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的观点

孔甲丙今说史 2024-05-13 23:13:05

在1958年左右,我国的经济逐渐遇到较大的困难,比例也严重失调;如此时刻,苏联还单方面撕毁了相关协定,将专家给撤走,使得本来就窘迫的经济更是面临雪上加霜的困境。

到了1961年,军委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国防工作会议,就两弹“上马”与“下马”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也关乎着我国国防尖端事业的发展,而这两种不同的声音也都是基于国家综合情况考虑的。

争论的开始

老一辈革命家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他们对于国防事业的理解往往要更加深刻,老一代领导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便是发展自己的国防尖端事业。

本来在苏联的帮助下,一切都是很有可能的。

可在1959年6月,苏联就决定暂停援助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在仅通知中国政府且未收到回复的情况下突然撤走近1400名专家,相关合同也被全部撕毁。

如此行为下,中国却没有丝毫话语权,外交部长陈毅对苏联的这种做法感到极度愤慨,他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对两国友谊的伤害。

考虑到其他因素,陈毅仍然在公开场合依然表达了对苏联专家的尊重和感激,提到双方曾经建立过深厚友情。

好聚好散之后,接下来的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抛开外交部长的身份,陈毅也是元帅出身,他对尖端科技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始终保持坚定态度,也曾在多个重要会议上表明:“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要推进国防科技的发展。”

尤其是“当裤子搞尖端”的名言也一直广为流传,万毅中将还在核试验基地对张司令说:“陈老总主张你们上马,他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你们把原子弹和导弹搞出来,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也能硬起来。”

只不过,当时只能说陈毅元帅的讲话是很有分量的,但他的观点却不能代表所有人,此类说法也并未在社会层面公开。

还是在1961年,聂荣臻元帅曾召集国防工委副主任孙志远、赵尔陆等人,研究北戴河国防工委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相关同志在会议上做出了“减员15万人”的报告,这是考虑到我国当时经济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聂荣臻想了想,在会上说:“减人是很重要的,当前我们的经济太困难了,人们的吃饭、住房都遇到了问题,减少下来的人可以去从事食品生产工作等等。”

会议的6天后,聂荣臻便将相关初步设想报送给毛主席参阅,随之呈上的,还有一份内部资料。

内部资料提到了日本已经用到了洲际导弹,且防御洲际导弹的方式只能用到洲际导弹进行回击,若是无法生产洲际导弹,那么国防只不过是一种慰藉。

毛主席的批示中提到: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来到北戴河的会议上,相关的争论便开始了。

7月28日的会议专题就是讨论毛主席此前的批示,有代表发言称:“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不能动摇的方针。”

可马上就有代表发言表示:“有些常规武器要比尖端更加尖端,就比如无线电雷达、指挥仪、海上观测装备等,这些装备的复杂性也不比尖端武器简单多少,排不上去队就是上不去。”

由此,争论出现了。

接下来的研究方向究竟是要以“两弹”为主,还是要提“高、大、精、尖、新”?发展原子弹是有着一套理论支撑,可若是在材料问题都要摸索几年的话,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决?

两方代表都有着自己的道理,已经到了谁也无法说服谁的地步。

有人说:“根据现在的工业水平,就应该在优先发展常规的基础上发展尖端,先去满足几百万陆军的装备要求再搞其他的,毕竟愿望和现实之间还是存在着差距的。”

那么就有人反驳说:“我们已经是大国了,世界已进入原子、电子时代,这个东西有个过程,现在不搞将来再搞,会拖长时间,1957年开始搞,现在已取得些成绩,不搞就摸不清问题。”

既然是一场大家都能发言的会议,那么所有人就应该能畅所欲言,毕竟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祖国。

聂荣臻元帅的秘书范济生还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气氛弄得很紧张,坚持两弹下马的人和坚持继续攻关的人互不相让,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有时开着会就会直接吵起来,桌子都啪啪响。”

8月4日,新的一场会议召开,同样是争论不休。

聂荣臻的发言铿锵有力:“两弹为主的方针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确定的,后来也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个方针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研制工作,未来三五年内,不管打什么仗都得靠常规武器打,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就算常规武器取得了突破,可装备部队依旧靠不上它。”

而贺龙元帅马上说::“原子弹和导弹是不能放弃的,战线要缩短一些,如果还有余力,可以另安排一个项目。”

在双方表态后,日后的会议上就不再围绕“尖端”与“常规”这两个话题争论了,要去讨论具体的项目安排问题。

8月12日的会议上,周总理发言了。

他认为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渐进,总体说是可以上去的,我们要首先把常规武器搞得像个样子,而至于导弹生产,可以先生产出运载工具,随后再生产弹头、射程由近至远。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常规武器的发展是为了装备部队、应对近年可能遇到的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可发展尖端武器也是为了更远的未来而考虑,如此可以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来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若是帝国主义发动了核武器袭击,那么就能马上还击。

当时的“上马”与“下马”之争,本质上就是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也是在被动的经济局面下对于有限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分配与争夺的表现。

毛主席具有决定性话语权

周总理在会议上的指示对平息“尖端”与“常规”之争有着很大的作用,而毛主席也有疑惑需要解决。

作为最高统帅,他必须得统领全局,因此他需要思索的时间。

从当时的科研人员何祚庥身上,就能找出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在。

当苏联停止向中方援助后,远在苏联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何祚庥奉命回国进入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从事氢弹研究项目,钱三强所长指示他们:“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是要省钱、第二是要省钱、第三还是要省钱。”

