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以他的智慧和坦率赢得了世界各国总统和总理的敬佩。
一些国家领导人自己的国家比新加坡强大得多，但他们对李光耀尊敬有加，因为他的洞见能帮他们看清自己面对的根本性挑战。一个小小的、脆弱的城市国家的领导人怎么能对世界上如此多的领导人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什么？危急时刻如何运用他的思维框架？
在某种意义上，李光耀对世界秩序的追求永远在路上。
在“历史活化石”基辛格的百岁遗作《论领导力》中，基辛格以亲历者的视角，通过梳理翔实的历史资料，对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领导力进行了具象化的解读，谈及李光耀眼中的中美两国，基辛格这样写道：
李光耀敬佩美国，美国的摇摆使他感到不安。他敬畏中国，因为中国专心致志追求自己的目标。李光耀从历史上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和出于需求与美国建立的友谊中，为新加坡营造了安全和未来。
李光耀一生中坚信，他的国家必须保持卓越，因为它永远在生存与灾难之间走钢丝。
【美】基辛格著
胡利平 林华译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01 “我怕的是中国也许太弱了。”
李光耀看到了中国领导亚洲的潜力。1973年，中国还被认为是经济落后国家时，他就说：“中国会成功的，只是时间问题。”然而，直至1979年，他还觉得中国在中期内仍会相对较弱。
世界以为中国是个巨人，其实它更像个软塌塌的水母。他们有资源，（也有）两个弱点，即共产主义制度和缺乏训练及专门知识。我们得看一看他们用这些能做成什么。现在，我担心他们可能不够强，无法如我们希望的那样抗衡苏联人。我不怕一个强大的中国，我怕的是中国也许太弱了。我们若要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一起发展的伙伴，对方就需要达到一定的实力。他们将需要15~20年，甚至是30~40年的时间。
那时李光耀对中国崛起的态度有些复杂，因为新加坡有着“相互冲突的目标”：既想使中国强大到足以威吓共产主义越南（李光耀认为那样能“缓解”压力），又希望中国不致强大到统一台湾的程度。不过，即使在中国相对虚弱的当时，李光耀就发出了关于中国的决心和它可能引发巨变的警告：“我不知道（中国）领导层是否完全明白他们一旦成功必将发生的变化的性质。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想成功。”李光耀的预言和前一个时代的伟大战略家拿破仑不谋而合。据说拿破仑谈到对中国的看法时说：“让中国沉睡吧。她一旦醒来，会震撼世界。”
但那会是什么时候呢？到1993年，李光耀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中国崛起不再遥远，而是已经成为当时的首要挑战。他说：“中国对世界平衡的影响如此之大，世界必须在30~40年内找到一个新的平衡。”“不可能假装中国只是又一个大玩家，”他接着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玩家。”135几年后，李光耀对这个观点做了进一步阐述：
除非发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灾难，给中国带来混乱，或将其再次分裂为多个军阀割据地，否则中国人民重新组织、重新教育并训练自己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就只是时间问题。
李光耀对中国的态度如同他对美国的分析，完全不受感情因素影响。在他看来，美国方面的挑战是它在缺乏内省的理想主义和经常发作的自我怀疑之间的摇摆，中国造成的问题则是传统帝国模式的死灰复燃。几千年来，中国自认为是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央王国”，把所有其他国家都归为朝贡国。如此悠久的历史必然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影响，令其发展出霸权思想。“此时，我觉得美国造成的结果对我们最有利，”李光耀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我不认为中国是美国那样的善良强国。我的意思是，他们说不称霸。如果你没有称霸的打算，为什么不断地告诉世界你不会称霸呢？
在毛泽东时代，李光耀坚决抵制中国的政策，后来又努力打消任何觉得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会自然而然地和母国站在一起的印象。他一直宣称，新加坡将是东盟成员国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新加坡曾依靠中国台湾的投资和技术来发展工业，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纺织业和塑料工业。）20世纪70年代，西方开始接纳中国之后，李光耀没有食言。他为新加坡设的定位是保持相对于邻国和超级大国的自主自治。1975年，他没有理会周恩来向他发出的访华邀请。由于这个决定，他从未与当时已身患沉疴的周恩来见过面。
02 李光耀欢迎邓小平到访，特意安排烟灰缸
到1990年，新加坡才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1978年11月，李光耀欢迎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到访。那次访问标志着当代新中关系的开端。李光耀为显示对这次访问的重视，特意安排在这位喜欢吸烟的中国领导人面前摆上一个烟灰缸和一个痰盂，尽管新加坡法律禁止吸烟（李光耀自己对烟雾严重过敏）。
