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贞观战争保国力，汉武帝却舍民力？曾几何时，汉武大帝的战马蹄声踏遍天山与河套，元凶、学不固等匈奴头领身首异处。

也曾几何时，太宗李世民的铁骑踏平高昌与焉耆，高句丽城池一座座落入。两代帝王的战功足以惊动苍天，功业令后世赞叹。然而，究竟是汉武帝穷兵黩武？亦或太宗治军有术？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位。此君骁勇善战，志在河山。但既是“自武始兼并王霸业”，又岂能一蹴而就？当汉武帝年届二十五岁时，四方尚未平定，匈奴仍威胁边塞。于是，三年后，他正式下诏用兵匈奴。在那之后二十余载间，无论炎夏酷暑，严冬腊月，刘彻总会策马狩猎。不过，他的猎物不是禽兽，而是骁勇的北方游牧民——匈奴人。

这一次次北伐，为汉朝确立了对河套和陇西的控制。汉境大为开拓，原野蛮荒成为王畿。这位雄主开疆辟土的功绩，足以载入史册。然而，这背后却隐藏着民力的巨大损耗。

开疆辟土固然重要，唯有民安国富才是根本。汉武时期频繁用兵，后勤辎重繁重，徭役越发沉重。居住在边陲的百姓们不得不弃田舍逃徙他乡，边塞之地荒无人迹。

此外，汉朝军队中多是募兵，退伍之后很难再返乡从事农业生产。这无疑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军费开支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民力越发不堪重负。

更为严重的是，汉武帝晚年迷信方士，信奉长生不老之说，这使他大肆搜刮民间财富用以炼制长生药。当时民间有句谚语说:“大盗有七十二，小盗无数。”可见当时的民生是何等困顿。

汉武帝为了用兵需求，不惜以高价收购民间马匹。这使得马匹价格飞涨，再加上屡屡征发民工，全国各地民变此起彼伏。到汉武帝晚年，国力已然衰落，民不聊生。汉武帝虽功业巨大，却也因频繁用兵而耗散大量国力民力。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批评的那样:“使边城虚实，户口减半”。

629年，李渊的次子李世民登基为帝，是为唐太宗。两年后改元贞观。此后十七载间，太宗主政之世称为“贞观之治”。太宗即位之初，正值隋末民变余孽尚存，社会动荡，百业萧条。李世民首先平定了群雄，稳定了国内局势。然后他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治理国家，使民生渐趋富裕。在此基础上，他逐步实施经略四夷、开拓疆土的政策，先安内而后攘外。

贞观四年(630年)，太宗遣李靖等将领出击东突厥，将其一举灭亡。此战取得胜利的秘诀，在于太宗利用了突厥内部矛盾，分化瓦解了敌军。同时，他还充分发挥了各族优秀将领如执失思力的作用，体现了唐朝胸怀万里、融合各族的政策。

灭东突厥后五年，太宗又南下征服吐谷浑。此战驱使唐军穿越茫茫戈壁，历练了军队远征능力。实则太宗这一举，是为后来征服高昌做准备。因为高昌位于河西走廊要冲，必须先安定西域，稳固后方。

太宗接下来又在640年平定了高昌，彻底击溃了西域余孽。在接连取胜的同时，他注意控制作战的节奏，每五年发起一次大规模战役。这既为民力恢复创造了窗口期，也使唐军得以在战间休整积蓄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太宗在用兵上十分谨慎。645年，他亲征辽东，意在一举灭亡高句丽。然而唐军进展不利，太宗并没有固执己见，而是果断班师。这体现了他独特的军事眼光与胸怀。这种量力而行的作风，使唐朝避开了汉武那样损兵折将的结局。

太宗在位期间，唐军战绩辉煌。究其原因，在于军队布局得当，作战方法得宜。首先，唐军充分融合了各族优秀力量。东西突厥、吐谷浑等部族将领纷纷在大唐效力。这使唐军兵源广泛，作风开明。与汉代募集民兵不同，游牧出身的仆从军娴熟骑射，待遇又低，这大大减轻了军队开支。

其次，唐军作战辎重较轻。据《大唐六典》记载，每万军队配备辎重人员只有六千，比例不足三成。这得益于大量运输骡马的使用，使得运输效率大为提高。如此一来，唐军机动性强，远征能力不受影响。这与汉代后勤兵占七成的状况截然不同。

最后，太宗善于抓住机会，速战速决。如629年东征突厥，用时仅三月便大获全胜。此后平吐谷浑、高昌等战役也都是快狠准，不拖泥带水。这既节省军费，也使得民间负担不重。

太宗在军事布局与运筹帷幄上的造诣，远超汉武帝。他善于随机应变，抓住先机发动战争；又懂得适可而止，不做无谓消耗。正是这种治军之道，使得贞观战争不仅战果显著，也保全了唐朝国力，为后世盛唐奠定基础。

“民心是最神圣的”，这句谚语向来为治国者所重。民困国穷，纵有再盛之态也难久长。强汉之所以不永垂，正因武功平匈奴的同时也耗费殆尽了民力国力。反观太宗在开拓疆界的同时，也尽量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究其原因，在于太宗深谙军国之道，懂得掌握战争节奏，而武帝则过于急功近利。

观乎历史，或可得三点心得：其一，开疆拓土固然可歌可泣，然而不可舍本逐末；其二，将帅的胸怀决定了战争的出路，李世民体现了居安思危与知进退的大智大勇；其三，民享富裕，始得国享长治。唯此三者兼备，方可言大帝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