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在抗战的硝烟尚未弥漫到齐鲁大地的日子，韩复榘统治下的山东如同一座沉闷的城堡。

那时，我不过是济南市政府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没有卷入那权力的沼泽，因此，对于韩复榘背后的种种秘密，我了解的并不深入。

然而，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我愿将我当年所见所闻的一星半点，尽我所能地记录下来，为世人揭示那段历史的一角。

那年的春天，一九三二年的四月，我正闲居在家，居住在济南市政府的第二宿舍。某个清晨，我突然接到了市长闻承烈的召见通知。一同被召见的，还有一位名叫卓荦之的四川人，他原是闻承烈兵站监部的一名职员，此时也和我一样，在济南过着平淡的生活。

我们两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市长的办公室，只见闻承烈一脸严肃地对我们说，他要派我们参加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工作——加入韩复榘所部三路军军法处所属的特别侦谍队。

我们的任务是随着承审员出庭记录口供、整理案卷。闻承烈还特别强调了，这个特别侦谍队是由青年党成员组成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缉捕山东境内的共产党。

他要求我们密切注意每一件案情和青年党的政治活动，并经常向他汇报情况。

特别侦谍队的队部隐藏在商埠的纬十经七路路南、路北的两幢小楼内，对外保密性极高。虽然军法处命令商埠公安局加强保护，但却严禁他们查问队内情况。

审案的地点设在城内的省公安局司法科，人犯则被羁押在借用的看守所里。而刑讯时的行刑者，则是从司法科借调来的政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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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名叫程凤平，但据说这只是他的化名，至于他的真名，我们无从知晓。秘书王飞鹏的情况也是如此，真名一直是个谜。承审员张守义，真名其实是翟苍陆，一个来自河南登封一带的日本留学生。

队员们的名单上，姓严、段、张、刘、李、戚的人都有，还有一个姓黄的女队员，据说她是已故青年党某位领导人的遗孀。整个队伍大约有五六十人，无一例外都是青年党的党员。然而，在这个由青年党主导的侦谍队里，却有三个例外——韩子敬、徐子才和于芝生。他们三人并非青年党成员，而是因各种原因叛变的共产党分子。韩子敬是个天津人，一脸麻子，曾是津浦路天津厂工会的负责人；徐子才来自河北省的某个县城，左眼有些毛病；而于芝生则是河北宁河县人，一个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学子。他们三人的加入，无疑给这个特别侦谍队增添了几分复杂和神秘。

在天津公安局的大堂里，张学铭局长与青年党的代表们正进行着一场关于共同合作的工作洽谈。张学铭，这位曾经的天津公安局长，声名在外，曾借助青年党的力量，成功逮捕了一批共产党的精英。而今天，他的身边聚集的，除了青年党的成员，还有我和卓荦之这样非青年党的队员，我们是被闻承烈特派来参与这项工作的。

随后，闻承烈又增派了两位得力助手，王子通和桑平伯。王子通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西北军老军官，他的沉稳与睿智给我们这支队伍注入了不少信心。而桑平伯，一位来自鲁西的北大高材生，他的学识与才华无疑将为我们的行动提供有力的支持。

青年党在队伍内的活动可谓公开透明。他们定期出版《南诚》月刊，大力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然而，在这些看似正义的言辞之下，也不乏对共产党的诋毁与攻击。他们彼此相见，总是亲切地互称“同学”，并且按照规定，每月将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一作为党费上交。这些行为，他们并不回避我们非青年党的队员，反而以此展示他们的团结与信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党每月都会在他们位于路北楼上的党部举行一到两次的党会。那里是他们的精神圣地，只有他们的“同学”才能进入。而在党会之外，他们的活动则更为隐秘，充满了对共产党的警惕与打压。

特别侦谍队的成立，源于青年党党魁曾琦的一次危言耸听的言论。他向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描述共产党在山东的活跃程度，甚至声称要将山东赤化。为了平息这场风波，韩复榘决定成立特别侦谍队，并委托青年党协助执行。从此，特别侦谍队便成为了韩复榘手中的一把利刃，负责在山东境内肃清共产党。

特别侦谍队的成员们都持有韩复榘亲自签名盖章的特别身份证书，这使得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拥有极大的便利。他们可以在山东境内随地要求军警协助捕人，可以随意检查邮件，甚至可以免费乘坐火车、汽车。而我和卓荦之，作为闻承烈派来的监视人员，也开始了我们的工作。

特别侦谍队缉捕共产党的手法多种多样。其中，他们利用了三个叛党分子——韩子敬、徐子才、于艺生作为眼线，通过他们的旧关系寻找共产党的踪迹。此外，他们还命令一些党员装扮成进步分子，混进共产党内部，以获取更多的情报。据说，有一位姓严的党员曾在天津成功混入共产党内部，并逮捕了几名共产党员。而检查信件和进步书刊则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他们会在邮局对可疑的信件进行各种药水试验，以检测是否含有密写内容，同时也会检查那些被认为是进步的书刊。一旦发现线索，他们就会按照地址进行抓捕。

然而，在济南地区，前两种办法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而那些通过检查信件和书刊所得到的线索，虽然花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但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他们曾通过这种方法在大明湖畔的司家码头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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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嫌疑犯相继落网，然而经过一番审讯，发现他们竟与国民党改组派的秘密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只能无奈释放。而在那九一八事变后的动荡时期，火车上也常有一些情绪高涨、热衷讨论国家大事的旅客被捕。然而事实最终证明，他们与共产党并无瓜葛。

