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朝中党争严重，政局陷入了无解的境地，混乱的政治将明朝一步步推向灭亡边缘。

万历年间，明朝政坛更是奇案频繁。其中，一本“妖书”所引发的争议格外受人瞩目，这便是明朝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妖书案”。

而这起案件背后，蕴含着明末政治的残酷真相。

究竟何为“妖书”？“妖书案”为何爆发？最终又以怎样的形式收场？

这一切，还得从“争国本”说起。

对于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来说，“国本”便是储君。

因此，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事件，本质上就是争夺太子之位。但这场储君之争却有着特殊性，它并非皇子与皇子间的较量，而是大臣与皇帝之间的推拉。

问题的源头，则需要追溯到明神宗万历。

这位万历皇帝，是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叛逆帝王。

自古以来，立嫡立长乃是天经地义的祖制，不可违背。放在皇位继承之中，那便是唯有皇后的儿子才能成为太子。但是，万历的皇后王氏偏偏没有子嗣。换句话说，万历朝没有嫡子。

既无嫡子，那么便应该退而求其次立长子。万历的皇长子名叫朱常洛，可不幸的是，万历根本不喜欢这位长子。

究其原因，是因为万历不喜欢朱常洛的母亲。

朱常洛的生母也姓王，但这位王氏出身低贱，原本是慈宁宫的宫女，某次偶然得到了万历的宠信，这才诞下朱常洛。万历认为王氏配不上自己，对她也没有半分怜爱，诞下皇长子本是天大的功劳，可万历只是不咸不淡的封了王氏一个恭妃，相当不走心。

这种忽视从母亲延伸到了孩子，朱常洛出生后，一切仪式从简，万历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这个儿子的不重视。

与之相反，万历的第三个儿子朱常洵却得到了父亲的全部宠爱。

朱常洵的生母是淑妃郑氏，而郑氏是万历最喜欢的妃子。朱常洵出生后，万历大喜，不仅以最高规格的礼仪为朱常洵庆祝，甚至直接将郑氏抬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可谓是极尽荣宠。

皇贵妃郑氏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她抓住时机，竟说服万历与她签订了一份“合同”！

这份合同的内容十分简单：万历承诺，有朝一日，会封郑贵妃为皇后，并立他们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

在万历眼里，什么嫡庶尊卑，什么长幼顺序，统统没有自己的心上人重要。群臣将万历的偏爱看在眼中，心中也揣度出了万历的意图，在群臣眼里，这是祸乱纲常伦理的大事，绝对不能由着皇帝胡来。

于是，一场君臣间的博弈开始了。

万历十四年，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五岁，却迟迟没有被册立为太子。朝臣们坐不住了，纷纷上书万历，要求他尽快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对此，万历先是置之不理，伴随着矛盾的激化，他换了一招，那便是能拖就拖。万历既不想和臣子们闹翻，也不愿意伤害郑贵妃和他的家人。

但是，让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批大臣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坚决。

为了逼迫万历屈服，内阁首辅申时行带头辞职，随后内阁大学士纷纷离职，朝中掀起了一场离职风暴，朝政根本无法正常运转。无奈之下，万历只能暂且答应，并允诺了一个具体的日期，这阶段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可是，等到了时候，万历却反悔了。他发誓要将拖延进行到底，朝臣中也内讧频发，万历有他自己的主意，但这个主意绝对不可能被朝臣接受。

原来，王皇后体弱多病，随时都有可能撒手人寰，万历想着等皇后一死，就将郑贵妃扶上位，这样自己心爱的朱常洵便会成为嫡子。

但是，朝臣们始终没有放弃。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1594年，年满十三岁的皇长子朱常洛终于以太子礼出阁讲学。对朝臣而言，这是极大的胜利，可对原本胜券在握的郑贵妃来说，这便是天大的噩耗。

为了扭转局面，郑贵妃决定有所行动。

郑贵妃坚信，只要太子一日未立，那么她与儿子便还有希望。

要知道，郑贵妃不仅仅只有自己一个人，她的背后还站立着强大的利益集团，而这也正是朝臣反对万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重要原因。倘若朱常洵成为太子，那么郑氏家族必将一步登天，小皇帝即位后，一定会面临外戚干政的朝局。

朱常洛与朱常洵不同，他既是长子，占着名分上的好处，生母又只是宫女，在朝中没有半分势力，安全系数高。因此，朝臣们普遍青睐朱常洛，是可以理解的。

国本之争，很多时候就是舆论之争，谁的声音大，声音响，便更容易占据优势。郑贵妃深谙此理，她决定为自己造势，于是，郑贵妃看上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叫《闺范》。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本《闺范》是不折不扣的畅销书。《闺范》的作者名叫吕坤，这位吕坤是来自河南宁陵的大儒。他集结了历史上诸多贤妇烈女的案例，汇集成了这本《闺范》，这实际上是一本古代女子的“教科书”。

这本书影响力极大，就连身处深宫的郑贵妃也听说过这本书的名头。她灵光一动，决定把自己编进这本书里！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想法，但郑贵妃说干就干，立刻找来了她的伯父郑承恩与兄弟郑国泰，要求他们重新刊刻这本书。

