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手机信息，找一个酒店“原地度假”，享受一个人追剧、泡澡、无人打扰的时光；买一张单程机票去别的城市，看一场想看却一直没有看的演唱会；逛到家附近的公园，体验风靡一时的“抱树疗法”，不顾身边人奇怪的眼神……
没错，这就是一些人在2023年有过的体验，即时的、自我的、行动的、高效的、碎片的，岁月浅浅，人生慢慢，表面看似平静，内里潜流暗涌，一切都在变化，甚至被重新定义，比如生活方式。
花钱变得更加“挑剔”，有白领体验每月200元的餐饮预算，探店群聚餐是铁锅炖，不再是米其林，外出聚餐少了，居家做饭朋友圈晒厨艺，赚钱不易，精打细算，寻找平替，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生活的样子在不知不觉间变了样。
2021年，还是大三学生的周周，从武汉辗转来到北京实习。工资每月5000，她还是掏出一半，租上一个有牢固四壁的房间。塞进一个衣柜、一张床和一张书桌，能活动的空间所剩无几了。
她在拼多多上买来布帘子，挂在房门上，那扇冰冷的、紧闭的门，就好像多了一点温度和主人的气息，又买了贴纸和海报，遮住了墙壁上的污渍和霉点，房间鲜活明亮了，像个家的样子了。周周很满足。
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像周周这样的年轻人随处可见。他们一边“蜗居”，一边费尽心思，用有限的钱，购买贴纸、纱帘和星星灯，给那个临时的家增添颜色，改善当下的生活。
过去二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快速进入高度消费社会，购物使人幸福，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买买买”，贵的就是好的。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疫情后，我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秩序，但不确定的恐惧却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发芽。
人们期待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出现，在年轻人中反而出现了反向消费的风潮，不是不消费，而是更加强调刚需和实用，寻求使用价值与价格的平衡，没有最好的产品，只有最合适的产品。
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询问除了物质以外什么才能让人变得幸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比如CityWalk（城市漫游）、特种兵旅行、上夜校、成人小饭桌、身份出租等。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特种兵式旅行”网红张楠用两天从徐家汇走到外滩，日行五万步，这是张楠今年第25次周末出行，五一期间他曾完成了五天爬完五岳的壮举，是为“特种兵式旅行”的极致。
前不久笔者九岁的儿子要徒步国贸，他在网上看到了CityWalk的视频，被深深吸引。从北五环外的家走到国贸，20公里，6个小时，他竟然坚持走完。问他为甚麽，他的回答是“好玩”。我以为是“自己吹的牛，怎么也得实现”。
日本作者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这样描述新时代的消费理念，人们从崇尚时尚、奢侈品，经历注重质量和舒适度，进而过渡到回归内心的满足感、平和的心态、地方的传统特色、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上来。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可类比三浦展笔下的“第四消费时代”。尽管两者产生的外部环境不完全一样，但两者消费形态呈现相似性，追求简单、简约，追求使用价值与价格的平衡。
一
实惠好货：新选择新生活
2023年“五一”5天小长假期间，国内旅游合计出游2.74亿人次，是疫情前2019年“五一”的119%，国内旅游收入1481亿元，是疫情前2019年“五一”的101%，出行人次多出两成。
2010到2020年，营销界频频出现“消费升级”这个关键词。与日本的“第三消费时代”的特征类似，人们纷纷选择“用品牌代言个性”，在基本物质得到满足的大环境下，开始用“更贵更高调”的产品去表达与众不同的价值观。
疫情结束之后，这股潮流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当代年轻人挂在嘴边的“佛系人生”。人是环境的产物，消费形态、品牌偏好、价值观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发生转移。在这一趋势下，实惠好货的网购成了人们的新选择。
37岁的徐永莉是河南商丘某个小县城的一名外科护士，拼多多快递到来时，她常盘腿坐在地上拆包裹：给母亲买的发卡，给父亲买的小米粥，女儿的洞洞鞋，儿子的玩具枪……
她用攒了很久的钱，在拼多多上挑了一个烤箱，用很少的成本，复刻了与外面店家一样好吃的蛋挞。烤箱冒着热气，溢出来的奶香味儿飘满整个房间。用不多的钱，给孩子和老人创造一点惊喜。
7年时间，徐永莉在拼多多下单超过1500次。在徐永莉的操持下，一家三代，在自己的小窝里，生活得有滋有味，“谁都希望钱越多越好，但如果一时半会改变不了，会省钱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她说。