岁月匆匆，年华荏苒，然而这些特务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他们既担心给党魁丢脸，又害怕在山东的根基不稳。于是，他们决定全力对曲阜第二师范发起攻击。原来，二师曾上演过一出名为“子见南子”的话剧，剧中情节被孔家视为对祖先的侮辱，遂与二师校长宋还吾打起了官司，一直闹到南京，最终宋还吾被撤换。此外，坊间更流传着二师是共产党秘密活动场所的谣言。

为了摸清底细，特务们开始行动。他们乔装打扮成小商贩、游客和学生，潜入曲阜。小商贩们以卖小吃为名，游客们则以参观孔庙孔陵为借口，学生们则打着到二师求学的幌子。他们在曲阜邮局对二师师生的邮件进行严格检查。

正值暑假前的大考预备阶段，二师的学生们三五成群地聚在孔陵草地上复习功课。每天，总有一些卖小吃的“商贩”、闲逛的“游客”和外地来的“学生”与他们搭讪交友。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暗中观察，特别侦谍队列出了一份长达六七十人的黑名单，并上报给了韩复榘。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列专车从济南悄然驶出，特别侦谍队全员出动，还携带了一连兵力。火车抵达曲阜车站时已是深夜，队员们迅速下车，跑步赶往曲阜城。由于县长拒绝开门，程队长焦急万分，生怕走漏风声。经过一番周折，县长终于与山东省政府取得联系，城门才得以打开。

进城后，特务们迅速包围了二师。程队长亲自带队，按照黑名单逐一搜捕，几乎没有漏网之鱼。无论是五六十岁的老教师，还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都被五花大绑地押上了火车。

当晚，在济南公安局司法科内，一场残酷的审讯开始了。特务们用手铐、皮鞭、压杠子等刑具逼供这些文弱的师生。有时，就连见多识广的老政警也不忍下手。然而，翟承审却毫无怜悯之心，不时停下审问，冷酷地逼问着这些无辜的受害者。

他们歇斯底里地宣扬共产党的可怕之处，试图给行刑者灌输恐惧，宣称共产党是凶残的毒蛇猛兽，他们声称共产共妻，将会颠覆整个社会的秩序。“现在你们对这些家伙客客气气，等到他们势力大了，可不会对你们客气！”他们高声疾呼，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可怕景象。

“曲阜二师，那可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啊，那里的案件，是我们必须攻克的重大任务！”青年党的队员们，脸上洋溢着得意洋洋的神情，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然而，当审讯的结果终于出炉，他们却大失所望。原来，所谓的“重要案件”，竟然只是牵扯到了一位名叫肖寄语的国文老教师和一名叫裴康增的学生。他们所谓的罪证，不过是学生的作文里出现了“普罗利塔利亚”这样的词汇，老师的评语里用了“小布尔乔亚”这样的字眼，以及在日记中对政府不战而退、丢失东北三省表示不满的文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在严刑逼供之下，刘难潮终于承受不住，承认了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过接触；裴康增也承认曾参与过学生爱国运动。然而，这样的结果，与他们最初的期望相去甚远。特别侦谍队虽然竭尽全力，但收获的却只是这样微小的战果。

这时，他们那些肆无忌惮的暴行开始引起各界的广泛反感和愤怒。他们不仅滥捕滥刑，还随意查扣信件书刊，甚至包括一些社会科学书籍，甚至字典、辞源都不放过。他们甚至扣留了教育厅长何思源的不少刊物书籍。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人权，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山东省国民党省党部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对他们的行为提出了质问。虽然他们同意搜捕共产党，但却无法容忍青年党这种无视法纪、肆无忌惮的行为。更何况，当时国民党并不承认这个曾经为军阀效力、甚至杀过国民党的青年党是合法的政党。

至此，青年党在山东的胡作非为已经无法再得到庇护。大约在一九三三年春天，特别侦谍队宣告解散。在解散之前，他们的“队长”程某和“队员”黄某竟然还结了婚。然而，好景不长，同年下半年，北京西单大木仓某公寓发生了一起桃色凶杀案，被害人正是这位程“队长”，而凶手则是他的“同学”，原因竟然是为了争夺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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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侦谍队解散后，青年党虽然留下了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学”，如段某、戚某等人，但他们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反感和警惕，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肆意妄为。

在繁华的济南商埠区，一所名叫渤海中学的私立学校静静矗立。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人称孙老头的长者，他不仅是学校的管理者，更是威望极高的三路军师长孙桐萱的父亲。在官方隐晦的默许下，这所学校成了青年党半公开的活动基地，犹如一股暗流在商埠区涌动。

在渤海中学的背后，有两位关键人物——韩子敬和徐子才。他们被特意留在济南，身负重任。他们的眼睛如同猎鹰般锐利，时刻观察着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将每一个细微的动静都汇报给上级。

他们的手指，则像是灵敏的触角，与市政府中的靳参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传递着各种重要的信息。

而我，在一九三五年年底的时候，由于工作的需要，离开了这个充满暗涌的济南，转而前往保定，投入到河北省政府的繁忙工作中。

自此，渤海中学内部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韩子敬和徐子才又有何新的动向，我都无从得知。但那段在济南的日子，却如同刻在心底的印记，永远无法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