原本，《闺范》与郑贵妃八竿子打不着，但经过修改后，郑贵妃把自己放进了《闺范》的最后一篇里，并将《闺范》重新命名为《闺范图说》。

实际上，这是明晃晃的碰瓷行为，郑贵妃将自己与汉代的明德皇后相提并论，捏造舆论，诓骗世人。她想要营造出民心所向的假象，从而在舆论上占据优势，反过来逼迫朝臣们。

郑贵妃的造假行为瞒过了许多人，这两版书的出发点截然不同，一个是为了社会稳定，另一个是为了参与党争，可他们的装帧与名字都十分相近。久而久之，便有越来越多人将这两本书混为一谈，就连许多朝臣也不例外。

眼见郑贵妃得势，朝臣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好在，历史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闺范》的作者吕坤，恰好上奏了。

说到吕坤，他着实是个背锅的倒霉蛋。

吕坤的《闺范》被郑贵妃冒用，连带着他自己的名声也变坏了。世人都以为《闺范》与《闺范图说》是同一本书，既然是同一本书，那作者想必也是同一个。殊不知，吕坤才是那个被盗用了姓名的人。

就连这次上奏，吕坤也是不赶巧。

1598年5月，彼时吕坤已升任刑部侍郎一职。为了革除朝中乱象，吕坤写了一篇《忧危疏》上交给万历。在这篇《忧危疏》里，吕坤提出，万历应当改革法度，停止横征暴敛，为国节俭，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百姓也才能过上好日子。

从《忧危疏》的内容来看，吕坤所讨论的事情与争国本没有半分关系，不过是臣子给皇帝提出的正常建议。但是，在反对郑贵妃的朝臣眼里，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认为，吕坤先是写了《闺范图说》为郑贵妃造势，现在又在朝中大出风头，恐怕是想提升自己的地位，然后帮助朱常洵成为太子。于是，吏部给事中戴士衡立刻抓住此时弹劾吕坤，说他包藏祸心，逢迎贵妃。

这场骂战莫名其妙的将火烧到了吕坤身上，吕坤惶恐万分，连忙写折子递上去向万历辩解。吕坤不仅是个倒霉蛋，还是个实诚人，他直接点出了郑贵妃伯父郑承恩的名字，告诉万历，《闺范》与《闺范图说》是两本书。

吕坤更不忘向万历表明忠心，他说，自己从未有过干涉国本之心，最开始写那本《闺范》，也不过是为了明晰礼教，给天下人做一个典范。

其实，吕坤说的是实话，但在明末的朝堂上，实话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万历也好，朝臣也罢，他们未必不知道实情，但双方分明都有自己的考量。朝臣们好不容易抓住了郑贵妃的把柄，自然想着一击毙命，将其彻底打压下去。毕竟先前朱常洛已经以太子之礼出阁讲学，距离被正式立为太子只差临门一脚。如今天赐良机，岂有辜负的道理。

至于万历，他的想法就更加简单了，他决定一以贯之的装死。

吕坤没有眼力见，直接点出了郑家外戚作乱朝政的事实，皇帝本该依法处理，以振朝纲。但是，皇帝依然舍不下贵妃，不愿意做伤害贵妃的事情，更不想被朝臣们拿捏，所以决定装聋作哑，想把这件事混过去。

但是，朝臣们不会给皇帝这样的机会。

很快，一本名为《忧危竑议》的书横空出世，这本书的作者很神秘，叫“燕山朱东吉”。燕山朱东吉在书中详细描述了郑贵妃利用《闺范图说》为自己造势，企图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的经过。

在咨询不发达的年代，书中所说的内容全都属于宫闱秘闻。但是，这些宫闱秘闻很快传遍京城，惹得老百姓议论纷纷，让万历丢光了脸。

万历愤怒不已，斥责此书为“妖书”。他并非生气于贵妃玩弄权术，干涉朝政，而是生气竟有人将此事写成书本传播。万历将先前弹劾吕坤的朝臣列为头号怀疑对象，下狱严刑拷打，但实际上也没问出结果。

恼羞成怒的万历只能将涉事官员流放，身处风暴正中的无辜官员吕坤也只能辞职，从那之后淡出朝局，隐居家中。这起案件，便是大名鼎鼎的第一次“妖书案”。

从这起案件中，我们已然可以窥探到大明王朝气数将尽。

偏心的皇帝，作乱的外戚与争执不休的朝臣，这些人共同组成了明末政局。皇帝和臣子不为军国大事忧虑，只能将精力全部用于争夺国本，斗智斗勇，为了达到目的，双方都不择手段，像吕坤这样为国为民的官员也只能受到牵连，黯然离场。

如此朝局，又怎么可能为王朝带来崭新的气象？

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皇帝终于下定决心，立朱常洛为太子。漫长的国本之争似乎落下了帷幕，但实际上，在短短两年后，大明王朝将迎来第二次更为猛烈的妖书案。

参考文献：

1、黎重编著. 一本书读懂大明史[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1.10.

2、葛文编著. 皇权中的女人[M].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6.07.

3、阮景东著. 血腥的皇权 明代君臣的政治斗争[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3.08.

4、尹选波.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J].阅江学刊,2012,(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