几年前，贵州大山里的少年胡涛来到镇上的小卖部，兑成电子支付里的钱，然后在拼多多下单，不舍又取消，咬牙又下单，换来一双黑红色的安踏运动鞋。共120块钱，是他6个星期的现金零用。
新疆饮食里生产牛羊肉，但蔬菜品类不多，主要是皮牙子（洋葱）和炒米粉里一点点芹菜。大学刚毕业来新疆做志愿者的胡鑫，教腿脚不便的老人用手机买菜，他们开始学着用多多买菜下单，隔天到楼下超市的站点提货。
山东省泰山农村小伙张世瑞打开了快递包裹，面前摆满了拼多多拼来的战果，20个太阳花，100个电话卡针，20个螺丝刀，100条杂交金鱼，合计不过百十来块。
30岁的沪漂女孩夏夏养了一只跟随她四年的英短，她用自己生活节俭出来的钱，换来拼多多百亿补贴计划里的大品牌猫粮猫砂。
2003年，一些人开始“交换式旅游”，寻找合适的网友，前往对方的城市游玩，甚至互换住处，而那些无暇出游，又想体验各地特色的人，则会与陌生网友互寄特产。
从现实到互联网，从面对面交流到一份来自远方的包裹，无论去哪里，人与人的连接都是行走人间时最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
百年风云：四个消费时代
按照三浦展的划分，自1912年起日本消费分为四个时代：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的消费时代；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时代；个人化消费崛起的时代；2005年后日本第四消费时代，重视“共享”，追求简单、简约，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
近代意义上的日本消费社会始于20世纪初期，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量战时需求，日本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大资本力量得到了强化，很多人一夜“暴富”。
大城市人口增加，大大促进了城市地区的消费增长，于是大众消费社会于昭和初期诞生于大城市，这就是日本的第一消费时代，时间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第一消费社会正是伴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而发展起来的。
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平民区遭到严重破坏，东京加快向现代都市发展。第一消费社会仅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发展，1940年日本全国人口达到7193万人，东京人口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一成以上，大阪人口474万。
日本战后完成了复兴，随之迎来的则是经济高速增长期。1956年日本道路公团成立，日本开始成为追求以私家住宅、私家车为象征的美式批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即“第二消费社会”。
1960年日本公布了收入倍增政策，1964年承办东京奥运会，1970年举办了大阪世博会，1972年承办札幌冬奥会，1968年成为继美国之后的GDP经济强国，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第二消费社会”结束。
从石油危机结束后到千禧年之后为第三消费时代，这个时期消费单位开始由家庭转向个人，也可以说是“由家计到个计”，电脑、小型汽车、便携式收音机、MiniCompo收音机等轻薄短小商品流行。
1997年金融危机是日本开始进入第四次浪潮，社会老龄化，1995年15岁至64岁的“生产年龄人口”占比达到最大值，随后一直下滑，总人口从2007年后开始逐渐减少，非正规雇用者的增加，社会逆原子化，越来越重视彼此联系。
日本消费者品牌偏好和之前比较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追求差异到追求自我变化，从物质追求到精神追求变化；从追求品牌到务实适用变化，从个性消费到品牌融合变化；从豪华高端到低调务实变化，从追求利己到追求利他变化。
消费形态与经济水平高度相关，过去四十年是中国快速崛起的四十年，用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二百年，日本一百年的历程，从消费演变看，中国也用四十年时间走完了四个消费时代。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较大，再加上历时较短变化速度快，中国消费演变的历程没有明确的代际划分，北上广深杭、二三四五线、乡村社会代际演变的时间有先有后，笼统而言，中国已经走完三次浪潮，正进入第四次浪潮。
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进入第四次浪潮恰逢互联网技术全面普及，技术进步叠加消费转型，除了第四次浪潮的转型的共性之外，还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互联网高度普及，消费认知快速趋同，转型时间更短，更迅猛。
宣布“重新发现日本”的藤冈和贺夫于1984年写了《再见，大众》：人们更多地关注生存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如何享受消费生活，度过闲暇的时光，培养兴趣、提高修养、体育锻炼。
三
即时生活：流动的现代性
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中把这种现象称为“第三消费时代”向“第四消费时代”的转变：消费者不再追求个性化、阶层差异，消费回归实用本质，在性价比的基础上追求简约、简单，追求使用价值与价格的平衡。
