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受降令。

受降令上明确写道：

“在中国（满洲除外），台 湾以及北纬16度线以北之法属越南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而香港恰恰位于北纬16度线以北，隶属于抗战时期张发奎第2方面军所辖的作战范围。因此，由张发奎派部队到香港受降理所当然。

可事实呢？却是由英国海军少将哈考托率领着海军特遣舰队去受的降。

这又是为什么呢？

麦克阿瑟发布的受降令虽然在1945年的9月2日才正式对外公布，但早在8月14日，这一份受降令的内容就已经被盟国所知。

8月14日，杜鲁门批准了这份受降令。8月16日，斯大林批准了这份受降令。可在杜鲁门批准受降令之后，中国方面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因此，以陆军中将萧毅肃为中国战区受降总策划人的工作小组紧急成立，共在中国战区划分了16个受降地点，其中，香港被划在了第2方面军的受降区内，受降地点包括：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

当时的条件对中国非常有利。

早在8月10日，蒋氏就通过特殊渠道得知了日本将要投降的消息，因而就下令已经回国驻扎在广西南宁准备反击广州的新1军和驻扎在桂林的第3方面军汤恩伯所部第十三军向香港方向靠拢，已经陆续集结在离香港不远的宝安地区。

只要一声令下，这两个精锐的军就将进入香港受降。

可就在这时，变故发生了。

在得知中国部队，尤其是新1军向香港附近的宝安地区集结的消息后，英国人坐不住了。

时任英国首相的艾德礼立即命令海军少将哈考托率领一支特混舰队向香港进发，同时，又命令陆军第36师立即启程奔赴香港。

这表明，为了争夺香港，英国不惜与中国一战。

但英国也很清楚，他虽然摆出了一副不惜与中国开战的架势，但无论从天时、地利和人和方面都不占优势。优势都在中国一边。

为此，艾德礼开始走外交路线，准备以支持美方在欧洲与苏联抗衡为条件换取美方在香港问题上对他们的支持。

1945年8月18日，艾德礼正式向杜鲁门批准的这份受降令提出异议。不仅拒绝了这份受降令，还要求杜鲁门修改这份受降令，要注明，香港的日军将由英军去受降。

当时，新1军和13军都已部署到位，只待命令就可以进入香港。可蒋氏在英国的军事和外交的双重压力下畏缩了，迟迟不敢下达进入香港的命令。

他还是寄希望于美方。

可杜鲁门已经被英国许下的愿意在欧洲与美方联合抗苏的承诺打动，由过去支持中国到香港受降改为支持英国到香港受降。

于是，杜鲁门通知麦克阿瑟：

“为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军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划分出来。”

对于这一项修改，蒋氏感到大为丢脸，并未马上接受，而是在寻找渠道，希望能说服杜鲁门。

张发奎 图片来自网络

可这一切，身为香港地区受降主官的张发奎并不知晓。

1945年8月23日下午，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并转达各个受降区负责人的意见。

当时，蒋氏并未确定要放弃对香港的受降，何应钦在开会时仍然说：

“在全国各地，包括越南北部和香港，共分为16个受降区。”

何应钦话音刚落，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就提出：

“香港是规定由我主持受降的，如果英国人不放手，要干涉或捣乱的话，我们怎么办？”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将领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英国决不会甘于让中国部队进入香港受降，肯定会搞事情。

见众人的目光都投向自己，何应钦却闭口不言。

张发奎见何应钦不说话，就接着说：

“只要总长有命令，英国人敢动，我就揍他。”

可何应钦仍然不置可否。

8月24日，何应钦发布命令，仍然安排张发奎为受降主官。但在香港受降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变化。

命令的内容是：

其一、日军的陆军大部要集中在广州。

其二、日本空军集中在雷州半岛。

其三、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在海南岛之琼山。

其四、日军在香港的防卫队集中在香港。

其五、办理投降的地点在广州。

按理说，到香港受降，日军各部队只需要集中在当地即可，不需要分散到各地再集中。可见，何应钦的命令多有多此一举之嫌。

可由此也可以看出，何应钦的命令背后有着蒋氏的影子。这么做的目的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即，如果能够进入香港受降，那一切都好说；如果不能进入香港受降，那么，日军的装备早就被分散到了中国各地，也会成为中国部队的战利品。

何应钦 图片来自网络

那么，蒋氏在得到杜鲁门不允许中国进入香港受降的消息后究竟是如何与美方交涉的呢？

在接到杜鲁门把香港划出中国战区受降范围的消息后，蒋氏立即展开了斡旋。

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是这么说的：

“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代表投降。美方和英方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

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司令官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到香港。

蒋氏这番话的意思是，只要能够保全在香港受降名义上的权力外，他可以放弃在香港的权益。

可让蒋氏没想到的是，他的委曲求全并没有得到杜鲁门的支持，反而收到了一封更让其颜面扫地的电报。

在电报中，杜鲁门毫不客气地说：

“美方不反对一个英国的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

由此可见，此时的杜鲁门已经和英国串通一气，想用香港的利益换取英国在欧洲对他们的支持。

蒋氏接到杜鲁门的回复后，蒋氏虽然异常气愤，但一来，他希望继续从美方手中获得用于内战的装备；二来，他希望在抗战胜利后，利用美方的飞机、军舰来为他运输部队去抢地盘。根本就不敢得罪美方。

