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返城46年，在北京有四套房，却想回陕北养老：我儿子在陕北

作者：肖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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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陈国海，今年73岁，北京人。

每当我想起当年在陕北插队的日子，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陕北的一草一木，一山一脊，那是1967年的春天，我和几十名同学到陕北插队，从大城市走向乡村，是对我们的考验，但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但到了陕北后，我和万晓霞以及孙志婷被分配到了丁家湾，这是一个只有不到一百人的村庄，坐落在狭长的山沟沟中，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到来，对这个村子有着非凡的意义，首先不说别的，这个村子是第一次有大城市的人来，其次就是我们的到来，能够给这个村子的孩子带来知识，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怎样和村里的老乡相处的问题。

丁家湾的村民没有招待过大城市的人，生产队长叫丁有福，是一位个头不高但很健壮的中年人，是他从公社把我们三人接到村子中的，丁有福是一个很善谈的男人，对我们一路上照顾有加，介绍着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以为来到村子里，会有全村的人欢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只有一些孩子嬉笑打闹着在村口，大人们则是去劳动了，丁队长把我们带到一个院子，早已安排好人手给我们做好了饭菜，就是白萝卜炖土豆，里面有一些肥肉片，看着一锅的饭菜，我却没有食欲，因为从颜色上看，就不怎么好吃。

可舟车劳顿一路，饥肠辘辘，最终还是忍不住端起碗筷，让一位大姐给我盛了一大碗菜，大姐很贴心地给我的碗里放了一个大馒头，顾不得好不好吃，狼吞虎咽地就把一碗菜吃完，喝了一碗熬得泛黄的开水，总算是填饱了肚子。

到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村里的老乡都赶到院子里，三三两两地议论着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他们笑我就跟着笑，他们说的我只能应付。

“马帆，让这两个姑娘到你家的窑洞住，刘俊，你带着这个小伙子到你家的窑洞住，都安排好了吧？”丁队长大声地安排着。

听到都安排好了，然后一个三十多岁，头上戴着白毛巾的男人走过来，对我说：“后生，走，到我们家的窑洞住，都给你打扫干净了。”

我就这样被带到这个叫刘俊的家里，虽然说打扫干净了，可窑洞里放着粮食，炕上的尘土飞扬，刘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炕还没扫，你先将就一晚上，明天抽空给你把灰尘清理一下。”

虽然刘俊嘴上这么说，可我还是觉得需要马上清理，不劳他说，便拿起一张羊毛毡就扛了出去，抖了十来分钟，感觉依旧很脏，刘俊笑着走过来说：“不是这么清理的，看我的。”刘俊说罢，便拿了一根木棍过来，对着羊毛毡就是一顿锤，还别说，刘俊的方法看着挺粗糙的，但效果明显比我的方式管用，不由得对这里人民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被安顿下来后，接下来就是半个月的政治学习，这期间基本上都是丁队长和马会计给我们上课，而马会计不是别人，就是我的房东。

等我们学习完，已经是三月底了，到了春耕的时节，这个时候我们多多少少能听到当地人讲话，有时候还会在一起开玩笑。丁队长对我照顾有加，总是把最轻松的活留给我做，可即使如此，没几天时间双手就布满了水泡。

因为和我一起来的是两个姑娘，所以基本上农闲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一起聊天，万晓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手里就多了几本书，只要有时间就会翻看几页，从表情上看得出，万晓霞看得很享受。

就是这几本书，是我能在陕北待十年的主要原因。

从一开始的新鲜，到四五年之后想逃离，可没有返城的通知，谁也不能回去，我是在1972年回北京探亲的，时隔五年，和父母见面，有很多委屈，也有很多无奈，妈妈一直催促着让爸爸找关系让我早点回到北京，可爸爸的性格是一切都要服从上面的意思，他不能做出一些徇私舞弊的事情。

临走的时候，妈妈给我塞了200元，就是这200元，是我之后娶媳妇的彩礼。

再次回到陕北，感受到的是苍凉，被秋雨洗礼过的山头，开始变得有些暗淡，而此时，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怠工，不过丁队长并不介意。有一天我去劳作，是和村里的一个姑娘一起去的，她叫丁富玲，长得很漂亮，以前没留意过，因为我来的时候，丁富玲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姑娘，此时的丁富玲，个头长了很多，人也变得越来越漂亮，应了那句“女大十八变”。

丁富玲的声音很好听，她讲话像唱歌一般动听，可在那个年代，是不允许男女单独相处的，和丁富玲到了劳作的地方，这里早有村里人在忙碌，我和其他男劳力一样，在一块工作，而女人们则是在另外一片平坦的土地上。

那天晚上失眠了，脑海中都是丁富玲的身影。

几个月后，孙志婷问我：“你是不是喜欢丁树国的女儿丁富玲？”

被孙志婷这么一问，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回答，孙志婷开始给我讲道理，言外之意就是你不能和丁富玲在一起，她是农村人，而孙志婷是北京人，和我门当户对，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孙志婷一直喜欢我。

可我们在这山沟沟中，谈什么恋爱？

过了两年，丁树国给女儿介绍了一个对象，我却不由得着急，好在丁富玲并没有同意，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太多，大胆地向丁富玲表白，甚至跑到丁树国家里求婚，被村里人讥笑，可我并不在意。

几个月后，我和丁富玲结婚了，彩礼120元，手里还有点零花钱，就置办了酒宴用品，原本以为会一辈子扎根陕北，可在1977年，我得到了返城的通知。

此时我的儿子刚出生四个月，回北京意味着要带着妻子和儿子，可父母坚决反对，妻子最终下定决心，要和我离婚。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做，坚持了三个月，最终我们离婚了。

回到北京，不到三个月父亲就为我安排了工作，可我的心却留在了陕北。

即使后来也结婚了，可我和第二任妻子没有生孩子，十多年后，我再次离婚，一个人工作到退休，想回陕北，却又没有勇气。在退休后做了十来年生意，也算是在事业上小有成就，在北京还买了四套房，可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因为这一生牵挂的人，却在远方。

我打电话给儿子，想回陕北养老，被儿子拒绝，在他看来，我只是名义上的父亲，因为这么多年，没有给过他任何帮助，这可能就是我这个当父亲的最失败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