邓小平此行是想动员东南亚国家反对苏联和统一后的越南。李光耀的首要关注却是缓解中国对新加坡政策的专横倾向。他对邓小平解释说，中国的电台广播意图煽动东南亚华侨，造成他们思想的极端化，这使他很难与北京合作。他要求邓小平停止宣传活动。没出两年，这样的活动就逐渐停止了。多年后，李光耀把邓小平列为他最钦佩的3位世界领导人之一（其他两位是夏尔·戴高乐和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看来，邓小平“是一位伟人，因为他把中国从一个羸弱不堪、本来可能会像苏联一样崩塌的国家，变成了今天阔步走向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的国家”。
据为邓小平作传的著名汉学家傅高义所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对该推行何种经济政策尚未拿定主意，但那次访问“使邓小平坚定了开展根本性改革的信念”。访新归来第二个月，邓小平就宣布了开放政策，在中国沿海设立“经济特区”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傅高义说，“邓小平觉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改革的好榜样”，于是派人去那里“学习城市规划、公共管理和控制腐败”。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李光耀尚未完全承认中国就开始每年访华，去观察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农业改革，并与中国高官建立关系。他向当时的中国总理提出，为经济增长而推行开放不一定要放弃“儒家价值观”。后来，这位总理借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那句名言，说李光耀“为我们缩短了过河的时间”。
李光耀提供的建议清楚地反映在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中。苏州是上海附近的一座古城，以众多美丽的中国传统园林著称。新加坡工业园在1994年开园，是为了将新加坡的管理方法与当地劳动力相结合，借以加速工业化，吸引外资来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公司和GIC（过去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成了在华主要投资者。李光耀希望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他深信，中国若发生政治内爆，将给全世界带来可怕的风险，其中的各种危险在苏联解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李光耀后来对比中苏两个案例时说：
邓小平是中国唯一在政治上有权威，也有力量扭转毛泽东政策的领导人……身为经过战争洗礼的老革命，他看出了革命的早期迹象。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不同，他仅仅在书本上读到过革命，没有看出苏联即将崩溃的危险信号。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再次启动。在那次长达一个月的影响深远的重要旅行中，已经退休的87岁的邓小平走了好几个南方城市，令人信服地重申了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03 “美国和中国一旦开战将是世界末日”
对美国来说，李光耀关于中国的评论令它清醒，其最深层的意思听之逆耳，即：美国在西太平洋，也许在更大的世界中，将不得不与一个新兴超级大国分享卓越地位。“它只能与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共处”，李光耀在2011年说，而这“对美国是全新的感受，因为以前从未有过哪个国家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地位构成挑战，而中国在20到30年后就能做到”。
李光耀警告说，这样的形势对坚信美国例外主义的美国社会来说将是痛苦的。但是，美国的繁荣本身就源于例外因素：“地缘政治的好运、丰富的资源和大批移民带来的活力、来自欧洲的大量资本和技术，以及把美国与世界冲突远远隔开的两个大洋。”在今后的世界里，随着中国成为拥有尖端技术的可畏的军事强国，地理不再是美国的屏障。
李光耀预见到，将要到来的变化会对现有国际平衡构成挑战，使夹在中间的国家难以自处。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告诫李光耀说：“大象打架，小草遭殃。”我们前面看到，李光耀也喜欢用大象打比方，他回答尼雷尔说：“大象做爱，小草也遭殃。”他相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若能保持友好而冷静的关系，那将最有利于新加坡的稳定与增长。但是，李光耀在与华盛顿和北京的互动中，表现得不像新加坡国家利益的鼓吹者，而更像是那两个可怕巨人的哲学导师。
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李光耀一般会从切合中国苦难历史的角度组织论点，言谈间带着他在其他场合鲜少表露的感情。2009年，他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告诫，这些人没有经历过他们的前辈遭遇的贫困和灾难，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深感不满：
