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土木堡之变后，国家到了危亡的关键时刻，而当时明朝内部却在应对这场危机的策略上形成了激烈的内部冲突。很多大臣要求迁都南下，回避气势汹汹的瓦剌大军，也有的大臣坚持要求在北京抗敌，于是朝廷中斗争非常激烈。这个时候名臣于谦站了出来，他力排众议，坚持在北京组织军队抵抗，并且拥立郕王朱祁钰为新的皇帝，拉开了北京保卫战的序幕。可是从历史文献来看，当时是明朝开国以来军队最弱的时候，主流军队都在土木堡之变中全军覆灭，战争的胜算不高。这种情况下于谦为何仍旧坚持在北京抗敌，而不选择南下呢？

要回到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当时明朝面对的军事形势，尤其是北方边境瓦剌大军南下的形势。另一方面则需要从明朝的政治形势出发，综合考量和评估。从军事上看，明军无疑是非常弱的。他们刚刚在土木堡之变中全军覆灭，就连皇帝朱祁镇也被抓了俘虏。明长城被瓦剌大军打得千疮百孔，从宣府到怀来，甚至包括紫荆关的重要军事要塞都被瓦剌大军攻占。在这种情况下，瓦剌大军从紫荆关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战争形势非常不容乐观。在缺少军队和后勤补给的情况下，很多大臣提出南迁南京，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土木堡之变的损失惨重，明军对突然到来的瓦剌大军并没有准备。反观瓦剌大军确实处心积虑，太师也先野心勃勃，早已做出了四路大军合围北京的布置。在这种布置下，东到辽东，西到陕甘都是瓦剌和蒙古人的军队。整个长城沿线的重要战略要点被瓦剌军队攻占，土木堡之变中大量明军向瓦剌军投降。如此情况下，明军很难与瓦剌大军有一战之力。再加上朱祁镇在也先手中，这也成为瓦剌大军最大的政治王牌，所以明朝大臣选择避其锋芒，也是为了长远打算。可以说这是非常现实的考量，也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打算。

可是面对这种具有逃跑主义的作风，于谦出面进行了严厉谴责。他甚至威胁倡议南迁的大臣，声称这样的大臣应该被斩首。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后，于谦坚持立足北京迎战瓦剌大军的提议得到支持，朝廷任其为兵部尚书，让他全权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的事宜。

对于于谦做出如此决策的原因，历史上的学者总结了不少经验。有的是泛泛而谈的，有的是在忠君爱国的道德层面上唱高调。其实这些说法虽然有道理，却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于谦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遇见了南迁后明朝必然分裂的本质，所以只有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才能挽救国家。

从军事上看，虽然明朝落在绝对的下风，但是也有对瓦剌不利的地方。瓦剌的大本营在蒙古草原，他们深入到长城以南作战，后勤补给具有极大的问题。虽然他们攻占了长城沿线不少的要塞，但是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补给。在土木堡时，明军本质上就败于补给被切断。而瓦剌军队的情况虽然比明军更好，但也非常有限。再加上长城沿线比较重要的大同和宣府都在明朝手中，这就使得瓦剌军队大规模的后勤补给受制于人。而北京附近的地方都是严密防守的坚城，瓦剌攻城必然导致消耗战。缺乏后勤补给的条件下，打消耗战是非常不利的选择。

从军队组成上看，蒙古的军队以骑兵为主，攻城战水平极低。当初在土木堡这个小要塞上，十万蒙古骑兵攻城，也拿朱祁镇的军队没有办法。最终他们只能靠着后勤问题诱使明军退出土木堡，再让明朝内部奸细叛乱，才能够将明军击溃。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攻打北京城对也先来说是最差选择。

同时在瓦剌大军内部也存在很大的争议，也先虽然作为主力军队统领，但却遭到其他军队的质疑。一方面，也先不是蒙古大汗，东路军首领脱脱不花才是正经的蒙古大汗。脱脱不花虽然是也先父子所立，但却极力要摆脱也先的控制。如果让也先顺利攻下北京，他这个大汗也就做到头了。

