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7年，一场曲折离奇的“人丁丝绢”案在江南徽州府爆发。

这起丝绢案持续数年，屡次反转，可谓是扣人心弦，一波三折。最终，这起案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然而，这看似圆满的结局背后，却折射出了大明朝的致命漏洞。

就连当朝首辅张居正，竟也被牵涉其中。

这场案件因何而起？又反映出了哪些大明弊病？远在京城的张居正，又与此案有着哪些关联？

实际上，这场案件真正的起点是1570年，与一个名叫帅嘉谟的人息息相关。

这位帅嘉谟来自新安卫，当时居住在歙县。根据歙县的县志记载，帅嘉谟“析入毫芒，精巧通历”，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才。平日里，帅嘉谟喜欢钻研经济问题，尤其是天下各地的户口与税粮。

没想到，这一钻研却钻研出了大事。

明朝税目众多，其中有一种税款名叫丝绢税。而在明朝的部分地区，丝绢税与人口数紧密相连，当地政府会按照户籍征收税款，再层层上交。因此，人们将其成为“人丁丝绢”。

简单来说，“人丁丝绢”就是一种地方性税收。

既然是地方性税收，那边理应由当地政府各自承担，绝不可能假手于人。可是，在翻阅《大明会典》时，帅嘉谟却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原本应当由徽州府六县共同承担的“人丁丝绢”，竟然一直以来都只算在了歙县头上！

这着实不是一笔小数字，足足合计8780匹，折银6147两！

此事关系重大，帅嘉谟不得不谨慎，他甚至对自己算出的结果产生了几分质疑。然而，当地官员却告知帅嘉谟，他并不是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

原来，早在嘉靖十四年，歙县人程鹏和王相便发现了这件怪事。消息一出，全县震怒。于是，两人上告都院，要求改变这不公平的现象，由徽州府六县平摊“人丁丝绢”，而非仅仅由歙县承担。

但是，这份抗议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效，歙县不光没能为自己讨回公道，还遭到了围攻。

有人说，根据弘治《徽州府志》中的记载，歙县就应该付这笔钱，因为这笔钱本质上是弥补夏税麦的欠款。但是，歙县人完全不能认可这种说法。

一来，当时不光歙县一个地方欠夏税麦，可偏偏只有歙县需要补足，二来，既然欠的是麦，那么就算要补，也应该拿麦子补，而不能折算成丝绢。

最重要的是，价格对不上。

歙县亏卖9700石，当时的麦价为每石3钱，折算成银子最多也只有3000两。可现如今，歙县给出的银子远远超过了3000两，这是明显的加征行为。

实际上，明朝管理的第一个漏洞，在此已暴露无遗。

“人丁丝绢”事关地方财政，意义重大。此等大事，竟然能出现这么大的纰漏，甚至还延续了数年。由此可见，明朝地方财政管理缺乏监管，没有完善的纠察体系。

在了解完来龙去脉后，帅嘉谟做出决定：他要代表歙县，再次上诉。

然而，这注定是一条艰难的路。

帅嘉谟的上诉之路，反映了明朝管理中的又一个漏洞。

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改正错误，而明朝从地方到中央，都缺乏这样的改错体系。这是因为官僚集团盘根错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彼此间的利益相互勾连，自然要彼此包庇。

在这种情况下，事情的真相早已不重要，无法弄明白真相，就不可能改正错误。在这种顽固而可怕的官僚体系下，帅嘉谟的申诉之路充满艰辛，足足持续了六年。

最开始，帅嘉谟依照规定，向巡按御史衙门与应天巡抚衙门递交了文书，要求彻查此事，令六县平摊税款。收到帅嘉谟的文书后，这两个衙门都迅速给出了批复，而他们批复的内容也相当简单，那便是将此事又踢回了徽州府！

倘若同意了帅嘉谟的请求，便等同于变相承认了徽州府管理失职。因此，徽州府一拖再拖，最终以耆老商议的名义，回绝了这一请求。

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而在这一来一回之间，一年时间过去了。

帅嘉谟并未气馁，既然徽州府不管事，那他便去京城告状。

1571年，帅嘉谟前往京城，一纸诉状将徽州府告上了户部。户部主管天下钱粮，本是最有资格审理此案的部门。但让帅嘉谟没想到的是，户部只是草草过了一遍他的诉状，随后便又将此案打回了徽州府。

至此，明朝官僚体制的弊病已暴露无遗。

地方官员也好，中央官员也罢，大家都不想管事，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相互推诿。官员们觉得，只要把民怨压下去，那便万事大吉。更荒谬的是，帅嘉谟状告的本就是徽州府，结果户部竟然让徽州府自行审理，敷衍之情溢于言表。

更糟糕的是，诉状送回徽州府后，帅嘉谟遭到了空前的人身攻击。

他代表歙县一下子得罪了其余五个县，在返乡路上便受到了袭击。帅嘉谟足足东奔西逃了三年，直到1575年徽州府才同意重开此案。歙县寡不敌众，遭遇了其余五县的武功，六县士民打起了口水战，甚至都派出了骨干前往京城告状！

