勘察劳山地形，选定伏击地点。

在劳山遇袭现场，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在陈友才烈士身上，足足打了二十多发子弹，这绝非普通土匪的作风。经过弹道分析，这些子弹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射手精确瞄准要害部位射击的。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搜查缴获的物资中，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份详细的出行路线图，上面不仅标注了周恩来一行人的预计行程，甚至连休息地点都标注得一清二楚。这份路线图的存在，证实了延安内部确实存在着内奸。

二、延安内部的＂隐形之手＂

调查的重点很快转向了延安内部。谢滋群发现，在周恩来出发前的一周时间里，延安机关食堂的一名工作人员冯长斗频繁出入城外的一处偏僻农庄。这个农庄位于通往西安的必经之路上，恰好是哥老会成员经常活动的地点。

冯长斗1934年加入延安工作，表面上是一名普通的食堂工作人员，但他总能准确掌握延安高层的动向。通过调查他的社交圈，谢滋群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冯长斗虽然工资不高，却经常在延安城内的茶馆请客喝酒，而他请的对象多是机关工作人员。

在审讯被捕的哥老会成员时，一个叫张德山的土匪头目提供了重要信息。他交代，每次与冯长斗接头，对方都会带来一份用特殊暗号写成的情报。这些情报内容极其准确，包括延安高层的活动安排、警卫部署等机密信息。

经过进一步调查，谢滋群在冯长斗的住处搜出了一本特殊的笔记本。这本笔记本表面上记录着普通的工作日志，但经过专业人员鉴定，发现纸张背面用特殊药水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这些字迹记录了大量延安机关的内部情报。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冯长斗的枕套夹层里，调查人员找到了一份1936年南京军统局发出的密令。密令显示，冯长斗的真实身份是军统局安插在延安的特务，代号＂白杨＂。他不仅负责收集情报，还要通过社交活动发展下线。

通过审讯，冯长斗交代了他的情报收集手法。他善于利用食堂这个特殊场所，每天都能接触到大量机关工作人员。他会特意记住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在适当的时候送上一些可口的饭菜，慢慢拉近关系。

为了套取情报，冯长斗特别喜欢在周末组织饭局。他会提前准备好烈性白酒，让目标在酒酣耳热之际放松警惕。一旦发现对方有松口的迹象，他就会以关心工作为由，巧妙地打探机密信息。

这次劳山遇袭事件中，冯长斗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从一名参与警卫工作安排的人员口中，套出了周恩来外出的具体路线。得到消息后，他立即通过预先设定的联络点，将情报传递给了李青伍。

在搜查冯长斗的住处时，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精心伪装的无线电发报机。这部发报机被藏在厨房的一个旧米缸下面，平时用来向南京传送重要情报。技术人员检查发报记录时发现，就在周恩来出发前一天，冯长斗曾发出过一份加急电报。

三、生死关头的惊险突围

1937年4月25日上午9时，周恩来一行人的车队刚驶入劳山区域，突然遭遇了早已埋伏的武装分子。根据幸存警卫员李铁山的回忆，敌人的火力异常猛烈，第一轮扫射就击中了前车的油箱，导致警卫车辆失去机动能力。

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三十多名警卫员迅速跳下车辆，在路边的岩石后组织防御。第一车的警卫员张德武发现敌人试图包抄左翼，立即带领五名战士冒着密集的子弹封住了缺口。在这次战斗中，张德武身中三弹，仍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周恩来所在的第二辆车被困在公路中段。副官陈友才立即组织了一个防御圈，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保护在中央。通过观察地形，陈友才发现右侧山坡的林木较为茂密，可能是突围的最佳路线。

就在这时，一颗手榴弹在车边爆炸，将挡风玻璃震得粉碎。情况万分紧急，陈友才当即向周恩来建议互换外衣。这个提议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战术考虑 - 敌人的目标必然是周恩来，通过调虎离山的方式，才能为突围争取宝贵的时间。

互换衣服后，陈友才佯装指挥，故意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中。他的举动果然吸引了大量火力。趁此机会，警卫员王铁生和李铁山护送周恩来从右侧林间小路撤离。这条小路地形复杂，灌木丛生，正好可以掩护撤退行动。

留下来掩护的战士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警卫员陈贤仁在掩护撤退时，右肩中弹。但他仍然坚持战斗，用左手举枪还击，为突围小组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据后来统计，陈贤仁一人就击毙了五名敌人。

陈友才最后时刻的表现令人钦佩。他不断变换位置，制造出指挥员在场的假象，成功骗过了敌人。根据现场勘查，在他周围发现了超过三十个弹坑，显示敌人将主要火力都集中在他的位置上。

