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际天文联盟批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10017的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潮州市饶宗颐博物馆供图

下东平路305号，饶宗颐曾居住的旧所或许鲜为人知。往北走300米左右，东中城脚的饶宗颐博物馆，却几乎是每一个潮人熟悉的所在。4月22日，已落成将近30载的饶宗颐学术馆正式以饶宗颐博物馆之名免费对公众开放，纳入国有博物馆管理，从饶学研究界专家学者到民间潮州文化爱好者，莫不为之鼓舞欢欣。

“首开现代科学编纂体例”“研究敦煌写卷书法之第一人”“以‘海上丝绸之路’命题引入学术研究之第一人”……在潮州市饶宗颐博物馆展厅一侧，整理展出饶宗颐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50项第一，成就涵盖甲骨学、敦煌学、潮州学等门类，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

一代宗师，誉满寰宇。我们不禁发问：这样一位国学泰斗如何从专才到全才？他的国学生涯有怎样的治学之道？一个有志于乡邦文献的才子如何成为国际汉学大师？当代人如何解读饶公精神？文章且粗浅探寻。

家学与好学

对饶宗颐一生有大致了解的人，对于他幼时诵读经典、少时作诗著书的故事并不陌生。而神童佳话的诞生，离不开他的家学渊源，离不开其父饶锷对他的影响。

饶锷父亲饶兴桐曾是潮州首富，兴办集安善堂，救济灾民，在社会上享有声誉。饶家经营钱庄，富甲一方。1917年，饶宗颐出生时，家族正如日中天，购置了大量珍贵书籍，饶宗颐大伯父是画家、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数以千计。

钟鸣鼎食之家可能造就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而饶宗颐却终成国学大师，为何？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胡晓明在《饶宗颐学记》中写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应归功于他的父亲饶锷老先生。

饶兴桐三子饶锷年轻时于上海法政学校学习新学，接触新派学人，回潮州后决心走治学之路。他既是钱庄的老板，也是当地的大学者，写过《汉儒学案》（已佚）等作品，曾于1920年、1923年两度受聘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韩山师范学院前身）国文教员。1930年，饶锷在自家府第“莼园”中作《莼园记》，警醒后代别优游园中，应用心于修身与学业。为强化家族记忆，他特命长子饶宗颐将全文抄写，又让工匠镌刻于园内，以便子孙铭记于心。

按照传统辈序，饶宗颐应以饶氏十九世“旭”字辈来命名，而饶锷为长子取名“宗颐”，是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像北宋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又因周敦颐号“濂溪”而命宗颐的字为伯濂。

饶锷是当时典型的儒商，他治学严谨、尤善谱志，富于藏书，曾遍访贤达，寻游四方，重金求购累计数万卷书籍于家中书屋“天啸楼”。饶宗颐曾如此回忆，当时家里的“天啸楼”是粤东最大的藏书楼，藏书数万册，简直就像一个小图书馆，幼年时的他整天钻在里面，看得懂看不懂的书都看。

“饶公之所以能够成为饶公，关键就在于好学二字。”广东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韩山师范学院饶学研究所所长赵松元回忆，曾有媒体采访年近耄耋的饶公“成功的奥秘在哪里”，饶公说：我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生就做到了好学而已。

“饶公之好学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从五六岁开始读书，所读之书让现在的孩子难以想象，他既读神怪小说，也读经史子集。”赵松元讲起饶宗颐年少时期一件趣事：“后来饶公在金山中学读初中，中途退学。为什么退学呢？表面上看，退学就是读不下去，但饶公不是，退学是因为他好学。因为他觉得在中学里面，按部就班读下去，在课堂那么一点东西，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所以他退学回去，他父亲也支持他，并亲自教他。”

陈韩曦在《饶宗颐学艺记》中这样总结：饶宗颐从小拥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在“天啸楼”的书山学海中求正、求真、求是，另一个是在光怪陆离的梦想中逍遥四方。10岁时，饶宗颐已经阅读了《通鉴纲目》《纪事本末》《通鉴辑览》等古籍，并能熟诵《史记》多篇，经史、佛典、诗词、文赋，均有涉猎，这些积累奠定了他的国学基础。