事情越闹越大，无奈之下，户部只能下令，由歙县、休宁与婺源三县选出人手，前往南京玄武湖查黄册原本。

1576年夏天，三县代表共赴玄武湖，开启黄册。然而，黄册虽然查了，可这仍是一笔糊涂账，因为黄册上只记载了开始征收税款的时间，并没有详细说明为何征收这笔税款，更没有给出只收歙县税款的原因。

由此可见，明朝的黄册制度实际上也存在着问题。

黄册记载不明，等到实际要用的时候派不上用场，众人只能急得团团转，问题再度陷入了僵局。六县谁也不肯退让，只能继续相互攻击。

然而，意想不到的转机却突然出现了。

——一个名叫殷正茂的歙县人，成了新任的户部尚书！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户部尚书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这起徽州“人丁丝绢案”汇报给了天子。

彼时，万历尚年幼，首辅张居正监国。就这样，这场持续了数年的丝绢案终于上达天听，来到了首辅张居正手中。

而张居正几乎不用反应，便给出了决定：他要支持歙县。

这件事对张居正而言，没有任何犹豫的必要，因为歙县的诉求，恰恰迎合了张居正改革的方向。

张居正改革是一场以经济为核心的改革，一条鞭法是这场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而想要推行一条鞭法，就必须秉持着“赋役均平”的原则。

这项原则，正好满足了歙县百姓的诉求。

一条鞭法的核心是精简税收名目，统一税收，既然如此，各地的赋税自然要尽量持平。

于是，张居正下令，由殷正茂全权处理此事。殷正茂先将徽州府各项钱粮“总算总除”，再按照各县的人口决定丝绢税的数目。

最终，这项工作在1577年春天结束。

按照核查结果，歙县多负担了3300两丝绢。户部最终作出裁决，将这3300两丝绢全部抽出，由另外五县补上。

在帅嘉谟与殷正茂的坚持下，歙县获得了张居正的暗中支持，由此在丝绢案中大获全胜。

可是，这并非结束，而是开始。

尽管歙县大获全胜，可这种胜利背后，恰恰折射出明朝管理的又一重漏洞。

哪怕明朝有明确的律法，可在实际运行操作过程中，明朝依然过于依赖“人”的力量。歙县能够胜利，并非是因为程序上的正义，而是因为殷正茂恰好入职户部，成了大官。而殷正茂之所以能够获得主审权，也是因为得到了张居正的青睐。

事成于人，也必将败于人。

果不其然，1577年6月11日，骚乱爆发了。

这一天，徽州府婺源县混乱无比，处处都是“鸣金竖旗”与“呐喊呼噪”。婺源县衙被几千名老百姓堵得水泄不通，彼时，婺源县新的长官尚未上任，徽州府通叛徐廷竹正在此办公，暂时代理婺源县县务。

这些老百姓堵得正是徐廷竹，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那便是逼迫徽州府通叛向京城上诉，要京城收回对丝绢案的判决。换句胡说，这五个县城的老百姓，都不愿意给钱。

为了能够不给钱，他们甚至不怕上街闹事，与官府为敌。

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骚乱，这场骚乱足足持续了一个月，堪比民变。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徽州府流言四起，有人公然污蔑朝廷，说歙县人买通朝廷命官，这才赢得了官司。因此，无县民众群情激奋，竟然直接涌入了县衙，殴打朝廷命官。五县当地的生员甚至占领了紫阳书院，四处筹措经费对付歙县。

歙县与其他五县的矛盾空前计划。一时间，五县中所有歙县人开的商铺都遭到了打劫，而生活在歙县中的五县人也被暴打。

情况如此危机，中央不得不出手，先是逮捕了帅嘉谟，又将五个县闹事人员全部下狱，等于各打五十大板。

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要不要交钱。

无奈之下，张居正只能下令，由朝廷来承担损失，同时安抚徽州府六县。

最终，歙县被减免了2000两税款，其余五县亦不加赋，所有钱粮损失由朝廷补上。为了尽快平息民愤，朝廷只能吃哑巴亏。

实际上，朝廷的妥协，也意味着张居正在徽州府的改革失败。

而张居正之所以失败，一是因为他触动了太多老百姓的利益，在一条鞭法的理念引领下，老百姓反而凭空多了不少负担，没有人愿意当牺牲者，那便只能闹事。二来，一条鞭法的改革也阻碍了旧官僚阶级的利益，赋税越明晰，这些官员便越无钱可捞，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民变中，有不少官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尽管徽州府的丝绢案只是一起小小的地方性案件，但它却暴露了大明管理的诸多弊病。

从经济上来说，大明赋税制度管理混乱，缺乏完善的纠错机制。从政治上来说，明朝法律废弛，过度依赖“人”的力量，朝中官僚集团势力强大，无法轻易撼动。

遗憾的是，就连张居正这等能人，也救不了明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为任何人，任何朝代停留。

参考文献：

1、杜勇涛. 徽郡的困境：1577年徽州府人丁丝绢案中所见的地方性与国家[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第44卷

2、胡中生著. 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6.04.

3、刘赫男.万历新政失败的根源[J].兰台世界,2011,(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