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瓦剌太师也先的大军兵临北京城时，帮助明朝守住首都北京，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的第一功臣时兵部尚书于谦。可以说于谦从明军发生土木堡之变的溃败之后，便开始主导了天下的大局。从阻止明朝南迁，到拥立明代宗朱祁钰称帝，再到除王振余党，组织军队守卫北京，直至最后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完全是居功至伟的。如此大的功劳，挽救了明朝被灭国的命运，于谦得到什么样的赏赐都不为过。然而明代宗朱祁钰却对于谦的功劳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就连最基础的入阁都没有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从明朝的史书上看，于谦没有得到大赏，是因为他自己主动推辞了朱祁钰的赏赐。可功臣一推辞，皇帝就借坡下驴，然后就把赏赐略过了，这显然是不符合情理的。至少在历史上这种诡异的情况极为少见，而且都是在君臣互相猜忌的背景下才发生的。可是在整个景泰朝时期，于谦都是皇帝朱祁钰最为倚重的大臣。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于谦虽是兵部尚书，却掌握着朝廷大权，将内阁完全架空，成了类似于权臣的存在。朱祁钰在如此倚重于谦的情况下，却没有让于谦入阁为大学时，这就非常没有道理了。

以资历而论，在三杨内阁去世后，于谦就是最有资格进入内阁成大学士的人选。只是因为当时的皇帝朱祁镇与文官集团的矛盾，他需要加强皇权对朝廷的掌控，于是纵容王振把持朝政，利用构陷罪名等手段阻止了于谦入阁。可是到了北京保卫战后，无论是功绩，还是资历，于谦都是内阁首辅的不二人选。

对于于谦不能入阁，在历史上的说法很多，不同的学者有着各自的认知。有的认为是于谦功高震主，所以朱祁钰防着他一手。也有的认为是于谦与文官集团出现矛盾，文官集团多次集体弹劾于谦，使其无法入阁。实际上上述的说法都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于谦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带领北京军民抗击南下的瓦剌大军。在德胜门一战中击溃了瓦剌太师也先的骑兵主力，一举扭转了明军败局，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他能够取得这样的功绩，并不是他前线指挥艺术有多厉害，而是战略上做出了最为正确的选择。在这些选择中，整编明朝军队，改革明朝军制便是其重中之重的选择。当时明朝北方的主力在土木堡之变中溃败，北京城兵力空虚，无法面对即将到来的瓦剌大军。于谦就任兵部尚书后面对即将打响的北京保卫战，他做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明朝军队，改革明朝军制。

本来明朝北方军队以京营为核心，主要是以三大营为基础建立的军事制度体系，分别为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可是三大营的主力在土木堡之变中被歼灭，留在北京的都是老弱病残，而且数量极少，根本无法应对也先的大军。为了包围北京城，于谦下令调集南方的军队北上支援，并派文臣到河南、山东等省募集新军。其中北上支援的军队包括两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官军，以及浙江兵。他们的到来使北京兵力迅速增加到二十二万人，形成了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

这些军队来到北京后，于谦对其进行了重新整编，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组建了新的京营。新的京营是从这些军队中精选十万人，分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监以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各营分设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经过这么整编改制后，京营的战斗力恢复，这才有了和瓦剌精兵正面交锋的资本。可以说于谦能够打败也先的军队，便是从这次京营的改制开始的。因此于谦在京营中的声望和地位都很高，这便成为了他入阁的最大障碍。

自从明仁宗和明宣宗搞文人政治后，军事制度层面便开始效仿宋朝，玩起了军令和军政分离的模式。军令方便由兵部掌控，兵部尚书为军令的第一负责人，直接向皇帝负责。而军政则由五军都督府的都督们管理，他们都是来自于明朝勋贵集团的后人。由于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的互相对抗，这使得兵部和五军都督府互相掣肘，让皇帝能够在军权上放心。然而于谦改革军制却打破了这个惯例，成为了一个同时兼具军政和军令全力的兵部尚书。他即是军队的命令掌控者，又是军事制度的建立者，使他成为继许徐达之后第二个事实上的明军总司令。

他在军队中的如此地位，不但让皇帝和文官集团不放心，也在制度上成为非常特殊的存在。尽管他本身没有造反的想法，但却成了朝廷大臣心中猜忌的对象。如果再让于谦入阁成为大学士，那他的权力将超过建国初期的徐达和李善长，成为明朝廷中事实上的第一人。这种先河谁也不敢开，更不敢尝试，只能大家只能保持沉默。而于谦巨大的功劳又不能不赏，再加上朱祁钰靠于谦才能坐稳皇帝的位置，于是朝廷出现了尴尬的局面。好在于谦对于权力并没有什么欲望，自己对明朝也是非常忠心的，才没有引发内乱。

所以在整个景泰朝时期，于谦在朝廷的地位都是非常特殊的。一方面他是统管行政和军权的朝廷重臣，但在官职和品级上却名不正言不顺。另一方面，本来管理朝政的内阁却被挂空，所有的行政都得从于谦哪里走。这种情况使得于谦既像宰相，又不是宰相，处于非常特殊而尴尬的地位。文官集团不把于谦当自己人，各种奏章雪花一样飞到朱祁钰面前，弹劾于谦如仇人一般。勋贵集团积极拉拢于谦，可于谦又不想破坏朝廷中文武互相制衡的大局。景泰朝便在这种诡异的政治局面中延续了八年，直到朱祁镇复辟的夺门之变爆发。

这种情况说于谦功高震主也可以，但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更像是夹在文官和勋贵两个权力集团中，左右为难。朱祁钰是非常信任于谦的，但是也不便于把于谦强行入阁。他知道于谦的忠诚，但是他不敢开这个先河。如果开了这个先河，以后有大臣走这一步入阁，同时掌握军权，这将对明朝的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朱元璋费尽心机才将宰相除掉，朱祁钰不可能自己给自己挖这么大一坑。说白了这就是封建政治家天下天然的政治缺陷性所在，是不可调和矛盾。这样的矛盾也决定了于谦在丧失权力后必然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令人感到惋惜。

对于这种困局，于谦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走王骥的路子。他可以请求封爵，彻底倒向勋贵集团。然后他再放弃军政和行政大权，成为勋贵中的闲散爵爷。这样一来他就从朝廷的政治漩涡中完全摆脱，也就避免了后来的危机。但于谦是放不下国家政治的人，他一心想要在国家政治上有所作为，改革明朝的弊政，造福天下百姓。这使他明知自己深入政治漩涡，甚至会带来杀身之祸，他都毫不畏惧的承担起了责任。这是一种具有英雄主义的情节，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无畏精神。自古以来中华名臣虽多，但有此境界的也就寥寥数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