何祚庥也理解钱所长的苦衷,搞科研本就是要“烧钱”,可眼下的中国没有钱,不搞又不行。

作为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正处于压力的正中心,他心中也异常焦虑。

在谈话中,他更是咬着牙告诉大家:“我们不能退,一退就是几十年,将来我们的后代会责备我们的,我也很着急,每次想到这些就没办法睡着觉。”

若是一切真的是“从零开始”,那么这项工作还就真可能“下马”了,因为太困难。

而当时的中国在两弹研制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相关科研所还拥有数千名研究员和一大批研究装备,核武器所需的铀矿也能满足需要,再加上一批爱国科学家的加持,已经到了不能放弃的地步了。

那段时间,毛主席也在关注着困难与可行性。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张爱萍和刘西尧于11月14日向聂荣臻及林彪、贺龙、罗荣桓和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全文约2500字,题为《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报告指出,近几年来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总体上表现良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并已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通过今年加强二机部与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具体协作,科学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而且,接下来的一年将是项目最为关键的一年,如果组织得当,落实到位,那么所需的设备、仪表、材料和原料都有望按照计划及时供应。

杨成武也向毛主席作了口头报告。

那是在1962年秋季的杭州,毛主席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他对杨成武说:“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工作,仍然需要抓紧,不能放松或者下马。”

从有了争论开始,这次讲话是毛主席对于“两弹”是否该继续攻关的第一次明确表态。

有了定论,那么主张“下马”的观点就基本消失了,这并非毛主席随意作出的结论,他确实思考了很久很久。

接下来,就要看二机部的实力了。

他们在报告中提出要在1964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枚原子弹,当然,这在当时是奋斗的目标。

一个月后,罗瑞卿再度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在1964年爆炸中国第一枚原子弹不是哪个部门能够单独实现的,建议中央直接领导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领导,及时解决各种问题。

毛主席看完后回复:“很好,照办,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到了这里,“下马”与“上马”之争有了最终结果,中国再度创造了一项奇迹。

在我国经济极其困难的时期,毛主席的决策保住了“两弹”尖端技术没有“下马”,这也使得我国的“两弹”事业在随后的几年内成功实施。

随着蘑菇云升起,中国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地位,我国的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另一方面,“两弹”项目对于经济也有着极高的促进提高作用。

因为该事业“上马”,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原材料、仪器表盘及其他大型设备的发展也取得了成效,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及新兴学科也实现了建立和发展。

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那场争论确实有可能改变历史。

曾担任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的李鹰翔说:“在争论的时候,主张下马的人主要是管经济的干部,那个时候的经济十分困难,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并敢于提出是好事,想法能够理解,只是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前瞻性眼光,若是要把两弹暂时搁置,等国家情况好起来再说,那未来就很难讲了。”

绝大多数高层的干部对这不同的意见还是保持着中性态度的,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一切都得根据调查的结果来。

当初会议上的双方相持不下时,刘少奇也是说:“原子能工业究竟会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那我们是否要先把情况摸清楚后再做决定呢?”

毛主席在听闻会议内容后,也表示同意刘少奇的意见,这充分说明毛主席至少从那时起已经开始了深度思考。

那个由毛主席同意成立起来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也在很长一个阶段内发挥着特别的作用,中国的核弹、战略导弹、战术导弹、核潜艇、核电站等一系列尖端工程项目都是由这个委员会所领导。

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也不容许两弹研制再往后拖。

就在1965年8月,美国与苏联这两个超级核大国就分别向国际组织提交了一份“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条约,通过后在1970年3月生效,其中一项硬性规定是:非核国家保证不研制、不接受和不谋求获取核武器。

张爱萍也曾与自己的儿子讨论过,儿子当时问他:“父亲,若是当年在《条约》通过之前我们还是没有搞出来原子弹,那该怎么办呢?”

张爱萍回忆起来也同样陷入沉思,他给出的回答是:“那样就会很麻烦了,当年周总理就是在担心这一点。”

参考资料

1961年两弹“上马”“下马”之争 张现民;周均伦 理论视野

1962:在两弹一星的“至暗”时刻 中国新闻周刊

80 阅读:15712
评论列表
  • 2024-05-15 11:59

    主席英明!中华之幸!

  • 2024-05-15 17:02

    写文章居心叵测。两弹的导弹和原子弹,还在争论两弹上马下马,就把氢弹扯出来了。扯出来就扯出来,氢弹论资排辈,于敏的名字都没见到,哪轮得到政工院士何祚庥跳出来?

    彥恒 回复:
    正是因为这样,提到何才更显得突兀
    黑板擦 回复:
    你可以数啊,屈指可数,不难
  • 2024-05-16 08:26

    前辈们不容易

  • 钻风 44
    2024-05-16 10:12

    在同志内部进行会议讨论时,兼听则明!任何观点都可以提出来!

  • 2024-05-16 12:52

    看了金庸的观点,瞬间感觉他的书没有那么香了

    feng 回复:
    两码事,治国,写小说。
    仔渐 回复:
    汉军八旗的后代,以为真大公无私,为国为民?
  • 2024-05-17 22:35

    突兀的出现了何祚庥

  • 2024-05-17 15:57

    何作庥?

  • 2024-05-19 13:23

    这篇文章与在之前看过查重率1%文章不同的一点就是加入了何姓学者的一段内容,真是匠心独运、用心良苦了。

  • 2024-05-17 19:27

    作者不负责任,应该把哪些人当时说了什么话,毫无保留地真实展现出来,供后人鉴验!!

孔甲丙今说史

简介:感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