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封建欧洲和国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经院主义开始衰亡，人文主义开始兴起，教皇地位开始下隆，王国的权力开始勃兴。理性主义和绝对主权开始萌芽，在加上印刷术的应用、火器的发展、新航路的发现，再加上城市生活、财富、奢侈与贫穷、商业、贸易专利和高利贷等等现象的成长，最后终于达到了“着火点”，这就是宗教改革，这也是这个普遍蕴酿的宗教性表现。

两个最大的导火线是路德（1483年——1546年）和兹温格利（1484年——1531年），而继起者则是一个更大的火种，即加尔文（1509年——1564年）。因为要使宗教恢复其原始的纯洁性，这些人终于变成了宿命主义者。他们深信人类的罪恶是无可救赎的，不管他们怎样生活，怎样行为，可是永恒的上帝却已注定了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天堂，而极大多数都必须入地狱。这种教义是把重心由上帝移到了魔鬼身上，而同时又更加认为圣经应为一切信仰和崇拜的规律。这两点就成为了宗教改革者的两大基本观念。

这三个人中，最可怕的还是加尔文，他是一个狂热的组织者。他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认为自己的命令即代表神意。在日内瓦，他建立他自己的警察国家，他反对天主教会，而自己却只想起而代之，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类”，即所谓“清教徒”，和一个新的朝代，这也可以很巧合地称之为“圣经统治”。

西方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曾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过：“所谓宗教改革者只是把哥特神秘主义的光明的和安慰性的一方面全部取消了，但是魔鬼和魔术的神话却仍然存在，因为它本是内在刑罚的象征和原因，所以现在这种刑罚终于达到了其最恐怖的程度。”恨的定律代替了爱的定律。不久就产生了一大堆以魔鬼为主题的新教文学，而使宗教受到了毒害。

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像这样的教条怎样会对于人们具有任何的吸引力。可是路德的热烈神学和加尔文的冷酷逻辑却居然获得了人们的信仰。他们作巨大的挑战，发动了广泛的宣传，把所有的各种不满意现状的人当作争取的对象。许多不守清规和坠落的和尚和僧侣都愿意接受这种新教，以免除其旧有的义务。许多国王把它当作一种工具，以充实自己的力量和对付帝国，并没收教会的财产来增加其财富。新兴的资本家也拥护它，因为新教不反对高利贷，并且承认新的经济条件。被压迫的大众也认为这种教义可以使大家都获得自由和放纵。

查理五世

这种宗教改革所引起的纠纷，在此处无法加以深论，但是为了结束它，1555年9月25日，在奥格斯堡曾经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的一方为费迪南，代表其兄长查理五世皇帝，另一方为奥古斯都，为路德派的萨克森选侯。根据这个条约，所有的路德派君主都从主教的统治权下获得了自由，对于1552年帕骚条约签订以前所没收的教产，也仍可以占有不还。每一个君主有权决定其人民应信仰何种宗教，换言之，日耳曼人民的信仰不再由教会来决定，而改由其地区性的君主来决定。虽然另有一个条款，禁止没收天主教主教的土地和财产，可是路德派却宣布他们并不受这个条款的约束。

加尔文派本不包括在这个条约之内，同时也不能制止新教的发展，它在帝国的境内迅速地传播着。奥格斯堡的条约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建立了一个休战的状态，结果使日耳曼境内分成了两个“无所不在”的对立势力。诚如布赖斯勋爵所说的：“两个互相敌对的制度在平行存在着的时候，是必然的会互相寻求毁灭的。”由于加尔文主义日益得势，而另外又有一个新成立的耶稣会，一心以消灭新教为目的，所以这种互相的毁灭就更无可避免。

布拉格成为了风暴的中心。加尔文主义者在这里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1523年，波希米亚已经归于哈布斯堡王室手中；1575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长子鲁道夫，被加冕为王。1576年，他继承了他的父亲当了日耳曼皇帝，而以布拉格为帝都。1609年，被他的新教臣民所迫，他颁发了所谓“圣谕”，这个文件不仅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而且还有名为“保卫者”的武力。1611年，鲁道夫被他的兄弟马提亚所废，马提亚在5月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一年后又当选为皇帝。