除了诗词文学、书法字画，饶宗颐修地方志也是受其父亲的影响。饶锷以“振故学为职志，于乡邦文献尤为眷注”“致力于考据之学”，他日夜搜集、整理潮州历代学者的学术著作、地方历史文献，倾注毕生心血纂修《潮州艺文志》。然而天妒英才，1932年中，饶锷因病去世，终年42岁。弥留之际，饶锷对这部著述念念不忘，深以遗稿未成为憾，希望儿子能继承遗志完成这部书稿。

饶锷逝世时，饶宗颐只是十五六岁的少年。父亲的去世犹如家中栋梁倾倒，但饶宗颐没有因此消沉或迷失方向，而是牢记父亲遗训，发愤自励，继续父亲未竟之业。他着手旁搜博采，辑佚钩沉，经3年时间的奋心寻检，《潮州艺文志》终于全稿修订完成。《潮州艺文志》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最为系统的志书，成为后人研究潮州文化学术的重要文献。

赵松元认为，饶宗颐的家学底蕴和传统，使饶宗颐成为饶宗颐。“饶公在青少年时期，家学对他的培养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诗词文赋，二是书法绘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这五个方面是在学堂里面根本没办法学到的。在家学底蕴基础之上，在父亲及许多名师的教导下，再加上他自己的天分，以及好学不已、勤学不辍的精神，饶公从小打下了深厚的功底。饶宗颐一生能够取得那么高的成就，离不开好学，也离不开他的家学。”

《潮州志》与“潮州学”

纵观饶公一生丰功伟绩，人们总能看到关于其故乡潮州的“身影”。在他浩瀚的学术宇宙中，除了“出道成名作”《潮州艺文志》，《潮州志》也是一颗璀璨的明星。

上世纪40年代，饶宗颐已经进入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前沿，其学问文章见重士林。1946年，饶宗颐担任潮州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总纂，委员会由县、市政要及文化名流共100多人组成，所修志书正式定名为《潮州志》。

《潮州志》编修工程规模巨大，由于编修工程计划中间生变，修志工作由政府行为变为私人行为，基于对乡邦文化的挚爱，饶宗颐独立担当管理和总纂工作，寻找经费以支撑修志工作。根据饶宗颐本人回忆，《潮州志》编修期间得香港儒商方继仁资助，修志馆曾连续两年每月获得一笔费用继续编修工作。历经艰辛，1949年，《潮州志》正式出版。

此次修志成为潮州地方志史上规模空前之盛举。相对于清代四部《潮州府志》，《潮州志》列三十门，拟分订50分册，400多万字，主要增加了新志目、新条目和新内容，在编纂宗旨、门类安排、体裁选择、撰写方法，以及遴选编纂专业人才等方面，都极具匠心妙笔。“古今潮志之集大成者”“首开现代科学编纂体例”“方志之杰构”及其同义说法，已是当今学术界对于《潮州志》取得的地位、成就所形成的共识。

《潮州志》新设志目，特别是民族、地质、土壤、水文、实业、侨况（务）、宗教、方言、戏剧音乐等专志，历代潮州旧志不仅没有这些门类的篇目，而且极少涉及上述门类的具体内容。这部按新体例、新内容、新方法编纂的《潮州志》巨著，不仅可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而且充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丰富资料，对地方人文和经济建设都裨益甚多，起到济世利民的作用。

新设《实业志》，更是《潮州志》的创举。编纂者根据近现代潮汕地区各经济行业的发展情况，《潮州志》新设《实业志》，依次分为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工业、商业、金融七个门类，与现代三大产业的分类及排列次序完全吻合，而且分别记述各行业的概况、分布情况、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统计数字等，在志书中增加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料。这更是《潮州志》的显著特色。

“饶宗颐先生总纂的《潮州志》至今仍是编修地方志的圭臬。”潮州市饶宗颐博物馆馆员王奋表示，《潮州志》以及后来的《潮州志补编》是潮州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潮州文化的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潮州学”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