幸存的警卫员回忆，整个突围过程持续了将近四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11名英勇的战士用生命换来了突围的机会。他们中有的是老红军，有的刚参加工作不久，但都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突围小组在穿过一片灌木丛后，遇到了巡逻归来的红军骑兵连。骑兵连立即派出一个排驰援战场，但为时已晚。当他们赶到现场时，战斗已经结束，只看到满地弹壳和烈士的遗体。

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敌人对阵亡的战士进行了反复辨认，特别是对穿着周恩来外套的陈友才。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次行动就是针对周恩来的定向暗杀。陈友才的牺牲，不仅挫败了敌人的阴谋，更保护了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安全。

四、案件调查的关键突破

1937年5月初，谢滋群在延安组建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这个小组由六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组成，他们分别来自红军特科和陕北游击队，都具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

调查的第一个突破口来自现场遗留的一个皮革制品。这是一个精致的烟草袋，用上等羊皮制成，在当时的陕北地区极为少见。更重要的是，袋子上还留有一个特殊的标记 - 一朵暗红色的梅花。这个标记正是哥老会的秘密徽记。

为了深入了解哥老会的内部情况，调查组派出了两名侦查员化装成商人，打入了西安城内的地下帮会网络。他们发现，近期哥老会在西安活动频繁，经常有人带着大量现金出入他们的据点。

通过对西安城内多家钱庄的走访调查，侦查员获得了一份重要的转账记录。这份记录显示，在4月初，有一笔巨额资金从南京汇入西安，收款人署名＂李青伍＂。这笔资金的数额高达两万大洋，相当于当时一个师级部队三个月的军饷。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指向了延安城内的一家杂货铺。这家店铺的老板王德贵，表面上经营日用百货，实际上是哥老会和军统特务联络的一个重要据点。通过对王德贵的秘密监视，调查人员发现他每周都会收到一个特殊的包裹，包裹中装有用特殊方法加工过的报纸，报纸上的某些文字可以拼成密码信息。

5月中旬，调查组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一名在哥老会担任联络员的成员被捕后交代，李青伍经常出入西安城内的一处四合院。这座四合院表面上是一家茶庄，实际上是军统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站。

为了获取确凿证据，调查组在这座四合院附近布置了多名侦查员，昼夜监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很快就拍摄到了李青伍与军统特务头目秘密会面的照片。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截获了一份密电，证实了这次暗杀行动确实是军统局策划的。

案情逐渐明朗后，谢滋群立即组织了一次收网行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红军特别行动队同时对哥老会在陕北的多个据点展开了突袭。这次行动共逮捕了包括李青伍在内的多名重要嫌犯，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密电文件。

在审讯中，李青伍对参与暗杀行动供认不讳。他交代，早在1936年底，军统局就开始筹划这次行动。他们不仅提供了精良的武器装备，还派来了专门的军事教官，对参与行动的人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特训。

通过对缴获文件的分析，调查人员还原出了整个暗杀计划的筹备过程。军统局不仅为行动提供了详细的地形图和情报支持，还制定了周密的撤退路线。他们甚至在劳山周边提前准备了多处隐蔽的弹药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土匪能够维持如此猛烈的火力。

五、历史的启示与思考

劳山遇袭事件发生后不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正式开始。面对民族存亡的严峻形势，共产党采取了＂高瞻远瞩、以大局为重＂的策略。

在延安总部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团结御侮＂方针。尽管劳山遇袭案的调查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证明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暗杀行动，但党中央仍然决定暂时搁置这个问题，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周恩来在脱险后的第三天就再次启程前往西安。这次他带着更重要的使命 - 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周恩来只字未提劳山遇袭事件，而是专注于讨论如何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1937年8月，国共两党终于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这个决定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延安的烈士陵园里，至今还保存着陈友才等11位烈士的墓碑。每年清明时节，都有不少老同志来此祭奠。他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当年负责保护这些烈士遗体的红军战士发现，每位牺牲的同志身上都有多处枪伤，但没有一人后退一步。

1938年春，延安专门设立了一个档案室，保存劳山遇袭事件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现场勘查记录、调查报告、审讯笔录等重要文件。档案显示，在遇袭的危急关头，警卫员们形成了三道防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护卫党的领导人。

战后的调查统计表明，在这次遭遇战中，11名牺牲的警卫员共击毙敌人31人，击伤42人。这个战果充分证明了我党警卫人员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40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回顾了劳山遇袭事件。文章指出，这次事件是国共两党合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没有因为这次暗杀而改变团结抗日的方针，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远见。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劳山遇袭案的档案被作为重要的教材，用来教育党员干部要时刻警惕敌人的阴谋，同时也要学会在重大历史关头把握大局。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为了党内教育的重要素材。

延安革命纪念馆中，至今仍然保存着陈友才烈士的那件沾满鲜血的外套。这件外套上的34个弹孔，无声地述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每一个弹孔，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见证，记录着共产党人在国家民族存亡关头的重要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