因此，蒋氏只得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为此，蒋氏再一次给杜鲁门去电报：

“愿意授权给一个英国的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派一名中国的军官和一名美军军官赴香港参加受降仪式。”

对此，杜鲁门表示同意。

可这个已经委曲求全到丢失国格、人格的方案竟然遭到了英国的拒绝。

英国方面傲慢地表示，蒋氏无权授权一位英国的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

言外之意是，香港是英国的，中国无权干涉香港的授权事务。

这下子，蒋氏终于被激怒了。

他立即电告杜鲁门，无论英方是否接受这一方案，他都将以中国战区司令的名义，任命英国海军少将哈考托为他的受降代表。如果英方拒绝接受，他将派部队阻止英国人采取的擅自行动。

那么，蒋氏是否考虑过先派部队进驻香港，然后再与英国谈判呢？

要知道，如果中国部队先进入香港，就造成了既成事实。即使日后和英国谈判，也已占据了先机。

要论双方当时在香港的兵力，中国部队占绝了上风。两个精锐军就在香港旁边，抬抬腿，就进入了香港。

而且，英国派来香港的陆军第36师师长菲士廷少将不仅对新1军军长孙立人很熟悉，对新1军强悍的战斗力更是记忆犹新。

当年，在印缅战场上，孙立人和新1军的风采他可是领教过的。

因此，单纯以陆地部队的实力来看，英军远远不是中国部队的对手。何况，香港周边还有一支隶属于新四军的东江纵队也有着进入香港的打算。

艾德礼也没有想到，蒋氏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当时，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在很多时候，他们所谓的强硬其实都是硬充起来的。

蒋氏并非不了解这一点。只不过蒋氏害怕得罪美方，而美方又与英国走得近，得罪了英国就相当于得罪了美方，所以才不情不愿地放弃了在香港受降的权力。

而英方呢？见蒋氏如此强硬，自己在香港周边的军事实力也没有把握击败新1军和13军，也只得就坡下驴，答应了蒋氏提出的，给一名英国军官授权，由其到香港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这一提议。

蒋氏的面子虽然稍微挽回了那么一点，但却失去了收复香港的机会。

1945年8月30日，英海军少将哈考托带领特混舰队抵达香港，随即宣布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管辖权。

8月31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布《中字第十五号备忘录》，通知日酋冈村宁次：

“奉中国战区统帅蒋委员长8月29日命令，关于香港及九龙两地之日军投降，兹改定由英国接受。”

授权书的内容是：

“本委员长已授权英国海军少将哈考托接收香港及九龙之日军投降。”

中方的代表是罗卓英中将，美军代表是威廉逊上校。

1945年9月15日，日军向英军投降。可是，在受降仪式上，升起的却是英方旗帜，受降代表也不是中国全权代表。

凭心而论，蒋氏确实是想借着“二战”胜利之机收复香港的。

在开罗会议期间，蒋氏就因为香港问题和丘吉尔多次交锋。可一来，开罗会议是为了解决如何打败日本的战略问题，而非解决中英之间的领土问题。因此，在开罗会议的公报中仅明确提到了战后日本要将强占的中国领土归还，并没有提到英国归还香港的问题。

但罗斯福是知道蒋氏为此感到不快的，因此，罗斯福才会提出在战后把琉球群岛归还中国，并且还要把小笠原群岛交给中国。可却被蒋氏拒绝。

罗斯福非常清楚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如果中国战败，不仅英国在印缅的利益将一无所有，美方在太平洋战场也将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这也是罗斯福在“二战”中百般拉拢蒋氏，许下诸多利益的原因所在。

同样，丘吉尔也处于同样的目的在拉拢蒋氏。丘吉尔虽然在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打算把香港归还中国，但现实的需要也让他不得不低下头，对蒋氏许愿要在“二战”结束后重新商谈关于九龙的归属问题。

可丘吉尔不是罗斯福，罗斯福拉拢蒋氏是拿出了真金白银，而丘吉尔拉拢蒋氏，仅是口头的许诺，在文字上并没有了留下任何证据。这也是在“二战”后，英国翻脸比翻书还快，坚决不承认丘吉尔曾经答应蒋氏要讨论九龙归属问题的原因。

也不能说蒋氏就是没有识破丘吉尔的阴谋，可蒋氏还是没有在开罗会议上就香港问题和丘吉尔签下书面的协议，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局势逐渐向盟军方向好转，英美两方，尤其是英方觉得中国在“二战”中的利用价值不大了，对之前所做的承诺就更加不准备履行了。

1944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颓势尽显，战败已经成为定局。因此，英国成立了一个旨在在“二战”后恢复在香港继续进行殖民统治的一个“香港计划小组”，并派出了大量间谍进入香港，联系被日军关押起来的原港英官员，让他们出面与日军交涉，为英国重新占领香港做准备。

由此可见，英国从来就没有想要把香港归还中国。

无论是在开罗会议前期的坚决不肯退让，后期的虚与委蛇，乃至于抗战胜利后的原形毕露，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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