从某种意义上讲，饶宗颐是“潮州学”的奠基人，其学术生涯起步于以大潮州作为研究对象的方志学研究，晚年又提倡建立“潮州学”。他认为，潮州人文现象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是分不开的，其与国史有关涉者，需要突出作专题讨论。

《潮州志》之后，饶宗颐又著如《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广济桥史料汇编》《潮州三山志》等，均成为潮州文化研究的基础性文献。饶宗颐的“潮州学”论文集《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广涉粤东潮州史地，及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在饶宗颐的极力倡导下，“潮州学”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课题。

遗憾的是，限于历史条件，当年《潮州志》仅刊行20分册，未能首末完帙出版，未刊志稿多已散佚，已刊部分志书也流传不广。

《潮州志》出版的半个世纪后，2005年，重刊的《潮州志》按1949年已刊版式编为10册，补编卷首一册，编入四篇序文。饶宗颐为其作序：“其弥足可贵者，执事诸君经反复查访搜寻，重获民族、山川、工业、风俗及戏剧音乐五部未刊志稿，复依据当年修志馆文书档案资料，补编全书卷首、志末部分，是则该志之再版，其规模格局已接近当年原拟之体制。”“窃以为重刊之事，迹近奢望，不意望九之年，竟能获见是书之补编锓梓，岂非人生之赏心乐事耶？”

香江因缘与国际视野

与饶宗颐的声誉相伴相生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出生地潮州，一个是转折点香港。说是因祸得福也好，机缘巧合也罢，后人谈起饶公的学术人生，一定绕不开香港那段际遇。

1938年10月，广东通志馆关闭，时任纂修的饶宗颐回到潮州。青年时代遇上战火离乱，饶宗颐不得不奔走四方。1939年，饶宗颐经潮籍词学名家詹安泰的推荐，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随中大迁往云南徵江，但因途中染疾滞留香港。在香港，饶宗颐认识了开辟他学术新世界的两个关键人物：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和近现代著名学者叶恭绰。

受两位友人委托，饶宗颐帮助编撰《中山大辞典》的书名辞条和编甲骨文的“八角号码”，协编《全清词钞》。得益于这两个机缘，饶宗颐在协助他们编书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珍本，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其间他接触到的大量古文字材料，也激发了他心中潜有的智慧，成为他后来做学问的一大支柱。

上世纪40年代末，饶宗颐定居香港。1952年至1968年，饶宗颐任教香港大学中文系，在这里结交了系主任林仰山，得到其营造的自由、通达的学术氛围的浸染，也窥见了香港与内地国学研究环境的不同。丰富的研究材料加上开放的学术环境，造就了饶宗颐这一时期丰硕的研究成果，此期的重要著作内容之广涵盖敦煌学、考古学、音律学等领域，数量之多占据他毕生著作的三分之一。可以说，饶宗颐对古文字学、甲骨学、词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都植根于这个时期。

五六十年代，他先后到日本、法国、德国、印度等地考察研究，结交了多位朋友。白春晖、汪德迈、吉川幸次郎，这些著名的国际汉学专家，都与饶宗颐有过深厚的情谊。

出外游学期间，饶宗颐特别留心搜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如甲骨、敦煌经卷、楚帛书等，通过细致地整理研究，先后完成了17部轰动国际汉学界的著作，奠定了国际汉学界的大师地位。而他也从此由一名研究乡邦文献的地方学者，一跃成为站在全国学术研究前沿的学者，并以其精进的学力、丰硕的成果，建造起一座通向亚、欧、北美汉学的文化桥梁，成为贯通中西文化的巅峰人物。

多年以后，饶宗颐十分庆幸他当初在香港的奇缘：“如果我当时去了云南，就没有今天了。可怪的是我一生只害过这一次大病。”

饶公精神与“选堂气象”