此时，在奥格斯堡条约签订之后，又有两个人物出现，成为新的冲突中心：一为马克西米利安，巴伐利亚的公爵，是一个天主教徒；另一个是安哈特的克里斯蒂安王子，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前者认为这个条约是一个法理上的解决根据，一切问题都应以其为基础；而后者则认为新教徒与奥地利之间是势不两立的。

于是一个意外事件接着另一个意外事件，终于到1607年，马克西米利安占领了多瑙沃思自由城。这个事件就促使安哈特的基督徒，在次年建立了一个“福音同盟”。面对这个示威的挑战，马克西米利安也组织了一个“神圣天主教同盟”。于是冲突似乎已成必然之势，因为马提亚无子，帝国和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人可能将是斯提亚的菲迪南大公，他是费迪南一世的孙子，也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马提亚害怕出乱子，把继承人的选举一直拖延到了1617年，这时已经不能再拖了。

斐迪南二世

西班牙同意支持费迪南为候选人，但背后的条件为当他即帝位之后，愿意把阿尔萨斯的哈布斯堡采地让给西班牙王国。6月17日，国王的议员们，都是一些狂热的天主教徒，终于选举费迪南为波希米亚国王的继承人。于是，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以图尔恩伯爵为领袖，拒绝承认费迪南为嗣王。12月，当布拉格大主教违反了“圣谕”的规定，下令强迫新教徒在这个国家的教堂中举行礼拜时，“保卫者”就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国会。

1618年5月21日，开始集会。第二天，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国王最宠信的大臣，都被人从雷德卡尼宫的窗口抛了出来，这个事件被称为“布拉格护教事变”。接着，波希米亚人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由图尔恩伯爵组织了一支军队。与奥地利之间的冲突开始于7月，当时似乎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会发展成为欧洲的第一次大战，长达三十年之久。

两天之后，选侯会议在法兰克福召开，以求决定究竟应该由谁来继承马提亚，这个会议是帝国的控制机关，不经它的同意，日耳曼皇帝不能召开国会、制定税则、缔结同盟和宣战。这是1356年，由“黄金诏书”所建立的。它包括着三个旧教、四个非旧教的君主。前者为美因兹、科隆和提里弗斯三个选侯，都是天主教徒；后者为波希米亚国王，巴拉亭选侯和勃兰登堡选侯，还有萨克森选侯（路德教派）。所以十分明显，假使波希米亚国王是天主教徒，则天主教在这个机关中就具有控制力；反之，若成为一个非天主教徒，那么他们就变成少数了。这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即成为三十年战争的祸根。

斐迪南二世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中，只有天主教的三个选侯是亲自出席的，其余四个则均由大使代表。腓特烈的大使所接到的命令，是首先投票选举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天主教），但若其他的选侯都投票选举费迪南，则他也应该同意。结果，费迪南当选为皇帝，称为斐迪南二世（1619年——1637年）。可是当这个决定作成之后，马上就有消息传来，说费迪南已被波希米亚人驱逐退位了。这不仅是对菲迪南个人的挑战，而且整个帝国体系都发生了动摇，于是这个危机立即变成了一个欧洲问题。

因为费迪南并无军队可以驱逐腓特烈，他就向马克西米利安求救，在日耳曼诸君主中只有他一个人有一支常备军。1619年10月8日，马克西米利安同意支援费迪南，条件为在波希米亚的作战都由他完全控制，而在腓特烈失败后，其选侯的头衔应移交给他。此外，以割让鲁沙提亚为代价，费迪南也获得了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的支持，这个人对加尔文派是并无好感的。此外，西班牙的腓力三世（1598年——1621年）也立即给菲迪南以财政上的补助，使他能招募一万人的兵额，并从日德兰境内借兵八千人给他。在另一方面，福音同盟诸国都承认了腓特烈，联合省、丹麦、瑞典也是一样。而特兰西瓦尼亚的国王加宾则更是与波希米亚缔结了同盟。

当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带有宗教性质的内战，却把欧洲的英、法、俄、瑞等主要大国全部牵扯了进来，最终让这场战场持续了三十年之久，而战后的新教的地位也得到了确立，得以与天主教分庭抗礼。这也是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宗教改革引起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