另一方面，蒙古三大部族之一的鞑靼并不受也先所控制，多次挑战也先在蒙古各部之中的地位。这次鞑靼出兵帮助也先攻打明朝，主要是在西路军发挥作用，但他们的意图是抢了就跑，而不是帮着也先打消耗战。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也先攻打北京的炮灰，这样只能便宜了敌人。因此对于攻打北京这个想法，脱脱不花和鞑靼都不支持的，只有也先掌控的瓦剌部族比较积极。这种情况在顺风战时没什么影响，可一旦攻势不利，必然引发内部矛盾。如果能耗到蒙古各部族在北京城下内乱，那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指日可待。

除了瓦剌大军自己面临的不利条件外，明朝在政治上也不具备南迁的条件。实际上从明朝政治格局来看，南迁就是找死的结局。由于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夺取皇帝之位，所以他与江南的士大夫阶层的关系极差。前面的文章讲过，朱棣迁都北京，其目的之一便是摆脱江南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的掣肘，于是明朝廷中处闲了南北对峙的背景。虽然朱高炽和朱瞻基时期南北关系有些缓和，但根本原因仍在，所以南北不和是明朝的政治常态。于是北京朝廷成了真正管理国家的机构，而南京朝廷却是贬官和养老的场所。

在这种南北纷争的大前提下，北京朝廷放弃首都南迁，这将背负上无尽的骂名。南方政治集团早已控制了南京朝廷，必然会以这种罪名来攻讦北方。于是南北内斗将不断展开，使国家迅速处于分裂状态。如果北方在政治斗争中取胜，明朝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如果南方取胜，那就是第二个南宋。如果相持下去，那就是亡国大患。明朝末年的弘光小朝廷便是南北政治势力对峙的结果，也让南下的满清军队占足了便宜。可在当时北方的精锐在土木堡之变中已经覆灭，再把朝廷搬到南方去，这妥妥的就是南宋的结局。

于谦卓越的政治能力，让他能够高瞻远瞩的预测到这个未来，所以是绝对反对南迁提议的。从他的角度看，一旦发生南迁，很可能出现南北政治派系的内斗，也就会出现藩镇割据的情况。这样对于国家而言那时灭顶之战，再组织军队抵抗南下的蒙古人，那几乎是不可能取胜的事情。

从军事上看，中原的地形也不允许北京南迁。出了北京南下便是华北平原，这是最适合骑兵作战的场所，而蒙古人尤其擅长骑兵作战。丢了北京防线，也就失去了地形上的有利，等于给蒙古人打开了长驱直入的大门。五代十国和北宋的历史教训不得不深刻吸取，所以于谦不会支持南迁的策略。

正是出于政治、军事等多重考虑，又关系到明朝的国家存亡，所以于谦抱定了决心在北京与瓦剌一拼到底。他不但从山东组织了大量的军队北上支援，甚至把江南沿海防御的备倭军了拉倒了北京，就是准备在这里和也先死磕了。靠着这里的有利地势，就算不能彻底把也先的大军打垮，也能耗得蒙古人无力继续南下。只要争取了足够的战略时间和空间，等到在湖南贵州平定苗乱的王骥大军北上，北京朝廷就有了足够的本钱与敌决战。可以说于谦在北京保卫战发生前，已经做好了死磕到底的准备，所以丝毫没有考虑南下的选项。

最终于谦带领明朝军队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为明朝挽回了国运。瓦剌大军在得不到便宜，又出现内部矛盾的情况下，也先也不得不选择撤军。可以说在战争之前，于谦已经表现处敏锐的政治目光和高超的战略水平，体现出一代名臣的风范。与明朝情况相似的北宋则缺乏于谦这样的有识之士，反而多了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这两个活宝。于是明朝得到了在宪宗、孝宗时的中兴，而宋朝得到的却是靖康之变的奇耻大辱。从这个角度看，于谦的决策是英明而正确的，他力排众议坚守北京，配得上民族英雄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