“国学宗师饶公宗颐先生在2018年立春之后的晚上，平静地走了。”2019年，曾赴港三个月与饶公晤谈40多个小时、写就《饶宗颐学记》的胡晓明，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怀念饶宗颐先生：他一生强探力索，在许多新鲜的风景中著人先鞭，现在终于休息，放下了手中的笔，放下一身的道、学、艺，不再劳作。

饶公虽去，余音犹在。如今，国内外饶学之风兴起，由20多个来自内地、香港、澳门、伦敦等地研究机构组成的“饶学联汇”时常开展交流合作，研究饶公学术思想，促进文化发展。国内“饶馆”遍地开花，光广东省内就有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潮州市饶宗颐博物馆、韩山师范学院饶学研究所等多个饶学相关研究机构。

今天，当我们驻足在饶宗颐博物馆前，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当我们谈起饶公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

是回忆。韩山师范学院饶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陈伟难忘饶公在韩师代课执教期间与韩师的因缘：“1938年，饶公为因病不能上课的好友詹安泰代课，在韩师开讲中国文化课，第一次走上讲坛。当时饶公才21岁，很多学生年龄比他还大，不服气向校长抗议。结果饶公上过一次课之后，所有学生为之倾倒，再也没人提换老师的事了。”或是对年少时所作《韩山志》的呼应，或是对那个书生意气的少年的想念，年近九旬的饶公曾创作了一幅《韩山图》。“‘韩山苍苍，韩水泱泱’，此题句足见他对韩师的深情和感怀。”

也是精神。“饶公的治学精神第一个特质，就是他对中华文化有极深厚之感情，并担荷着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自觉意识与使命意识。”赵松元认为，饶公治学既有中国传统学问的深厚修养，又旁通西学之门径，特别还富有旺盛的原创力，故能置身于时代潮流的最前列，走在学术的最前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果，有力推动了二十世纪学术的发展。赵松元回忆，饶宗颐还在传统的“求真”“求善”“求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求真”“求正”“求是”的新“三求”，正是秉持这新“三求”的精神，饶公在学术研究中，一方面高度重视传承，重视前人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则又不为贤者讳，基于细密之考证，敢于匡正前人的误判，而时有精警之论。

或是气韵。“越读饶公著述，越感觉其诗格、书格、画格之高凡绝尘、卓荦不凡，自在呈现着一种充盈浩然的精神气度。”赵松元在《选堂气象》一书中讨论饶公著作的气韵，认为面对当代精神领域中出现的种种扭曲和裂变，一方面要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从文化经典中吸取精华，另一方面要提炼与阐扬现当代文化巨匠的思想智慧，就像饶公一样，致力于培养具有超越性的独立人格。

“我们阅读饶公的学术文章，感悟饶公的生命精神，这应是其重要意义之所在。《选堂气象》中蕴含的高迈人格和清逸诗格，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人生范式和审美范式。仅仅从这一视角，我们就能了解《选堂气象》所具有的重要的时代文化意义。”

“文曲转世”自古赞人博学。2011年，国际天文联盟批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10017的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彰显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天顶一粒星，地下开书斋”，如今，当潮州人脱口吟出这句从小熟诵的歌谣，都会想起这位蜚声国际的汉学大师，从地面到天上，从潮州到世界，星耀寰宇，熠熠生辉。（完）（原标题：从地方学者到国际汉学大师）

（特此致谢赵松元、殷学国、陈伟、王奋等专家学者、饶宗颐博物馆工作人员提供的研究成果、材料支持。）

参考文献

[1]饶宗颐学记/胡晓明著.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1

[2]饶宗颐学艺记/陈韩曦著.花城出版社，2014.7

[3]选堂气象：饶宗颐研究论集/赵松元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1

[4]林英仪.一部创新格的治书信史——记饶宗颐《潮州志》的纂修与重刊[J].中国地方志,2006,(10):57-61.

[5]翁奕周.饶宗颐与《潮州志》间的乡邦人文因素探究[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2):90-93+96.

[6]香港各界庆祝一颗小行星获命名“饶宗颐星”/中新社记者贾思玉.中国新闻网，2011.10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