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末和三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是黄巾大起义。论汉末和三国的历史，都从黄巾大起义开始。

黄巾大起义是农民阶层第一次利用宗教发动的大起义。黄巾利用的宗教，《资治通鉴》谓之“太平道”。论黄巾起义，又不能不先论太平道。

黄巾首领张角是太平道的创立者和大起义的组织、发动者。

在东汉章帝召集的白虎观会议上把儒学神学化，完成了神人合一的过程。统治阶级利用黄老，把黄帝、老子变成神，把黄老学说变成神学，并使之与“圣人”、儒家结合起来。桓帝曾“祠黄、老于濯龙官”，又“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使中常侍管霸至苦县祠老子”，东方特有的与儒学相结合的黄老神学和黄老神权统治被树立起来了。

东汉桓、灵时期，有个向栩，“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披发著绛绡头”。他“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黄巾起义时，他对东汉统治者说：只要北向“读《孝经》​”，黄巾军就会消灭。从此人身上，可见儒学与黄老神学结合之紧。

在皇帝的提倡下，那时的黄老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具有无上的权威。黄巾的太平道便是作为这种神学的异端出现的、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宗教。

刘保

据《后汉书・襄楷传》，东汉顺帝时候，琅邪人宫崇到洛阳：“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及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

《太平青领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呢？张角与此书又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襄楷传》说《太平清领书》本是宫崇诣阙上给顺帝的神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亦有兴国广嗣之术”，但顺帝不欣赏。后来，曾经得到著名党锢人物陈蕃赏识的襄楷又于延熹九年（166年）再次上书给桓帝，推荐此书。到黄巾起义快要爆发的时候，灵帝“以楷书为然”。这可说明此书本是东汉统治阶层有识之士假托神灵，挽救统治危机的著作。

把此书当作黄巾起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的。但说此书与黄巾起义毫无关系也不正确。

“颇有其书”的张角从《太平清领书》的神秘主义中吸收了比较积极的东西，抛弃了反动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黄巾太平道的种种说法，无一不来自《太平清领书》，而又无一不经过张角的改造。

“太平”，根据《太平清领书》的解释：“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也。……平者，正也。”由此可知太即大，即天，亦即复育万物之意；平即地，即正，亦即养育万物之意。简言之，“太平”二字，即《太平清领书》中屡屡提到的天地、生养、道德的代名词。

《太平清领书》说“天贪人生，地贪人养，人贪人施”。书中曾把帝王之治分成道、德、仁、义、礼、文、武、辨、法九类，认为最好的是道治和德治。道治和德治的中心，就是解决饮食、男女和衣服的问题。其根据即所谓“天贪人生，地贪人养，人贪人施”。

由上可见，《太平清领书》所谓“太平”，所谓“其治太平均”，就是由统治阶级拿出一些东西，解决一下财产过分不均的问题，“生养”处于饥寒交迫中的穷苦农民，缓和行将暴发的阶层冲突。而其目的，则在“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这种思想是最明显的社会改良思想，只不过以神道说教的面目出现，使人一时难以捉摸罢了。

《吴志・孙坚传》说张角“自称黄天太平”。

“黄平太平”是太平道的最高教义，也是黄巾起义的政治纲领。

“太平”二字显然来自《太平清领书》，但意义已有所不同。它不是《太平清领书》本来意义上的、代表统治阶层利益的“其治太平均”，而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之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和起义结合着的”神学异端。

《太平清领书》所谓“其治太平均”，说的是汉朝帝王的道治和德治。张角则把“太平”和“黄天”联系在一起。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并号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

他所说的太平，所特标的天公、地公、与人公的“公”字，从现象上看，与《太平清领书》中的“太平均”、“天主生，地主养，人主成”、天上“粗细靡物、金银、然帛、珠玉之宝各令平均”似乎没有分别。但从本质上看，它代表的却是个体农民“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

均产是一种空想。“黄天太平”只能是乌托邦。

按五行说，木运（色尚苍）之后为火运（色尚赤，汉以火德王），火运之后为土运（色尚黄）。《太平清领书》则认为木是关键的东西。

如：“木行大惊骇无气，则土得王起”。“木绝元气，土得王”。反之，“木王，则土不得生”。都把木和土联系起来。此书又认为“厌木”就是“衰火”，把木和火合在一起。

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说，是指木（苍）已绝（亦即火已灭），土（黄）当立；从政治的意义上来说，是指“汉行已尽，黄家当立”。

