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位法院法官公开发布了演员郑爽与其合作伙伴海宁东开之星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在案执行中所作出的裁决书。这份文件表明：因郑爽身无执行资产可供使用，因此终止执行案件流程。换言之，她被强制执行的9050万元，暂无法执行。

这件事情引发热议，许多人感慨郑爽虽常受批评其演技，却具有出色的逃避偿付债务的能力。近期郑爽拒见债权人的消息引起关注：债权方去访美寻找郑爽讨债，耗费20余天，奔波4、5个城市均未如愿，仅收到中间人回应：“此事无需再提。”身处美国的郑爽显然无意回国解决负债问题，令人惊叹的是，她在国内拍剧所得的几个亿薪水，竟就在眼前消失无踪。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留意到，曾经作为中国杰出青年代表出席联合国并发表重要讲话的郑爽，以及一些曾经呼吁与她一起学习环保法律知识，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的地方法院，现如今却因其种种违法行为而面临公众质疑。她在77天内获取了高达1.6亿元的报酬，然而从代孕非法交易，到逃脱税务申报，再到今日的拖欠债务，一遍遍透支着她曾经身为“正能量”代表的形象。

更让人心痛的是，原本应该教育广大青年提高环保意识的郑爽(需要指出的是，她是否做到这点，目前尚不得知)，却在逃避法律责任方面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能力，对于这样一个转移资产手段多样且完美的富翁来说，我们无法知道她究竟是用何种方式保护自己的资产的。

其实，不仅是郑爽，中国同样存在其他转移资产的富豪案例，例如曾因欠款引发大规模市场波动后，以妻子名义迅速转移资产，实现金蝉脱壳的贾跃亭；以及大规模借贷后，通过高额分红方式将资产转移至境外的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都为我们树立了清晰的反面教材。

值得我们深思的不仅仅是法律的缺失所导致的这些现象，更要思考我们现有的政策是否偏颇得不够公正。一如黄奇帆博士在此前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都征收了财产税，惟独我国例外，由此可见我国对于富人居民的宽容态度。这种宽容既能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蛛丝马迹般的机会，用以避开政府的税务检查。

如媒体报道，全球高净值人口研究机构胡润研究院于3月19日发布了《2023胡润财富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了3.8%，共计减少了约5200户。然而透过招商银行的最新数据可以发现，仅占1.9%的“金葵花客户”掌控了超过80%的资金，这一数字相较以往更为惊人，同时全国的GDP比值也在不断攀升。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不禁要问：财富究竟去哪儿了？事实上，包括在美国购房的中国富豪，购置大量西藏优质草原的多位央视主持人，甚至在推特上大放厥词的知名军事博主司马南等，都足以证明其中的部分原因。而那位知名投行人透露，中国客户拿出1000万美元投资理财金额的情况并不罕见。

尽管富人的数量减少了，但是资产控制的比重却反而加大了，这无疑意味着更加严重的贫富差距。反观我们，普通人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然而，大型企业的老总却能够将自己的工资设定为每月仅1元人民币。相较之下，富人在法律和政策方面拥有远胜于普通人的优待。

截至目前为止，尽管有地方政府开始推行房产税(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针对富人的税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