这（老的）一代有着惨痛的经历，经历过“大跃进”，挨过饿，几乎饿死，差点儿与苏联人发生冲突……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我毫不怀疑这一代人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他们的孙辈呢？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强大了。如果他们开始展示肌肉，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孙子从来不听爷爷的话。另一个问题更加关键：如果你一开始就认定世界一直亏待你，认为世界剥削了你，帝国主义者摧毁了你，抢劫了北京，对你做了这么多坏事……这样是不行的……你已经回不到中国曾是世界唯一强国的往昔了……现在，你只是许多强国中的一个，而很多其他强国比你更善于发明创造，更顽强坚韧。
反过来，李光耀也劝美国不要“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作敌人”，除非它“发展出要在亚太地区推翻美国的战略”。他警告说，事实上，中国人可能已经在设想这样的场景了，但难以避免的“两国西太平洋最高地位之争……并不必然会导致冲突”。因此，李光耀建议华盛顿让北京融入国际社会，并接受“中国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大国家”，“在董事会会议室中有一席之地”。美国不应让中国人将它视为敌人，而应“承认（中国）为大国，为它重获尊敬、重拾昔日辉煌而喝彩，并建议具体的合作方式”。
李光耀认为尼克松政府实施的就是这种方针，称尼克松总统为“务实的战略家”。在未来的世界里，美国应采取“对华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的姿态，不过在这样做的同时“也要悄悄地做好后手准备，以防中国不像地球好公民一样遵守规则”。这样，万一本地区国家感到不得不“选边站，那么棋盘上美国一边应该包括日本、韩国、东盟、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联邦”。
李光耀在太平洋两岸阐述观点时我都在场。与他对话的美国人总的来说同意他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但一般都会询问他对于当下问题的看法，例如朝鲜的核方案或亚洲各经济体的表现。美国人也满怀期望，希望中国最终能采纳与美国相近的政治原则和制度。与李光耀对话的中国人欢迎他关于中国应得到大国待遇的论点，也同意，即使从长远来看，分歧也不一定必然导致冲突。但是，在他们彬彬有礼的举止之下，可以感觉到他们听一个海外华人指点中国应遵循何种行为原则，内心有些不自在。
李光耀认为，美国和中国一旦开战将是世界末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定会造成毁灭。除了毁灭，谈不到任何有意义的战争目标，尤其无法界定何为“胜利”。所以，对从未经历过他同代人的颠沛流离，可能过于依赖技术或实力的那一代中国人，李光耀晚年坚持发出呼吁并非偶然：
中国的年青一代生活在中国的和平与增长期，没有经历过中国过去的动乱。必须使他们了解中国因骄傲自大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而犯下的错误。必须向他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让他们以谦卑和负责任的态度迎接未来。
李光耀孜孜不倦地提醒对话方，全球化意味着每一个国家，包括（也许特别是）创立了这个制度、书写了它的规则的国家，都必须学会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生活。他在世的时候，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全球化终于定型。在这样的世界里，极大的繁荣与严重的匮乏比邻存在，必将激发爆炸性情绪。“地区主义不再是终极解决办法，”李光耀在1979年说，“互相依存是现实。全球同属一个世界。”他相信，如果管理得当，全球互联会造福所有人。
如李光耀在2002年对我说的，毕竟新加坡与世界的融合是它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冷战的结束产生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个是全球化，另一个是美中之间潜在的战略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有导致灾难性战争的风险。许多人只看到了危险，李光耀却坚持力行克制的必要性。美国和中国都负有至关重要的义务，必须对两国关系的成功注入希望并为此采取行动。
只有李光耀早早地预见到了中国的发展给中美两国带来的两难困境。两国之间的碰撞与摩擦不可避免。这种新关系会加剧它们的对抗吗？还是它们有可能放弃敌对行为，转而一道分析和平共处所需的条件？
几十年来，华盛顿和北京都宣称后者是自己的目标。但是在进入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今天，两国似乎中止了对共存的追求，转向日益激烈的竞争。世界会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段时间一样滑向冲突吗？当时，欧洲外交无意中成了推动世界末日的机器，令一个接一个危机越来越难以解决，直至最后引发大爆炸，将当时所认知的文明炸得粉身碎骨。还是说美中这两个巨人会找到共存的新定义，一个对它们各自关于自身伟大和本国核心利益的认知都有意义的新定义？现代世界的命运寄托在对此问题的回答之上。
李光耀见解深刻，成就卓著，是少数几位在太平洋两岸都受到尊敬的领导人之一。在他政治生涯的开端，他为一个蕞尔小岛及其周边地区发展出了秩序概念。到了晚年，他力劝有能力造成全球大灾难的国家明智而为，力行克制。
李光耀本人决不会如此自诩，但是这位现实主义老人担当了“世界良知”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