汉以火德王，色尚赤。张角不提“赤天已死”，而提“苍天已死”，正是受了《太平清领书》中关于木的说法的影响。不过，不直指“赤天”，可以惑乱敌人的视听。

张角

需要指出的是：《太平清领书》所要求的，是“木王则土不得生”，是保“苍天”，保汉家。而张角则把它颠倒过来，变成了“木绝元气，土得王”变成了“汉行已尽，黄家当立”，黄巾要坐天下。

又《太平清领书》说：“凡物生者，皆以甲为首，子为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也。”《太平清领书》的作者这样推崇“甲子”，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张角选定甲子年起义的依据。

甲子既有这样大的宗教意义，且甲子年（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就要来临，很现实，定在甲子年起义，在张角看来，无疑是最合适的。它有利于发动具有宗教感情的农民群众。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个口号着重的是“甲子”二字。

起义前夕，在“洛阳寺门及州郡官府”，都出现了以白土书写的“甲子”字，就足以说明它的着重点所在。在这个口号中没有“太平”二字，它只是个动员农民在甲子年起来推翻汉朝的口号，不是起义的纲领。

“黄天太平”着重的是“太平”二字。在这个口号中，没有把“甲子”二字写进去。它才是作为起义的纲领，太平道的教义，被张角提出来的。

现有的历史书中，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当成黄巾的革命纲领是错误的。把“黄天太平”当成“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简称”也是错误的。这两个口号不仅着重点不同，意义不同，来源也不同。“黄天太平”见于《吴志・孙坚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则见于《后汉书・皇甫嵩传》。无所谓谁是谁的简称或全称。

据《太平清领书》，“师”的意义有二：一为助人成道，一为疗人疾病。

《太平清领书》说：“夫人乃得生于父母，得成道德于师，得荣尊于君。”又说：“欲除疾病而大开道者，取决于丹书吞字也。”

除了“丹书吞字”（符水），还有一种“天上神签语”（咒说），“以言愈病”，无有不愈，为“良师、帝王所宜用”。

《太平清领书》中的大贤良师本是为帝王服务的人，这从书中说的“得荣尊于君”，“帝王所宜用”，“太医失经脉”等语即可知之。张角则把他改变为面向农民了。

张角也并非迷信到单用符水、咒说去治病，《后汉书・皇甫嵩传》说张角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表明张角不仅是起义的领导人，而且是深通医道，在东汉末年大疫之年，具有妙手回春本领的民间医生。正是通过疗人疾病这种实际工作，太平道才深入民心，张角也才成了广大农民群众所信向的“大贤良师”。

张角

张角一面替农民治病，一面宣传“黄天太平”的理想，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十余年间，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数十万群众组织到了太平道中来。“遂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大起义的组织准备完成了。

据《太平清领书》：天上“一师四辅，……从属三万六千人，部领三十六万，人民则十百千万亿倍也。”张角的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合计正好是三十多万人。

《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元年（184年）记黄巾起义，直书“其部师有三十六万，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吴志・孙坚传》记黄巾起义，亦直书“三十六万，一旦俱发”。可知“三十六方”这种组织，也是根据《太平清领书》来的。不过此书讲的是天上神仙组织，张角则用去组织农民。他的三十六方，是军事部署，又是宗教部署，二者相结合，因此更巩固。

从上面所述，可知太平道是张角利用《太平清领书》中的某些东西加以改造，从而创立起来的、性质区别于统治阶级黄老神学的农民的异教。《资治通鉴》说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

汉桓帝、《太平清领书》的作者和张角都奉事黄老，而张角“以妖术教授”，创立太平道，正表明太平道是当时黄老神学的异端。

张角

凭借这种异端妖术，张角用“黄天太平”四字，把农民和平民的要求集中地反映出来，引用“三十六方”，把隶属于豪强地主、为宗法所束缚的徒附以及各地流民组织起来，在甲子年，擂响了讨伐“苍天”的战鼓。

在黄巾军的军事斗争过程中可看到这样一种情形：起义前，有计划地宣传黄天太平，组成三十六方，确定起义日期，这无疑是太平道和黄天太平的纲领起了作用；可起义发动后，黄巾的行动就没有计划了，这也是黄天太平的纲领起了作用，终于导致黄巾起义的失败。

黄巾军事行动的无计划性，表现在无统一的指挥上。

大则三十六方如此，小则各方各郡甚至一个郡中的黄巾，也是如此。很多书上都说张角统一指挥各方黄巾，向洛阳进击。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各方黄巾军都是在自己所在的地区攻城夺池，“燔烧官府，劫掠聚邑”。