对比疫情后的中国，人们的消费方式更强调刚需和实用，把钱用于缓解焦虑或者满足“此时此刻此地”的兴趣。
北大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聊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当前生活方式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人们心理状态的巨大转变。疫情对此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身处的‘变局时代’，它让我们生活的传统框架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父辈的生活轨迹像是一条预设的铁路，那么‘80后’‘90后’的生活方式更像是一条自己可以选择道路的公路，而现在更年轻的数字一代，他们却像是在茫茫大海中漂流，没有确定的路线，面对的是无尽的不确定性。”
12岁那年，胡涛的父母留给他一部仅能通话的老年机后前往浙江打工。山里信号差，他得跑到后山坡上打电话，最初，他哭着让父母回家，但电话那端的回答透着几分无奈，“得赚钱，回不去”。
他曾在别人家吃到肉松饼，那是山里的“稀有品”，回家给外婆随口一说。外婆宠溺他，隔天早上五点多，她独自去镇上买肉松饼，三十多块钱一斤，来回走了四个多小时山路。那袋肉松饼，胡涛每次只舍得掰一点尝尝。
从拼多多买来的那双球鞋寄来、穿上的那一刻，他在球场上奔跑着，转身、跳跃、投篮，有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好像成了一名真正的球员。”
很多年来，徐永莉的工资都没啥变化，相当一大部分是为父母和两个孩子买蔬菜、水果、日用品。另外一部分是给自己，想减肥的她买过荞麦面、燕麦片和全麦面包，“瘦没瘦的，吃得很开心。”
“当一个大管家，我想精打细算地让全家人过得更好。”徐永莉说，有次她在拼多多买到一款结实耐用的垃圾袋，商家说的500个，看着不够数，数了一遍确实少了，拍照上传联系售后，十来分钟就补了差价。
夏夏出生小康家庭，从大学起就试图打工赚钱。那时她身兼数职，早上八点出门实习，晚上6点下班还要去做家教；暑假忙着和老师合作做research；本科四年，她没有一个暑假是在家里过的。
澳洲留学期间，她参加过墨尔本华裔小姐活动，做项目管理、活动运营，还做过营养品、化妆品代购。在拼多多下单，母亲还念叨她贪便宜，母亲总和她开玩笑，说她是个守财奴，后来发现妈妈也通过她的账号在拼多多上下单。
波兰社会学家扎伊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指出，未来是一种与“固态现代性”或传统工业社会有明显区别的社会状态，即“液态社会”，它是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的。
追求简约、简单，追求使用价值与价格的平衡，即“世界合理价值”，可以对抗液态社会的挑战，是人类理性的选择。再此社会背景下，“即时生活”态度反而成为一种灵活且多样性需求的表达。
四
消费直过：重新发现中国
这些平常中国正上演的平常生活，支撑起了中国消费，也支撑起了互联网平台经济。中国幅员辽阔，2000年加入WTO后经济“陡峭化”增长，产生了比日本更复杂消费演化，当下中国的各个“消费时代”在不同人群的分化共存演绎。
因为互联网技术，贵州大山里的胡涛从第一消费时代直过到了第四消费时代，河南商丘的徐永莉、山东省泰山农村小伙张世瑞从第二消费时代直过到了第四消费时代，北上广深则没有直过现象，用四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四个消费时代。
“直过”只社会经济发展不经过既定的某一阶段直接过渡到下一阶段的现象，从消费代际的角度考察，贵州大山、泰山农村，甚至中国广大三、四线城市都存在消费直过的现象。
消费直过的最大推动力是技术基础设施的普及，互联网技术最大的能力是连接，这种连接的能力把中国广大的乡镇村，县城，三四五线区域与中国一二线城市连接为一体，产生了数量庞大的互联网“直过”人口。
他们跨过PC联网直接过渡到了移动互联网、社交时代，中国目前已有数亿“直过”人口。互联网“直过”人口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三四线下沉城市，二是移动互联网年轻一代，三是中老年人群，他们正在掀起一场“直过商业革命”。
直过商业革命诞生了巨大的商业机会，互联网电商平台是这波商业创新的受益者。比如拼多多，创立短短八年时间，拼多多拥有近9亿年活跃用户，依托主站和多多买菜两大国内业务，已经走进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9亿年活跃用户包括很多三、四、五线城市，甚至乡、镇、村用户，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新势力，抓住了这些新势力，就拥有了改变格局的能力，比如拼多多在获得用户认可的同时，也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
受各种因素影响，今年以来互联网头部大公司股价均处于下跌态势，拼多多却逆势上涨。拼多多做对了什么？抓住新势力应该是其中之一。
即便是近几年才发展的多多买菜业务也已覆盖国内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提货点开进了全国70%的行政村，农村居民享受到了购物次日达的便利。
过去因为信息鸿沟形成了巨大的消费鸿沟，互联网升级了社会基础设施，信息鸿沟被填平了，同样被填平的还有消费鸿沟。通过互联网，我们正又一次“重新发现中国”。
