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当华国锋看到报刊上对“临终遗嘱”进行大肆宣扬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很疑惑的，为此，他特意询问过伟人病重期间，在其身边照顾和工作的那些工作人员们。得到的反馈是，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遗嘱，也只是从江青和毛远新两人的口中，听到过这个所谓的“临终遗嘱”。

得知这个反馈之后，华国锋心里也产生了怀疑，如果真有这个“临终遗嘱”，为何不写进更为权威的文献里面，反倒只是发表在“两报一刊”的社论当中呢？虽然，“两报一刊”的地位在当时的地位也很重要，也是一个舆论高地和权威，但是，和中央文件比起来，“两报一刊”在权威性方面还是比较差的，准确的说，仅仅只是以“社论”的形式出现，在法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这反常的操作，自然很难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按既定方针办”是不是那四个人伪造出来的呢？在阎长贵看来，他认为这句所谓的临终遗嘱，确实是四人伪造出来的，但是，如果就这句话来说，还是有出处和来历的。

陈斐章，可以说是当时的直接当事人，阎长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曾有幸和陈斐章共事过一段时间，陈斐章和他坦言了所谓“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由来。出生于山东潍坊的陈斐章，资历也很深，《人民日报》创刊的时候，他就曾在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采访纪实，名为《红旗营》；1957年这一年，他被调到了国家计委办公厅担任秘书职务，打这以后得20多年，他就一直宅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负责进行会议记录，或者是负责起草讲话稿和整理一些重要文件。

在同阎长贵的一次谈话过程中，陈斐章坦言，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出现，和他做记录时的失误有关系。陈斐章之所以愿意同阎长贵讲起此事，并详细谈到了不少细节，他本人的意愿是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要对过往的历史负责。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陈斐章同阎长贵谈起的细节，和他当时的失误。

那是在1976年4月30号的晚上，伟人在接见过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让参与陪见的华国锋留下来谈话，主要是让他汇报一些近期的重要工作。当华国锋说到总体的形势是好的，只是个别省市的情况不太乐观的时候，伟人当即就写了这么三句话给华：

1、慢慢来，不要着急；2、照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

这三句话的重要性很高，可以看作是华国锋成为接班人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1976年7月和8月这段期间，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斗争都十分激烈，再加上遇到了唐山大地震，因此，座谈会的现场显得有些乱哄哄的。华国锋当时宣读的稿子是陈斐章等人负责起草的，在他宣读的过程中，中途离开了稿子讲了几句话，主要是传达伟人的重要批示，也就是当时给他的那三句批示。

当华国锋说完“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这两句批示的时候停顿了一下，也就是在这停顿的间隙，王洪文突然插了一句话进来：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紧接着，华老就顺着王的话头，把“你办事我放心”又讲了一遍。

但是，因为当时会场比较乱哄哄的，现场的很多人其实都没听清楚，包括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陈斐章。他只听清楚了这么四个字“不要着急”，后面什么“方针办”，他是没有听清楚的，在情急之中，陈斐章也就只能根据上下句的意思，写成了“按既定方针办”。

当然，会议结束之后，陈斐章在整理会议记录的时候，发现现场的会议记录和华的原话不一致。出于负责的态度，他立马就把这个重要情况上报给了领导，也就是当时组织和服务座谈会的一个计委副主任。陈斐章原以为这个副主任会进行核实，没想到的是，尽管陈斐章给他说清楚了情况，但是这个副主任压根就没有核实，就直接把原文给刊发出去了。

出事端之后，副主任就把责任一股脑全都推给了陈斐章，还把陈斐章叫去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那时候的陈斐章的脾气也很直，压根就没法接受这种无端的批评，一气之下，直接就离开了计委。

原以为这个小失误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伟人去世之后，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就把陈斐章当时那个记录有误的“按既定方针办”拿出来，打造成所谓的“临终遗嘱”，并进行大肆的宣扬。要知道，这句所谓的“临终遗嘱”，在当年正式的《讣告》和《悼词》里面，都是没有出现过的。如果真有所谓的“临终遗嘱”，是不可能不出现在《讣告》和《悼词》里的。

作为当年的直接当事人，陈斐章老人的回忆，强有力证明了所谓临终遗嘱的虚假，这个所谓的“临终遗嘱”，也成了那四个人的重大罪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