例如：张角直接指挥的巨鹿郡黄巾，直到卢植兵临巨鹿，未离开过此郡。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广宗县（今河北广宗），在郡治（今河北平乡）西北；下曲阳县（今河北晋县西），远在郡治之北。张角兄弟始终钉在这里，连郡治也未进入，何谈洛阳。

颍川黄巾军与皇甫嵩等军鏖战之地——长社（今河南长葛西）属于颍川郡，在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之东。南阳黄巾十多万人，始终未离宛城（今河南南阳）。汝南、陈国、东郡黄巾，也始终钉在本郡。

黄巾起义示意图

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共同向洛阳进兵的迹象。由此可知张角并无主攻洛阳的计划。战争到底怎样打，张角并未通盘考虑过，因此就不能不是盲目的，无计划的。正是由于战争的盲目性和无计划性，黄巾军都在本郡打来打去，无主攻方向，使东汉赢得了调集兵力，进行反扑的时间。

这是从战争的全局来看。

再看各方、各郡的黄巾军，无论在邻郡或在同一个郡中，彼此似乎毫无关系，遇到危急，互不相救，无一不是各自为战。打得虽然顽强，由于无统一调度，不是协同作战，最后不免被敌人一个个吃掉。

东汉政府看到了各支黄巾军都钉在本郡，对它威胁最大的，无过于张角亲自指挥的巨鹿黄巾和离洛阳最近的波才的颍川黄巾，于是起用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集中重兵，首先攻打这两地的黄巾军。

颍川黄巾军遭到皇甫嵩的袭击，损失数万，邻近颍川的汝南、陈国、东郡和南阳四郡的黄巾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支援。颍川黄巾失败后，皇甫嵩、朱儁又接着去打汝南、陈国两郡的黄巾，东郡黄巾渠帅卜巳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前去支援。这两地黄巾失败后，仓亭（今河南南乐西南）一战，卜巳被俘。南阳黄巾也在孤立、困守的情况下失败。

再说巨鹿黄巾。张角坚守广宗，卢植连攻不克，灵帝改派董卓，又在下曲阳被张角打得大败。张角病死后，巨鹿黄巾分由其弟张宝、张梁率领。张梁守广宗，张宝守下曲阳。这时，灵帝改派皇甫嵩来打广宗，张梁八万多人战败牺牲。

皇甫嵩

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拥有十余万战士而且就在本郡下曲阳的张宝未去支援张梁。这两支黄巾军加在一起，有二十万之多，如果能趁着皇甫嵩兵临广宗城下，内应外合，完全可以打败皇甫嵩。

同在一郡，且是兄弟，打仗互不相关，临死不救，没有什么更能比这说明黄巾军的分割性、盲目性了。后来张宝打得虽很顽强，自然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徐州牧陶谦说过：“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殖，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这如实地说出了黄巾军英勇斗争的精神。可各支黄巾军都是无计划作战，虽然英勇，也不能有所作为。

上述说明了黄巾起义的两重性：起义前的有计划性，统一性，起义后的盲目性，分割性。

为什么黄巾军的军事斗争表现出这种两重性质呢？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限性。

张角费了很大的精力，创立太平道，提出农民和平民的均产要求，组织农民进行起义。但是这种“均产”、“太平”，导致在起义过程中，只是“所在燔烧官府，劫掠聚邑”，连“劫富济贫”的水平也未达到。而正因为各方、各郡、各县的黄巾，都热衷于在本地“燔烧官府，劫掠聚邑”，把它看作“太平均”，看作“黄天太平”，也就不可能有有计划的统一的行动，不可能有互相声援、互相支持。

平均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本来就是错误的，它虽然能够起到发动农民起义的作用，却不可能引导农民走向胜利。更何况黄巾军的平均主义还极原始，还隐蔽在宗教的外衣中。从后期白波谷黄巾和青、徐黄巾的复起与演变中更能看到黄天太平式的农民的平均主义的缺陷。

后期声势最大的是青州黄巾，拥“三十万众”，初平三年（192年）竟全部投降了曹操。汉末有个很有名的军阀叫杨奉，他是什么人呢？皇甫郦说：“杨奉，白波帅耳”，原来他是白波黄巾军的首领。《后汉书・献帝纪》还记献帝东奔，“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胡才等人是接受了军阀、原白波帅杨奉的劝慰而来奉迎献帝的。

在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军的军事斗争中，“黄天太平”思想曾把斗争推向高潮，但在中平五年（188年）黄巾复起以后的斗争中，中央集权对黄巾起义最终起了作用。这特别表现在领导层中某些人物身上。青州、白波黄巾的投降，表明了平均主义（黄天太平）到头来胜不过中央集权，暴露了“黄天太平”的局限性，因而起义只能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